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论方志学的研究对象*
王照伦
学界一致认为，如果要创立一个独立的学科，必须首先明确该学科的研究对象的什么。否则，就像一个不知道要干什么工作的工人无目的地走进车间一样，其结果是什么也干不成。方志学的研究对象是方志学基础理论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目前尽管对方志学的表述多达十余种，但还没有一种论述在志界达成共识。究其原因可以罗列若干，我认为最根本的还是人们在对方志学研究对象的确认方面没有令人信服的研究成果。因此，明确方志学的研究对象、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方志学，在目前不仅是特别重要的而且是十分迫切的事情。 综观人们对方志学研究对象的概括，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不足。 第一，回避。由于没有搞清方志学的研究对象，于是，有些文章或专著就在给方志学下定义时回避了方志学的研究对象。在这里，有两种现象。一是回避方志学的概念，在方志学专著或论文中，不去概括方志学是什么。从本世纪初至今近一个世纪内，以方志学命名的专著有数十种，而且有数以百计的论述方志学的文章面世，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专著和论文没有概括方志学是什么。二是回避方志学的研究对象。如：“‘著述性’是方志学与历史学、地理学的共识。‘综合性’则是方志学区别于历史学、地理学的特性”（张革非，《中国地方志纲要》，转摘自《黑龙江史志》1995年第6期第12页）方志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作者回避了，致使方志学到底是什么，作者或者自己也没搞清楚，或者没讲明白。 第二，方志学的研究对象与志书记述对象混淆。有些论著，没有搞清方志学的研究对象和志书记述对象的区别，甚至把方志学与地方志等同起来。如：“方志学是以一地区系统存在的自然和社会诸方面的运动状态为其研究对象和任务的。”（王建宗，《论方志学的学科地位》，见《中国地方志》1983年第6期第16—17页）这一表述不仅把地方志和方志学的研究（记述）对象混为一谈，而且把方志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看成同一事物，就更不妥了。我们承认，方志学的研究对象决定着方志学的研究内容，涉及到方志学的目的和任务，但它们之间是有区别的，不能合二而一。就像工程力学的研究对象是工程结构和构件，而工程力学的研究任务不是工程结构和构件一样。工程力学的研究任务是：正确认识荷载与结构承载能力这对矛盾的运动规律，研究其相对统一的条件，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提供结构设计的理论和计算方法，把工程结构设计得既安全又经济。可见，一门科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任务是不一样的。 第三，将母体学科和分支学科的研究对象看成的一个对象。如：“方志学是研究方志编纂理论和方志发展规律的科学。”（王复兴，《方志学基础》，山东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74页）据我理解，这一概念中的两个“方志”都是指志书，因为“记述一方事物的志书”称方志（《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缩印本第1744页）。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编纂的对象只能是志书。这就把方志学和方志编纂学（或称实用方志学）的研究对象当作一个对象了，导致了方志学和方志编纂学概念的不清。就像理论力学包括静力学、运动学和动力学一样，方志学也包含许多分支学科，它们的研究对象不会是同一个。把方志编纂学的研究对象当作方志学的研究对象是不妥的。 第四，对象“方志说”。将方志学的研究对象看成是方志，在志界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也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这一观点远没有将方志学的研究对象全部包括进去，可以看作狭义方志学的研究对象。“方志说”的典型表述为：方志学是“以地方志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独立学科，专门研究地方志领域中特有的运动形态，即研究方志产生和发展规律的学科。”