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知识结构，它大致包括三个方面。其一是构成某一时期知识内容的根据，或者也可以看成是一定知识系统的界限；其二是用发展科研和教育来产生与分配知识的能力及方式；其三是主要由前两者而产生的，并且与前两者相应的知识权利，即凭藉知识对社会各方面所具有和造成的影响。一般地说，知识分子问题的重要性是在其与知识结构的关系中见出的，而本文所关心的，是中国转型时期的知识分子与其所处其中的知识结构的关系，主要体现为知识分子在改革开放中地位和作用的变化及其自身品格的真实生成。
为了使问题简明集中，本文将从三个方面进行讨论，即改革开放前中国知识分子的真实含义与定位、知识分子的几种类型及其相互关系、知识分子的主要变化与品格生成。这三方面问题在时间跨度上并不局限于改革开放的转型时期，但却都是为着说明转型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状况和变化的。
三节讨论的简括论点是：一、中国知识分子的真实含义是指一种政治另册中的知识精英，其定位则取决于执政系统根据需要做出的实用安排；二、中国知识分子的状况、地位和作用是从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之间，以及他们与知识结构等诸互动关系中见出的，这些类型主要可分为科技、行政、人文、批判四种；三、中国知识分子正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一道生成，其功能特征可能是论理性建设大于否定性批判。
一、真实含义与定位
中国的和外国的学者基本上都同意，知识分子一说是近两百年才有的事情。比如张汝伦认为“知识分子完全是一个近代的概念。”
“从根本上说，知识分子之所以不同于以前任何类型的知识阶层，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现代化这一历史进程的产物，他们的出现，顺应了现代化的需要。”又比如黄乎认为，“如果说在西方，知识分子是在近代二三百年社会变迁中才出现的，那么在中国，这种新式的知识分子也只是一百多年前中国与西方列强在经济、军事、社会、文化诸方面碰撞后才产生并逐渐步人中国的社会舞台的。”
从上述引文不难看出作者考虑“知识分子”这一概念时的西方参照，而且他们在文章中也的确开列了许多西方著名学者的论著以证实“识分子”确实是近两百年才生成的概念。张汝伦把这种现代知识分子分为两大类，即“术专家”和“人文知识分子”；黄平则区分出“体制知识分子、非体制知识分子和反体制知识分子”。黄平的区分当然是指中国的情况，为了说明5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所经历过的“一个较深刻的非知识分子化过程”。既然是“非知识分子化”，那么就还是有“知识分子”的本义。从许多论著来看，黄平的一个表述可以代表这种知识分子“本义”：“作为频繁地使用的抽象符号去创造并阐释人及其环境的思想的人。”
显然，这种“本义”是针对知识分子作为一种职业的功能特征而言的，即知识性、精神性、批判性。知识分子的这些含义的确是真实的，但它不仅具有明显的西方学术观点参照，而且在适用域方面过于一般，缺乏针对性。这种针对性主要有两个意思。其一当然是指中国的知识分子；其二是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固然也具有世界范围知识分子的共性之处，但这些共性对于确定中国知识分子的真实含义和定位具有多大作用或意义，却是这些共性本身无法提供的。
弄清楚中国知识分子的真实含义和定位，其针对性不仅在于它们是“中国的”，更重要的是说明甚么样的“中国的”，也就是说，它们在甚么意义上对于说明今日中国知识分子诸问题来讲具有真实作用。所以，并不是因为我在此文中只关心转型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从而不满足一般的共性表述，而是学理分析自身如何才具有真实性。我同意“知识分子”一说原本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产物，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实际状况一是和共产党30余年武装革命紧密相连的，二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共产党领导下真实进行的。显然，由于这两点，本文的话题不包括台湾、香港和澳门的中国知识分子问题；又由于分析中国知识分子在转型期中的变化必须先弄清他们过去的状况，所以本节对知识分子真实含义和定位的表述，在时间上大致可以包括共产党成立直到改革开放前。
