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最近，盛洪先生在由其主编的《新青年·权衡》杂志上撰文并召开研讨会，倡导“天下主义”观点。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的“天下主义”是可以用来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诸多难题（比如核扩散危机）的；而且，“天下主义”是可操作的，作为“天下主义”中心的中国应该以其道德自觉来整合世界文明，甚至整合世界政治秩序，走向“天下无核”。 应然的历史与实然的历史 笔者对通过“天下主义”实现“天下无核”的理想非常赞同。“天下无核”这种理想，就像中国古人追求的“大同世界”，你不能说这个愿望不美好、不善良。尽管历史运行的实然逻辑和人们所设计的应然逻辑并不一样，历史演进的实然状态和人们所预期的应然状态可能迥然不同，但我们仍然必须强调应然逻辑和应然状态的价值，因为，这种应然的逻辑就像地球的吸引力一样，把一切欲凭借离心力腾空而去的物体牢牢吸引在地球上，使其附丽于地球这个母体而免遭扬弃。由于离心力的作用，地球上事物的运行轨迹可能会和人们预期的有很大不同，但同时由于地心力的作用，使这种实际改变的轨迹不至于和人们预期或设计的全然不同，至少不致使这些物体飞离地球，彻底脱离地磁力的控驭。 上面这段话说得有点云遮雾罩，直白点说，就是人类必将追求自身发展、进步和繁荣的这种应然的历史逻辑（或状态）虽然与人类因迭造人祸而致倒退毁损的实然历史逻辑（或状态）大异其趣，但是，造物主辛辛苦苦造出人来，总不会是为了毁灭它，而是为了繁衍它。尽管在人类演进的历程中有罄竹难书的挫折、风险、灾难、倒退、损毁，但在迄今可知的时段内，人类并未如诺查丹玛斯所预言的那样全然毁灭，地球也并未彻底爆炸，人类总的“进路”（借用一下朱苏力发明的这个字眼）还是向前的、进步的、繁荣的、文化（文而化之）的，无论是人类的财富积累还是文明程度，都呈现增长的态势。所以然者何？恐怕应归功于“造物主辛辛苦苦造出人来，总不会是为了毁灭它，而是为了繁衍它”这个应然的历史逻辑，这个应然的历史逻辑如地球引力一样，将包括人类在内的事物牢牢吸附住，避免其滑向广袤无垠而又万劫不复的深渊。 “天下主义”与“流氓假定” 上面我们谈了“天下主义”作为一种理想的价值，现在关键的问题是怎么实现这个理想，这个理想有没有实现的途径。正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盛宏先生等人似乎理想得近于天真了。 世界现有的核武器（约3万枚）足以把地球毁灭多次，那么，怎样才能避免这个巨大的威胁呢？笔者以为，如盛宏一样把避免核武器毁灭人类的理想建立在一种道德的或者是善良人治的基础上，是十分不可靠的。把一种巨大的危险力量完全交由个别“道德圣人”来操持，已被实然的历史经验证明非但不是安全可行之道，而且会加剧危险，因为这种做法背离了普适的人性基础。人性是善恶兼有的，与其相信人性善而把人类的身家性命托付于某“善人”，不如笃信人性恶而将人类的身家性命、祸福荣辱托付给制度和规则，由制度和规则去制约那些掌控公权力、可能为祸人类的恶人。 西方政治学说中有个著名的定理叫“流氓假定”，意思是，当我们着手制度安排时，必须首先假定皇帝（姑以之代称最高权力的掌控者）为流氓，其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为圭臬，其道德是有缺陷的，为此，我们必须设计一套严密的监控、制衡、防范、约束的机制，以避免皇帝滥用权力而贻祸人民。西方的宪政分权体制大概即肇始于此。与“假定皇帝是流氓”的定理相反的则是“假定皇帝是圣人”。以“圣人假定”作为制度安排的前提，则必不能对皇帝稍加监控、制衡、防范、约束，因为皇帝既然是无所不能、无善不为的圣君贤人，还哪里用得着再去防范约束他呢？《明史·翟銮传》中有句话说得再清楚不过：“陛下，即天也，春生秋杀，何所不可？”这种制度安排上的缺失就为皇帝恣肆无忌地滥用权力大开了方便之门，家国的危险就陡然增大了。