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这两年，科技创新成了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人们对它寄予了无数的希望与热情。但倘若看一下中国目前的科技创新现实，却令人非常沮丧。2004年，5位华裔科学家在世界著名的《自然》杂志特辑里为中国科研“号脉”，其中，有一种对比很是耐人寻味——2003年，我国经济实力位居世界第6，科研经费投入却只有美国的1/20；2003年，仅美国一个健康研究院（NIH）的科研经费就达到270亿美元，相当于中国全部科研经费的2倍。2000年，中国在生物学相关领域发表的具有国际水准且有较高影响力的论文，不到美国学者的4%；有关研究表明，我国仅有15%的学科接近世界先进水平，而85%的学科与世界先进水平有较大差距。（《报刊文摘》2004年5月12日）于是乎，加大科研投入，提高科技人员的创新水平，就成了舆论的一致呼声。这些说得没错，其中，钱的问题应该好办，只要国家舍得大手笔投入就行了。而创新水平的提高就难多了，这可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还应该从阻碍中国科技创新的深层背景上找原因。
众所周知，我国的教育体制还是应试教育的大一统天下，尽管素质教育的号召已提出了十多年，但各级学校坚持的不过是“轰轰烈烈谈素质，扎扎实实搞应试”，应试教育依然保守得有声有色。基础教育以培养应试人才为己任，而高等教育呢？尽管德高望重的杨振宁老先生说中国的高等教育搞得很好，但我心里一直在怀疑着。大学生们一入学就为各级各类考试焦头烂额地忙上了，虽然平时没人逼着管着他们去为考试而学习，但若想安然无恙地混到毕业，谁又敢对这些考试掉以轻心呢？这些天生的应试高手即便考上研读了博，成了科研人才，他们除了能在应试上大显身手外，于科技创新方面又能有什么作为呢？就算有一两个变异的，又擅长应试，又擅长创新，这于我们科技创新落后的大局又能有什么根本的帮助呢？当然，我人微言轻，加上孤陋寡闻，只能把这不够乐观的想法深深地埋在心里，时不时“腹诽”一番算了。直到2005年在“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秦伯益说了一番石破天惊的话，才使我扬眉吐气了一回，深为自己的愚者之虑而得意。秦院士认为，从应试教育到应试科研，整个体系抹杀了人们的创新能力。“应试体系允许你想想就做吗？不可以。”他笑谑一个国家级的成果申请下来，要“脱几层皮”，只有到了一定的年纪，获得一定的学术地位时，才有可能突破这种限制。但是，这时候人的创新能力已无法与年轻时同日而语了。秦伯益还有更坦率的话：“王选说，信息科学领域里面，55岁以上没有大的科学家。我是搞新药研发的，想一想60岁以上，全世界相关领域也没有一个大科学家了，我绝对不是例外的一个。”他由此生发感慨：“正当年富力强时，忙于应试；等到应试过了，年龄已大，成为强弩之末，力不从心。那么中国的科技创新靠谁去？”（《科技时报》2005年11月24日）瞧瞧，应试教育已传染给了科研，而科研一旦被应试的阴魂缠上，成为应试科研，科技创新就只能是痴人说梦了。若不从根本上改变应试教育的落后面貌，要谈科技创新恐怕难于上青天。
“官本位”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时至今日，“官本位”非但没有得到抑制，反而有蔓延之势。时下，“官本位”意识已渗透到一些高校及科研单位的党政管理工作、学者评价与学术认定工作、利益分配等各个层面。在一些高校里，有关教学、研究管理、生产福利的大小事务，大多由学校的行政“官员”决定，教授无法支配。这样，就使人们普遍缺乏一种对科学与学术的敬畏之心和虔诚之心，取而代之的是对“行政权威”的羡慕，使自己也能“官本位”起来成为不少科技人才的人生追求。以致一些学术上有建树的学者都竟聘系主任、所长、校长等行政职务。比如，有一个参与国家863科技项目的资深教授，从东北调到北京某高校，觉得当教授没出路，第一次参加该校后勤处处长的竟聘，落选；第二次，又参加该校保卫处副处长的竟聘，结果还是落选。按该校其他老师的说法，这位学者“只好很失落地继续做教授。”（《报刊文摘》2006年1月4日）
正是“官本位”的盛行，才导致现在学术道德的沦丧，才滋生了各类学术腐败，这且不必多说。更要命的是，只要“官本位”者们一朝大权在握，就使得一些科技精英想为科技创新做点事也不可得。最突出的一个例子就是前几年成立的北京国家生命科学研究所。该研究所的顾问中有10位是诺贝尔奖得主。研究所成立时，中国科技部和北京市委委托顾问们在国际上招聘所长，最后找到了王晓东，一位出色的生物学家，2004年还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是1949年以来第一位从中国大学毕业的美国院士。可是，研究所成立将近一年，王晓东的工作仍很难展开，连基本的法人资格也没有给他。他要找得力的行政副所长，可是国内有关部门的人自己想做，以致到现在也没有任命副所长。原先答应给的人权、财权和长期支持都没有到位。（《文汇报》2004年5 月6 日）以王晓东这样一个被众多诺贝尔奖得主看好的生物学家，想在生命科学研究所内为中国的科技创新做点事，但遇到了“官本位”者的虚与委蛇，就只能浪费大好时光了。