中国知识分子的真实含义，是指政治另册中的知识精英；其定位，则取决于执政系统根据需要而做出的实用选择，即改造、团结、利用、依靠(这四者既可分立，也可并举)。
政治另册，是相对共产党的政治理念而言的，而之所以需要并且能够将知识分子列入政治另册则是有着种种现实根据的。首先，共产党从成立开始的直接任务，就是推翻现存政权，建立一个新政权。在这个革命任务中，现存的知识结构尤其必须加以改变——至少是为了宣传革命和确立信仰。一般说来，一定社会中掌握知识的人不仅绝大部份是与该社会的执政系统相适应的，而且其知识的获得和作用指向也是为执政系统允许和导引的。社会文明由有知识的人来延续和创造，这是一个不难理解的经验性常识，而共产党革命事业的依靠力量和服务对象在当时都是穷人，有知识的人不在他们当中。因此，知识分子基本上处于革命对象的营垒——至少从职业上讲是如此。列宁就说过：“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曾经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第二，革命的首要问题在毛泽东看来是分清敌、我、友，革命营垒不是不需要有知识的人，而是他们不应属于敌对营垒的“知识分子”。毛泽东把知识分子比做依附于一定生产关系之“皮”的“毛”，其自身并无专属的阶级位置。由于要分清敌、我、友，对能够构成旧知识结构的有文化的人在政治结构中的位置作一番调整，于是才产生了中国特定的“知识分子”一说。这种调整的根据主要有两个。其一，认为掌握高水平知识的人都是、至少本能地或潜在地都是为革命所要推翻的政权服务的，有的人则直接构成这种政权的成份；其二，把革命意识灌输给工、农阶级并领导他们干革命的大多也是有知识的人，但他们不属于知识分子，或者叫做革命的知识分子。
第三，知识具有延续性，新政权要真正建成自己的知识结构也不是一、两代人就能够完成的，所以，政治另册的划分并不因为新政权的建立而随之失效。事实上，直到1957年毛泽东还明确地说：”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知识分子，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把中国知识分子的真实含义表述为政治另册中的知识精英，并不是用政治的特殊性取代知识结构的一般性。事实上，前面讲过，中国知识分子的职业功能也有知识性、精神性、批判性等特征，但它们在政治另册这个含义中的真实性以及作用程度都是大受局限的。是否算做有知识、怎样维持精神性、应该批判甚么以及怎样批判，等等这些都由政治另册的实际状况来决定，而难以自为地成为知识分子属性构成的诸种功能。
由于处于政治另册中的人是知识精英，他们对于文明建设来讲其实一直是不可缺少的，所以还不能列为统统打倒或弃之不用的一群。这里有一个根本性的微妙之处，即这种另册的政治其实并没有专属的阶级定性。列入另册的，是指那些可资利用(而且往往实际用处极大)、却必须严加防范、且不具有专门阶级属性的知识精英。如果不是这样，不仅“革命知识分子”一说不好解释，而且仍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同样也在为无产阶级或社会主义服务就更不好解释了。因此第一，知识分子作为范畴原是指革命的对象而具有真实含义的；第二，知识分子不是一个自为的阶级，而只是社会诸结构(主要是政治结构)中的一种因素或阶层；第三，知识分子的知识是靠不住的，甚至是比工、农阶级的实践经验还要低下的；第四，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由已经是革命者的有文化的人所领导的工、农阶级来决定的，而这些有文化的人不叫知识分子，或者叫革命的知识分子。
由上，作为政治另册中知识精英的知识分子，其真实含义大抵在于他们在政治道德方面是不可靠的。也正白于此，执政系统(共产党的武装革命时期应看成是其执政系统的前期行为)便有了关于知识分子的专门政策。这个政策的实际含义，指在不同的情况下对知识分子采取改造、团结、利用、依靠等不同做法。在一定的时期，对知识分子的安置操作符合党的利益需要，就叫做“落实”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反之，如果与这种利益需要相悖，叫做知识分子政策没有落实或遭到了歪曲。