在中国有皇帝的漫漫几千年，除了个别开国之君和中兴明主，绝大多数的皇帝其实远非圣君，即便不是流氓也与流氓差不了多少，这也正是中国自明清以降渐渐落伍于世界潮流的症结所在。（参见笔者博客《说说“流氓假定”》一文） 作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总统之一的林肯曾说，所谓民主也就是选了一个傻瓜出来做总统，那么这个总统在他有限的任期之内对国家所造成的伤害也是非常有限的。美国另一位前总统克林顿在北大演讲时曾说，美国最伟大之处既非其发达的经济，也非其无与伦比的军事实力或科技水平，而是美国人民把总统牢牢地关在了笼子里。美国人深知，不受约束的公权力才是人民最危险的敌人。 西方经济学里面的“经济人假定” 、“理性人假定” 等等也都是假定每个人以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为圭臬。西方经济学的大厦实即奠基于此。 由此可见，作为制度经济学派学者的盛宏以及何怀宏、尚会鹏等先生试图以“天下主义”的道德伦理和生命原则来实现“天下无核”，无异于苦口婆心地规劝刽子手“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其用心不可不谓良苦，而其效果则难以令人乐观。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想想，假如中国自古以来不是实行“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的刑律（即制度、规则）约束，而单靠道德规劝、说教，那杀人越货者还不遍地开花了。 笔者以为，与其将“天下无核”的理想建立在“天下主义”的道德伦理基础上，倒不如用宪政共和原则和委托代理（即自由民主）机制将这种巨大的破坏性力量掌握在绝大多数理性的人们手中更来得安全。也只有依靠宪政分权原则和民主机制，才有可能经过理性的博弈和协商实现核不扩散乃至“无核化”的目标。这样的机理不仅适用于一个民族国家，也适用于世界。人们理想中的“世界政府”的运作机制也应该符合“宪政共和”和“自由民主”的原理，“世界政府”应该是单个民主政府的放大。当然，“世界政府”的架构和运作机制要更加复杂，但其理一也。联合国已为世界政府的构建提供了一个雏形和平台。像构建一个符合民主共和原则的民族国家一样构建一个民主的、共和的联合国（世界政府），应该成为全人类的理想。这样的一个世界政府应该是自由的——其成员国实现充分的“意思自治”；它应该是民主的——其重大决策由占绝大多数的成员国做出；它应该是共和的——避免“多数人的暴政”对少数人权益的无端侵犯；它还应当是宪政框架下充分分权制衡的（比如三权分立）——在多数人的意志和少数政治精英的理性之间求得平衡（有时候，真理的确不一定掌握在多数人手里，当多数人的谬误与少数人的正确意见发生冲突并将导致严重后果时，就需要高度独立、具超越性、具专门知识者——比如独立法官——秉持人类的理性独立做出高瞻远瞩的正确抉择。英美司法史上就出现过如“辛普森案”、“米兰达案”、“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这样经典的判例）。在理想的世界政府里，自由、民主、共和、宪政，“一个都不能少”！ 按上述原则建立起来的联合国或世界政府或许有可能使核武器真正掌握在世界上占绝大数人的手里，并遵循理性和谨慎的原则确保其用于保卫人类和平和正义的目的。进而，为人类自身生存计，经由这个世界政府的程序化决策，最终实现“天下无核”的美好愿景。 两利想权取其大，两害相较取其小
盛宏先生还谈到了美国充当世界警察的问题，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的问题。他认为美国奉行的是霸权主义（原话并非如此，意思庶几接近），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是不道德的，或者是恶的（尽管萨达姆也是不讲道德的、恶的）。笔者基本的倾向是人权大于主权。当然，美国在发动伊拉克战争的时候在程序上是有瑕疵的（没有获得联合国的授权），换言之，美国的做法不完全符合“程序正义”的原则。但是，下面几个因素值得我们思考。