只要“官本位”者们在科学与学术领域还占据要津却尸位素餐着，科技创新就只能是一个空喊着的动听口号，永远也不会有实现的一天。不要说现在的科研投入还不足，即使国家投入了巨资，那些“官本位”者们也只能变成一些大手大脚的败家子，大肆挥霍，拼命显摆，，不用那些巨资折腾出个“形象工程”来是会死不瞑目的。几年前，中科院启动“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国家的投入过百亿。这下可增加了科研投入，老怨经费不足不能创新的中国科技该有点创新的表现了吧？可事实却让人大跌眼镜。一有了钱，中科院各所让人一眼可以看到的最大“创新”是办公楼。科研楼装修之风此起彼伏，不少所的门面都修得相当气派。该院一个数学研究机构的负责人曾自豪地对人说，他们装修后的办公楼，连哈佛大学的数学研究机构的学者看到后都羡慕不已。据他说：“全世界的数学研究机构没几个能赶上。”（《报刊文摘》2006年1月23日）我敢说，如此豪华的办公楼绝对领先世界水平，但不知住在这里面的科技精英们什么时候才能开始创新又能创新出些什么科技成果呢？“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想当年陈景润住在6平方米的厕所里证明出“1+2”，“哥德巴赫猜想”从这儿走出，震惊世界，当然让科学家生活得如此困窘是绝对不应该的，但一味的奢侈只会消磨科技精英的创新精神。诚然，我这话有乱打板子之嫌，细究这种显摆风的背后可以明白，缺少科研经费不能顺利开展工作的真正的科技精英是不想这么做的，然而他们又无力拿到经费，而能够乱花钱的只能是那些手握大权的“官本位”者，他们的打算可精明着呢——把钱给那些精英们去研究，费时长且不说，就算创新出成果了，本官也沾不上什么光，还不如装修办公楼，见效快实惠多，也算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吧。然而，这是一种怎样的“造福”啊，这些“官本位”者造的是科技创“旧”的福呀！
如果继续让“官本位”的浊流在教育科技学术领域里为非作歹，即使把真正的科技精英推到掌舵位置上，顶替“官本位”者们，中国也无法实现科技创新。因为在现代社会，比人格平台更为可靠的是建立制度平台。就拿大学来说，最要紧的是在大学里建立民主制校、教授制校的制度平台，由“人制”走向“法治”。牛津大学副校长科林·卢卡斯说：“大学是追求真理的民主机构，为了这样做，它们必须是一个民主机构。”国外科技创新的重镇大部分在大学里，这些大学就是这样做的。据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原校长、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田长霖介绍，伯克利加州大学的教授会的权力是非常大的，整个学校的学术政策和规划全部指派给教授会，“校长、副校长、院长、副院长、系主任都是受董事会的委托，执行教授会制定的学术方针和规划，去做行政方面的推动和执行。” 教授会由学校的全体教授组成，由于人多，不可能有效地执行运用权力，因此又成立很多委员会，各委员会的成员由委员委员会指派。委员委员会相当于常务委员会，约有六七个成员，是从全校教授中普选出来的。每个委员会有五至十五位成员，权力非常大，掌握了学校的绝大部分人事、财政等大权。即使一些方案是由行政机构提出来的，也必须由教授会裁定，教授会制定整个学术方针，规划政策及评聘任命教师，校长只有3%的裁定权。教授会和校长行政系统是两个永远相互斗争相互制约的机构。而“教授治校”这一民主治校模式，在旧时的北大、清华以及抗战时的西南联大即已发展得较为完美了。（《逝去的大学》，陈远编，2005年3月第1 版）可惜解放以后却去精华取糟粕，抛弃了这一民主治校方式，转而使“官本位”大行其道起来。
明乎此，我们就必须要改革现在的教育体制，把应试教育的阴魂驱出中华大地，让素质教育能够真正实施起来；还要彻底改变“官本位”肆虐于教育学术领域的可怕现状，采取“教授治校”的民主治校方式，让学术道德精神重新回归于崇高，这样，在加大科技投入，注重培养人才的基础上，在全社会营造出一种有利于人才发挥创造力的大环境，中国的科技创新才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否则，在目前这种“万马齐喑究可哀”的氛围里，奢谈科技创新则无异于缘木求鱼，只会是一件贻笑大方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