中国知识分子在被改造、团结、利用、依靠中得到定位，并且视政策“落实”的实际情况获得定位的真实性，这些都是熟知的历史，无需多说。需要说明的是，知识分子的被定位，并不排斥知识分子职业的共性特征的存在，不过这两者并不是同一层面的对应话题，其各自含义的区别大致可类似于“地位”和“作用”。
二、几种类型及相互关系
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特别是其政治结构的变化和需要来谈知识分子的真实含义和定位，显然并不是为中国知识分子下概念性定义。事实上，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成及其境遇的特殊之处，是由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自身矛盾和困难造成的，定义在此以有甚么实际意义。相比较而言，中国知识分子是随着社会(包括经济、军事、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变革(这种变革具有西方列强侵入这一深刻背景造成的被动性)而出现的；而在西方，现代化和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知识分子自觉行为的产物。就此而言，笼统地说知识分子是现代化的产物是不准确的，而且从发生意义上弄清中、西方知识分子的这种不同，对于认识中国现代化进程以及这一段思想史和文化史，有着极重要的意义。对此，我正在另文专论，这里要说的是，知识结构本身既非静止的，也不是完全被动做出反应的。知识结构有自身的权力、权威，甚至财富，它对知识的产生、拥有，以及解释和分配，同样对社会其他方面产生主动的作用。在此意义上讲，中国知识分子真实含义和定位的被给予，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另一个重要方面，是知识分子自身在这种被给予中的行为和状况，它表明着知识结构的变化，及其对整个社会变化的作用和影响。
对于这另一个重要方面，苏珊·斯特兰奇有过极为出色的论述。她说，在中世纪的基督教世界中，教会由于掌握了关于死后复活的信仰的知识(解释及分配权)，因此就在这种知识结构中享有权威，并“天经地义地得到了某些权利和特权，积累起来的土地和资本等财富大部份由教会本身及其宗教团体保留着。”对比启蒙时代来讲，“在旧结构中国家和市场(经济)在某种程度上都承认教会是主子，在新结构中则国家——和国家之下的市场经济——才是主子。科学则是国家和市场两者的仆人。”我们在分析科技是生产力的时候，往往忽视这种生产力在知识结构中的位置及相互关系。知识结构的权威来自它占有、解释和分配信仰系统的特权，按斯特兰奇的说法，“只有在巩固或支持社会可接受的政治和经济安排的基本信仰系统一起发生变化时，技术变革才会改变权力结构。”同样，在中国，知识分子功能特征的一些共性(比如批判性等)，以及由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对知识分子真实含义和定位的规定这一特殊性，这两者的互动关系才构成了知识分子地位和作用的实际状况。
知识分子本来就依其职业的专门领域而分为互有区别的群体，他们在知识结构中所具有的特权方面及特权大小也是不同的。在上述互动关系中，知识分子更由于执政系统的需要以及与执政系统的近疏程度而不断分化着。就这种分化的主要原因是政治性的来讲，我们可以在相对的意义上说，不同知识分子的类型是依据职业差别和政治分化而定的。通过对这些不同的类型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可以从知识结构的角度看清中国知识分子的实际地位和作用。由于这些类型及其相互关系是在和平建设时期逐渐清晰的，又由于执政系统在政治理念和目标设计上的延续性，这一节讨论的时间跨度可以一直包括现在。