首先，我们回顾一下解决伊拉克问题的整个过程，美国并没有完全抛开联合国，美国一直试图在联合国框架内解决问题，力争能像第一次海湾战争一样通过联合国做出决议，只是联合国分裂了，美国虽然获得了占多数的安理会常务理事国的支持，但未能获得一致支持。我们只能说联合国出现了分歧，联合国分裂了，而不能说美国完全绕开了联合国，不能说美国纯粹搞单边主义，“联合国军”里面也并不只有美国一家的军队。
其次（这其实是更重要的问题），我们应该反思一下联合国决策机构的构成和运行机制。联合国安理会及其常务理事会的构成和运行机制并非没有弊端，这也正是安南一直致力于推动联合国改革的原由所在。现有的联合国很难起到打击、铲除这大千世界上种种不义不平之行为的作用，几乎要成为“橡皮图章”和“表决机器”了。（比如，原“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因为有苏丹等嗜血国家赫然入列并被古巴、津巴布韦、利比亚等人权劣迹斑斑的国家把持而臭名昭著，不得不在今年5月9日重新选举产生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古巴等人权记录不良国家继续入选，而美国则事先退出了参选。如果说美国在国际上的人权记录有瑕疵的话，那么，其国内的人权状况总比古巴等国家强吧。现在这样的名额分配和选举结果岂非对“人权”二字的绝妙讽刺！）在这种情况下，人人都不出头，难道要眼睁睁看着世界上像萨达姆这样肆无忌惮侵犯普适人权的暴君继续无所顾忌地肆虐人寰吗？侵犯人权，因“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灭绝之，这种反人类罪早已突破民族国家的边界而成为对人类整体的犯罪了，“主权”云云早已不能成为独裁者祸害人类中任何一分子的挡箭牌了！其实，稍微一想便可明白，是人先于国家民族诞生还是国家民族先于人存在，是国家民族为保护人而设还是人为保护国家民族而生，孰先孰后，孰轻孰重，一目了然。至少在两千多年前，中国人就已经明白这个道理了。《诗经·硕鼠》云：“誓将去汝，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只有不欺压我、让我感到快乐的地方，才是我的祖国；反之，成天欺压我、让我感到很痛苦的地方难道还能称得上是我的祖国吗？ 再次，我们退一步讲，假定美国推翻萨达姆政权的行为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是一种恶，那么，我们把美国倒萨之恶与萨达姆屠杀异族之恶放到一起比较一下，孰轻孰重、孰大孰小呢？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白璧无暇的东西，世界上更没有最好、最正确、最伟大、最光荣、最优秀、最完美、最美妙、最英明……的事物，我们只能“两利想权取其大，两害相较取其小”，当我们面临任何抉择时，只能选择比较而言“最为不坏”的方案，而不能指望选择出“最好”的方案。体育明星常爱说“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还是很有道理的。不喜欢民主的人常常批评民主制度如何如何不好，其弊端如何如何多。是的，民主制度当然是有缺陷、有弊端的，它当然不是“最好”的制度，但“最好”的制度又在哪里呢？民主制度只是相比较而言“最为不坏”（或者恶最少）的一种制度而已，它总比专制独裁制度好一些吧。一言以蔽之，如果两个“蛋”都是“坏蛋”，而我必须从中选择一个，我当然要选择那只还没有完全坏透的了。在民主和专制、在美国和萨达姆这两组“坏蛋”中，如果非要让我分别选择其中一只的话，我只能选择民主和美国这两只比较而言还没有完全坏透的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