爱华网十多年前，在大学里看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懂了多少不好说，只是至今仍然记得书中语言和逻辑的干净漂亮，像盒子里的一粒粒玻璃球，虽然紧紧挤在一起，却互不粘滞。看到最后一章，只有一行字：“对于不可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一时竟然胸潮澍湃，似乎也跟着作者一起沉入那神秘而深邃的宇宙之心内。
似乎也是在那时接触到禅宗，只觉得维特根斯坦的沉默之处，仿佛正是禅宗的活泼所在——倘按日后胡兰成的说法，也可算得“虽初缘疏浅，亦是一机一会”罢。
在翻阅胡兰成的《禅是一枝花》过程中，这段回忆突然又跳到脑海里。虽然全书看完，于禅依旧似懂非懂，但对于作者在点评禅门公案时的洒脱灵动，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譬如在自序中，作者论及禅宗公案与历史事实的“真”“假”问题，写道：“盖技术的构想不可不依照事实，但如文学与原理上的思想则只是借事实做个因头来兴起……我也这样的喜爱禅宗有些地方说假话，如拈花微笑的故事及慧能传衣的故事。”
而在书中，作者则身体力行，“假作真时真亦假”，书中表哥、哥哥、妹妹等其实都是胡兰成自己的化身，如满天花雨，无处不在……令人看来别有一番兴味。
在通过《今生今世》接触胡兰成的文字前，对胡兰成的印象大抵不外“张爱玲的前夫，汪精卫时代的一个文人小政客”而已。不料初一接触，竟被其文字的清丽脱俗所震憾，一时竟找不到相应的坐标来判断此人，唯以“文体大家”视之。
据说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与《山河岁月》这两本书中所表现出来的才气折服了余光中、唐君毅、王德威、贾平凹、阿城等众多文学大家，他们对胡兰成的态度也都是既爱又恨，一方面不齿其为人，另一方面又极喜爱其文章，香港评论家江弱水用九个字概括胡兰成：“其人可废，其文不可废。”
著名周作人研究专家止庵先生为《今生今世》中文版作序时写道：“我又曾提出有一路‘才子文章’，从林语堂、梁实秋、钱钟书直到董桥，皆属此列；现在不妨把胡兰成一并算上。才子者，首先真的有才；形之于文，是为才子文章。以此而论，胡兰成堪称就中翘楚，确实绝顶聪明，处处锋芒毕露……”
但在看完《今生今世》后，竟不愿再翻一遍——单从《今生今世》的文字而言，确实别具一格，轻灵圆润。但不知怎地，总觉得这种文字虽精巧，却有欠大气，正如有论者所说，“只是尽力往好里去写，博个文采风流的文人彩头而已。”
直到几个月后，再读到胡氏的其他两本作品：《中国文学史话》和《禅是一枝花》时，才真正见识到胡兰成的另一面。据《今生今世》的出版策划人沈浩波所述，胡兰成在写作《今生今世》时，自身的思想体系尚未成形，直到六七十年代他晚年时，学问及思想体系才最终成型，而《中国文学史话》和《禅是一枝花》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沈浩波认为：“前者所说的文学，与一般文学史家不同，有更恢廓的气象，以文学为由头，论的是中华文化，他很看不起西方专门的小说的文学，以为不过是小器，无法与中国古代的泛文化概念下的文学同日而语。而后者则首次解明了禅宗第一奇书《碧岩录》，看似奥妙的禅宗公案在他的笔下，不过变成了世俗的家长里短，他以为中国的禅宗有一种世俗的好，比印度的佛理更好，是真正中国的……”
正因为如此，沈浩波坚持“不读这些书，不会知道一个真正的胡兰成。他其实那里是一个什么才子啊，所以，我绝不同意王德威所说的，‘他的抒情史观，其实上溯周作人、废名、沈从文’一脉，这实在是差之千里，也不同意止庵将其划分到林语堂、梁实秋、钱钟书乃至董桥一脉的‘才子文章’，哪怕说他是个中翘楚，也是局限了这个人，从胡兰成的文章中看，他是很看不上林语堂的。”
这是“爱之者欲其生”之语，但亦有不屑者，如大陆学者倪伟，
“胡兰成的曼妙高蹈，貌似得禅蜕之意，其实却是狂禅一路，只有乾慧，而无修行，虽欲转识成智，结果反是在迷障中愈堕愈深……通观中国历史，胡兰成之流亦不乏其数，此辈善以文辞炫人耳目，锦心绣口，五色斑斓，令人神移目盲。即如今胡之咸鱼翻身，亦端赖于其文章之妖娆妩媚。”
“胡兰成素喜以荡子自比，自言对于故乡是荡子，对于岁月亦是荡子，然观其言行，则毋宁说他是中国文化之荡子更来得准确，邪僻放诞，却自以为得天地之心。证之历史，荡子无德而见重于世，是为末世之兆……”
至于其他论其下作，论其无行之文，更不知凡几。长期以来，读者对胡兰成的了解，大多集中在两点：一是胡兰成曾经是汪精卫手下的笔杆子，属于没有气节的无行才子一类；一是胡兰成最后抛弃了张爱玲，属于用情不专的无行文人。
如此“无节无行”之人，居然在这个时代引来如此之多的“知音”，也难怪倪伟教授会发出“末世”之叹。然而对此我却有些不同的看法。
王元化教授在一次接受访谈时，曾专门谈到中国传统中的“意图伦理”，按王教授所言，这种意图伦理即“先定了我喜欢什么，我要什么，然后用道理来说明所以喜欢以及要的缘故。”
意图伦理的危害，在于它造就了一种意识形态化的价值标准，“在认识真理、辨别是非之前，首先需要端正态度、站稳立场。也就是说：你在认识真理以前首先要解决‘爱什么，恨什么，拥护什么，反对什么’的问题，以达到‘凡是敌人赞成的我们必须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必须赞成’。但是这样一来，你认识的真理，已经带有既定意图的浓厚色彩了。”
王元化指出，在这种意识形态下，“……往往自以为真理在握，必不许反对意见有反驳的余地，接下来舆论一律、压制不同意见，思想定罪，以至改造人性，改造思想，不都是这样发生的么？”
王教授的这番话当然不是针对今天的“胡兰成现象”所说，但对于刚从一个民族的文化悲剧阴影中走出来的这代人而言，在重续中华文化血脉的过程中，面对种种泛起的历史现象，沉渣也罢、珍宝也罢，何妨以一种更加多元而开阔的心胸来包容呢？
禅宗所言：“至道无难，唯嫌拣择。”莫非亦含此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