任何分类都有其根据和方法，所谓职业差别和政治分化，无论从字面还是概念来讲都是比较明确和不难理解的。但必须强调指出的是，不仅这两者是相对成立的，而且就它们本身的含义来讲并不足以作为分类的准确根据，或者说不能全部涵盖所要分类的特定内容和状况。大致说来，职业差别指所从事的、负责的、研究的、诉诸的“领域”不同；而政治分化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知识分子在政治结构中的状况，但其区别和分化也不纯粹是政治性的，因而大致指所具有的功能指向和实际作用方面的不同。依此，我把中国知识分子大致分为科技、行政、人文、批判四种主要类型。显然，这种分类的依据侧重是不尽相同的，比如，“行政”更多指职业地位，“批判”更多指功能特征。
所谓“科技”知识分子，主要指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和技术操作的知识分子；而“人文”知识分子，主要指传统文、史、哲领域的知识分子，他们大多关注思想、文化、信仰、人生价值之类的精神性问题或形而上命题。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一般还分出厂社会科学，比如对经济、政治、法律、管理等领域的研究。我把社会科学中从事操作性较强，或者主要旨在阐释既定权威指令和政策的工作的知识分子划为“科技”一类；而把其中从事思想性较强，或者主要旨在创设和批评各种基本原理的工作的知识分子划为“人文”一类。显然，在这种划分中，“科技”和“人文”的区别主要在于职业或课题领域方面；而厂社会科学的一分为二，则主要根据不同的功能分化，即或者类似“科技”的功能特征，或者类似“人文”的功能特征。
所谓“行政”知识分子，主要指执政系统中的知识分子，以及一些主要工作直接为执政系统服务的知识分子；而“批判”类型的知识分子则主要是根据其功能特征来划分的。根据我们前面提到的知识分子共性，比如知识性、精神性、批判性来看，所有类型知识分子都具有明显的批判功能，而尤以从事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为突出。之所以把“批判”单分出一类，首先是因为，恰恰所有知识分子都有批判功能，所以他们对此功能的运用就可能与他们的职业规范，或者给予他们的政策要求相悖；其次，无论是由于这种相悖的迫不得已，还是出于自愿选择，“批判”功能本身可以造成职业的规定，比如一般所谓“自由职业”的批评家。
上述划分的根据虽不尽相同，但这并不是根据或标准本身的随意性，而仅仅是因为这些根据或标准事实上是多样而交叉的。另一方面，这种分类是从立体的和变动的角度看待知识结构，以便更真实地反映出知识结构与知识分子，以及不同类型知识分子之间等各种互动关系。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图示来说明这些互动关系的主要含义：
领域不同 功能分立
领域不同领域相同
功能互补功能一致
领域相同 功能对立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区分是大致的和相对的，互动关系的含义也是指主要倾向而言的。
科技和人文两种类型知识分子在领域上的不同，明显体现在两者的职业和课题方面，也是经验表明的常态，不难理解。中国历来高等教育中文、理分科的状况，造成了科技和人文知识分子在知识结构上的区分；而两者的功能分立不仅仅是职业的分工，更是政治分化的产物。从历次政治、思想、文化运动来看，比较活跃的，以及遭打击的首当其冲者，都是人文知识分子。从前述知识分子的真实含义和定位来看，政治另册的主要防范也是人文知识分子，而现代化建设必不可缺，并且实际上一直充当技术骨干的，却正是科技知识分子。这种定位，从执政系统、知识结构，以及知识分子自身三个方面，维持(有时甚至是巩固)着科技和人文两类知识分子的功能分立。
由于相对人文知识分子来讲，科技知识分子比较容易适应执政系统所要求的稳定结构，或者说，批判功能在科技知识分子那里一般以不打乱知识、政治、文化、经济等各种结构(甚至包括对知识分子的定位)的稳定为界限；又由于和平建设需要科学技术，因此科技和行政这两类知识分子之间虽然领域不同，功能上却比较容易形成互补关系。毫无疑问，执政系统自身也需要由有较高知识水准的人来担任，知识化也已成为改革开放对领导层的一个主要要求，并正在成为事实。从老一辈领导人来看，其中知识分子大多属于人文类型，这正是其批判功能适应革命夺权需要的一种必然结果。随着和平时期政治稳定和发展经济的需要，高层领导人的知识结构就逐渐偏向科技类型(包括本文划归科技类型的社会科学部份)。如果做定量分析，这种知识结构的来源主要是留苏和中国理、工科毕业的知识分子。