（《中国地方志辞典》，黄山书社1986年版第373页）按照这一说法，地方志产生和发规律之外的都不是方志学研究的对象。在这个定义里，方志仍然是志书。那么，方志批评、志书评论、方志与其他著述的比较研究、方志立法、方志事业的管理、方志经济，等等，方志学不去研究，又由哪一学科去研究呢？ 对象“方志说”，从定义规则的角度讲，被定义概念和定义概念的外延不相等，即定义不相称。由于定义概念“地方志”的外延小于被定义概念“方志学”，从而使得“方志说”产生了“定义过窄”的逻辑错误。 第五，对象“方志文化说”。“方志学是研究方志与方志文化产生、变化及发展规律的一门科学。方志学的研究对象是方志与方志文化，主要是方志，但又不能仅仅停留在方志史和方志这一特殊的载体上，也应包括与方志有关的各种现象。”（刘柏修，《深化理论研究构建学科体系——关于编写〈当代方志学概论〉的若干设想》，见《黑龙江史志》1995年第6期第12页）这一观点持有者看到了“方志说”的明显不足，于是引入了“方志文化”的概念，并在进一步的说明中谈到了“与方志有关的各种现象”，应当说，此说比较接近了方志学的研究对象。但是，“方志文化说”仍有明显的弱点。该文作者没有对“方志文化”作进一步阐述，会使人们在理解上产生歧义和在操作上不好把握。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文化还泛指一般知识，在文化前面加上“方志”这么一个词去限制文化的外延，似乎仍如作者自己所说的那样“较为宽泛”。同时，将方志学的研究对象定为“方志与方志文化”，这在逻辑学中也犯了把属种关系看成并列关系的错误。实际上，方志本身就是方志文化的组成部分，它们是属种关系，不能并列，否则，就混淆了概念间的界限。 另外，对象“方志文化说”从定义规则的角度去分析，定义概念“方志文化”的外延比被定义概念“方志学”的外延要大。事实上，研究方志文化的科学不限于方志学，如区域研究等都从自己的角度研究方志文化。这就导致了“定义过宽”的逻辑错误。 第六，对象“方志现象说”。多年来，方志学研究者在大量实践和理性思索的基础上，发表了许多见仁见智的意见，经过修志、评志、用志等实践的初步检验和不同观点的碰撞，使方志学研究对象的探索工作正一步一步地接近目标。近几年出现了一些把方志现象作为方志学研究对象的文章，尽管在这些表述中仍有一些不尽完善的地方，应该说距达目的只有一步之遥了。“方志学的研究对象是地方志现象及其规律。”（李建平，《浅议方志学理论与实践》，见《方志研究》1991年第5期第13页）“因此，方志主体、方志客体、方志运动过程、方志运动环境等一切方志现象，都成为方志学的研究对象。”（姜万成，《关于方志学研究对象的哲学思考》，见《方志研究》1993年第2期第13页）“方志学是研究各种方志现象运动和志书编纂规律，利用方志信息服务社会的科学。”（王照伦，《理论方志学浅说》，见《海南史志》1995年第3期第8页）李建平的论述不足在于把方志现象和它的规律看成两个并列的事物。姜万成的论述缺陷在于仅仅指明“一切方志现象”都是方志学的研究对象，没有进一步说明各种方志现象运动规律的研究在方志学中的基本地位。王照伦的论述把各种方志现象运动规律和志书编纂规律并列起来，犯了混淆概念的错误。因此，“方志现象说”的持有者由于在抽象过程中不够严谨和缺乏理论上的佐证，无不遗憾地徘徊在方志学辉煌宫殿的门前。我认为，应该在深化理论探索的基础上，结合修志、用志、评志的实践，给方志学研究对象一个科学的概括。
为了完善“方志现象说”，我认为有必要将话题扯得远一点。地方情况是客观存在，不论是否编志书它都按照自己的形态和逻辑存在和发展。就是在方志没产生前，地情已经存在和发展了。人们在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实践中需要对地情进行认识和研究，就要对地情进行整理，于是就有了修志活动，随之便产生了与修志有关的一系列方志现象。为了使修志活动开展得更加有效，就需要对修志工作加强管理，对志书进行评论，对编者提出更高的要求，对修志用志以立法的形式进行规范，等等，就有了与之相对应的各种方志现象。每一种方志现象都与一些具体的方志运动相联系，所有方志现象的集就是方志领域内事物的全体，每种方志现象都是这个集的元素。这些方志现象按照什么方式运动，它们的运动规律是什么，方志学都要去研究。并且最终目的在于研究“各种方志现象运动规律”，给人们的修志、评志、用志等各种与方志有关的活动指明方向。到此，我们便可以对方志学的概念进行概括了：“方志学是研究各种方志现象运动规律的科学。”“方志现象运动规律说”仍沿用了“方志现象说”的思路，但它不是简单地重复，而是对“方志现象说”的完善和深化。
* 原载《黑龙江史志》1996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