行政知识分子所面临的问题是全方位的，但除了操作职能，抽象地说他们有力地维护着法定的信仰体系。这裏的信仰远不止宗教含义，而是主导的政治理念和社会价值。仅仅在这个意义上讲，行政类型和批判类型的知识分子在基本领域上是相同的。批判当然有很强的否定性，但我们知道批判并不就是否定，更是一种论理性建设。从执政系统来看，其夺取政权时期行政知识分子的批判功能以否定性为显，而在其执政时期，就以建设为主了。比较而言，批判型知识分子主要是从功能特征上讲的，也就是至少在形式上否定性始终比建设性突出，所以与行政型知识分子在功能指向上显出对立来。批判功能原本来自知识结构本身的权威，根据批判内容的不同，就会形成不同的，甚至相互冲突的权威或权威势力。按照斯特兰奇的说法，一定知识结构中，“敌对的权威必须予以消灭或搞臭”，这是行政和批判两类知识分子功能对立的必然性根据。但是，这种对立并不仅仅体现为各自批判的内容(或坚持的信仰)不同，而且也可能形成职业区别。的确，许多学者特别喜欢强调知识分子的批判特性，比如“批判者，你的名字叫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天生就是一个批判家、知识分子，举起你的左手，批判主流社会；举起你的右手，批判大众社会”。这种以偏概全的看法在学理上是有欠缺的，但也说明事实上真有这种批判型知识分子存在。
至于人文和批判两类知识分子，其领域的相同是显见的事实；而其功能一致，则是就批判功能在人文知识分子那裏比在科技和行政两类知识分子那裏更显突、更常见而言的。如果说，科技和行政两类知识分子容易形成互补关系，包括前者在职业上直接成为后者的来源补充，那么人文和批判这两类知识分子更容易在职业和功能上形成一体，包括有些知识分子个体的身兼两者。
上图中的对角线，也就是“科技”与“批判”、“行政”与“人文”两组知识分子之间，有一个方框，表示他们之间的互动关系比较弱，而且一般采取间接的形式。从前边的分析可以看出两组对角线关系的较弱和间接，不再赘述。问题在于，这种互动关系的较弱和间接本身就反映了知识结构和知识分子的现状，并且也预示着知识分子在改革开放中地位和作用变化的某些可能趋向或空间。
三、变化与生成
所谓变化，是针对上两节内容而言的。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转型，中国知识分子作为政治另册的真实含义及其定位的被给予性正在逐步失去意义；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将在与知识结构互动作用中生成中国知识分子新的共性。在这种变化中，与其说中国知识分子曾经历过“一个较为深刻的非知识分子化过程”，不如说较为明确定性的中国知识分子正在开始生成。这种生成既不是现代化的产物(如改革开放前知识分子的实际情况)，也不是现代化的动因(如西方知识分子)，而是转型时期知识结构本身的功能属性。知识结构当然不等于知识分子，但后者能动地构成前者的行为主体，并对前者的状况负责。就生成着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讲，其功能特征可能是论理性建设大于否定性批判性。
首先，随着政治运作的有序化，知识分子作为一种范畴逐渐失去了它原来的政治分层含义；知识分子的身份确定，越来越取决于个体对如何参与知识结构的组成和运作的选择。
所谓政治运作的有序化，是指专门政治不再以其自身的运用方式来干预并整肃一般政治。我在一些文章中多次认为，政治结构由专门政治和一般政治两大部份组成，前者直接涉及执政系统的权力问题，后者指其他领域所具有的政治性，以及对政治的学术研究。过去各种政治运动、以阶级斗争为纲、由政治目标的设计来计划经济等做法，都是政治运作无序化，或用专门政治干预并整肃一般政治的实例。
改革开放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当时提出的以经济工作为中心，就是改革开放最大的政治，同时也是政治运作的有序化。事实上，十几年来经济发展的每一个实绩，都是由执政系统的政策推动和保障的，甚至是执政系统自身改革的直接经济结果。但是，正是这种最大的政治要求不去争论“姓资姓社”，也就是说，政治有序化所要求的是各领域(首先是经济)自身的实绩，并由此保证着专门政治目标设计的实现或兑现。在这种背景下，知识分子作为各领域获得实绩的必须条件，被执政系统明确说成是“党的依靠力量”。事实上，周恩来在1956年初代表党中央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已经这样规定知识分子，并认为他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份了。但是政治运作的无序化，或者说专门政治对一般政治的干预和整肃，使这种转变没能成为现实。
知识分子随着政治运作的有序化而不再成为政治另册，这一变化并不是执政系统的权宜安排，而是政治结构变化对知识本身的需求，是政治结构与知识结构互动关系的体现。在这种变化中，个体不仅可以由参与知识结构的方式和程度来选择和定位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而且作为知识分子主要功能特征之一的批判性，也有了不被随意(主要指依执政系统的意愿)纳入专门政治(包括与特定专门政治对立或为其御用两个方面)的可能，甚至保障。也只是在这种转化中，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确立才具有了所谓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现实可能。
第二，长期以来对知识分子“落实政策”的做法也逐渐失去了意义，知识分子地位确立的现实性，正在由知识分子自身功能和特权所获得的实际利益所支撑。
政治另册中的知识分子的主要困境，在于自己既不能真实地创造知识，其劳动也得不到公平合理的应有回报。知识分子不是作为自主的个体来选择他的工作的，至少在职业形式上，他们的工作被看成是得到了执政系统的“使用”，而且这种使用对知识分子还是一种恩赐，是他们向整体革命阶级和革命政治表示效忠的机会和证明。至于回报，由于革命意识形态的防范和要求，知识分子不能计较个人利益的得失，其复杂劳动也难以，甚至不允许得到比一般劳动者更多的报酬。这样，有知识的人就和工、农阶级乃至执政系统处于一种紧张或疏离关系中，而缓和这种关系的唯一办法，是指望政府自上而下地制定某些对知识分子有利的，至少是合理的政策。这就是“落实政策”的主要缘由之一和实际内容。
随着知识分子的政治分层性质和作用的弱化乃至失效，落实政策也失去了意义，因为政治另册的设置已不必要，与此相应的被落实政策对象也就不存在了。所以，主张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知识操作的产业化，甚至鼓励第二职业，等等这些变化完全不同于过去所谓的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现实是，不是有知识的人靠政策来确认他们的政治位置，而是设法使科技成果尽快地直接转化为商品，使整个科技的研制、开发、应用以产业化方式来运作和经营，并争取知识特权所产生的高附加值。当然，在这些变化中还存在许多观念上的混乱和操作上的不规范，但这里要指出的是，问题的实质在于知识分子地位的体面保证和利益支撑。政治另册的做法，是剥夺了知识分子的政治体面，经济困乏只是这种剥夺的副产品或相应结果。政治结构的变化以及政治结构和知识结构的互动关系，使知识分子在政治体面上获得平等权利和地位的同时，面临着必须自己获得经济体面的境况.由于整个社会转型的价值观变化，这种经济体面的重要性也越来越显突。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知识分子地位的经济体面可能有待两个基本条件的具备。一是公司化运作，一是执政系统对知识结构中不能或难以直接盈利部份的支持和保护。就前者来讲，并不是指一般的“下海”，而是知识分子在知识运作中如何获得独立的市场经济人格。这一方面，科技知识分子(甚至行政知识分子)显然较人文和批判知识分子更有优势，更适应市场经济。然而，这种情况不仅表明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之间的互动关系正在发生变化，而且正说明执政系统需要对知识结构在领域分配、需求关系、人员素质、规模设置等方面进行调整，这至少因为，社会对某种知识系统的需求量和负担能力都是不断变化的。在这些变化中，知识分子的类型分化及其互动关系，已经成为知识结构中一个极为重要和显在的自变量，并直接影响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质量和速率。
第三，随着政治结构中专门政治日益自觉地自律和规范，不仅经济和文化得到迅速发展，知识分子也真正有了生成自身品格和功能属性的机会和条件。对于这种生成，不同类型知识分子的分化聚合和实际作用可能具有最关键的作用。
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共性生成中，历史的惯性使得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的作用有着不同的特征化体现。科技知识分子比较顺当地转入了知识的创造性操作和产业化经营，而人文知识分子和行政知识分子却碰到了各种内容复杂的失重感。这种失重，本是由于政治另册的惯性造成的。对于科技知识分子来讲，他们过去在政治另册中辛劳无间，现在却由于较有优势获得经济体面而具有较多的既得利益。由此，他们相对地来讲既可能更加失去对形而上问题的关注，也可能因为物质及闲暇条件的改善而更加乐于思考这方面问题。但是，他们对于批判的热情一般来讲即使不衰减，也是轻易不选择否定的方式。与此相对照，人文知识分子过去和现在都不大容易靠自己获得经济体面，但今天的失重感，却是由过去他们依其对待革命政治的态度以及与执政系统的关系而大起大落状况反衬出来的。在稳定和发展压倒一切的时期，人文知识分子在传媒效果和喉舌宣传中大起大落的机会不仅大大减少了，而且也是不受欢迎的。这样，人文知识分子尽管有可能(事实也如此)继续保持着显突的批判热情，但自身地位的改善(主要是政治和文化体面的获得)和谋求更多改善的愿望，使他们的批判热情更乐意转向论理性建设的方式。对社会发展大势的认识和把握，以及执政系统仍不放松的导引和防范(当然方式已大有变化)，都有助于人文知识分子保持这种论理性建设的批判方式，并努力使其有效。行政知识分子的失重既是相对科技知识分子，也是相对人文知识分子而言的。本来，他们大体处于政治另册之外，尽管政治另册的失去意义也是他们自身改革的一项成果，但至少作为个体，他们却可能只具有官员身份而相对失去了知识分子的功能特权。身为官员，他们所处其中的执政系统既不鼓励，甚至还限制他们比其他人先富起来，反腐倡廉的要求更是对权钱交易的直接打击。从个体来讲，此处并不是说人人都在为自己利益盘算，但从整体来看，行政知识分子唯一的优势，在于他们可能在对各种批判进行批判方面继续具有法律或政策的效用。
至于批判型知识分子，他们与其他类型知识分子的互动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特征化地体现出知识结构与政治结构的关系变化。在政治另册时期，知识结构基本上是从属于政治结构的；而知识分子的批判功能大多也有指向政治结构的倾向或特点；专门政治对一般政治的干预和整肃(或者根本界线不分)更是增加着批判与再批判的意识形态刚性。在此意义上讲，知识分子批判功能的政治性的自律变化，实际上是政治结构和知识结构相互作用中的一个趋同选择。无论从国际还是国内来看，稳定的好处和不稳的代价，都使批判型知识分子逐渐愿意同时采用论理性建设的功能方式。
以上三方面的讨论并不是中国知识分子在转型期地位和作用变化的全部，就其共性品格和功能属性来讲，也只集中讨论了在改革开放中生成的、最具中国特色的部份，并不因此排除与世界范围知识分子相同或类似的品格、功能、特征。这一中国特色的部份，就是指中国知识分子是和中国现代化进程互动共生的；其独立品格经过一百年(主要是被动地)变化在改革开放中才开始真实形成；就其主要功能之一的批判性来讲，则更多具有论理性建设的特征。
注 释：
①张汝伦：《人文知识分子与现代化》，载《原道》，第二辑，团结出版社，1995年版；下同。
②黄平：《有目的之行动与未预期之后果》，载中国社会科学辑刊》(香港)，1994年秋季卷；下同。
③《列宁全集》，第5卷，第343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52—453页。
⑤同④，第409页。
⑥参见孙津：《转型的中国》，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0—111页。
⑦参见，第三、四章。
⑧参见苏珊·斯特兰奇：《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杨宇光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六章；下同。
⑨邵建：《知识分子》，载《文艺争鸣》，1996年第1期。
⑩同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