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黄仁宇用“大历史观”写出的中国历史，味道的确不一般，让我们长了不少见识，多了一个看历史的角度。然而，读多了他的书，在新奇感消失之后，我就开始反感他的历史中的那股味道了。我感觉作者生活在美国久了，写起文章来，也带了美国味，还有点刻意投合美国读者的胃口的倾向了。他全是用现代的（特别是美国的）眼光看中国古代历史，用二十世纪的标准评判中国古代社会。他企图用他的“数目字”理论来解释中国为什么不能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的问题——这个问题几乎是他所有著作要探讨的唯一一个实质性问题。可我怎么就觉得，不管他的理论多么完善，都给人一种迁强的、张冠李戴的印象。
走兽不一定必然变成飞禽，而且以走兽的眼光来看，它才不会成天想着变成飞禽呢。近代历史表明，东方国家绝大多数都是在西方强势的压迫之下才不得以转型的，中间历经无数的回环曲折。如果任其自由发展，何时能产生资本主义，进入现代社会，还是一个未知数。中国社会在外来势力侵入之前，几乎完全是一个独立发展的系统，它已经按它自身的规则运转了几千年了。用现在的眼光看来，它似乎是停滞了，但历史中的人们却并未感到社会剧变的需要和趋向。即使当时的文人骚客作愤世文章，也大概是批判统治者不行王道和仁政，可没想过中国为什么不发展资本主义这个问题。如果不被打扰，中国社会仍可在王朝循环的变幻中走下去。
西方产生了资本主义，有它的必然性，也有很大的偶然性。而且历史发展道路可以是多样化的，不必一定循着一条路走下去。特别是站在宇宙历史的长河中看，地球上在特定时间、特定场合产生资本主义都只是一种偶然，虽然按照进化论理论，世界终有一天会走这一步棋的。因此，用西方的范式来套东方，首先犯了先入为主的错误，其次还暗含有欧洲中心论的偏见。
后来，在西方强势的压迫下，东方社会不得不改弦易辙，才有了现代化一统全球的今天。但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而且即是在当今世界，仍有多种多样的发展模式，岂是黄老用一个“数目字管理”能概括的？作为学者，看问题时应该历史地看待历史问题。
另外，黄老津津乐道于传统社会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现代社会）有三个条件：广泛的展开资金之借用，经理与所有权分离，各种技术上的支持因素全盘分配（见《万历十五年》之后记）。初看这样的表述，给人很深奥的感觉。好好看看，才知道意思很简单，不就是资金、人才、技术三者能自由流通、互相支持的意思吗？真费他思量了。这三者的确是现代社会的显著特征。但仅仅拿这个来说事儿，我总觉简陋了点。他大概是把一个复杂的社会形态简化成了一个公司，只要能在“从数目字上进行管理”，它就从传统社会迈进了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迈进了工业社会。他既无涉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也回避了现代社会除了经济（技术）之外的丰富的社会内涵。
徐友渔说，黄老用“数目字管理”说事儿，会给人一个错觉。计划经济相对于市场经济，更是精确而顽固地用“数目字”管理，而后者起作用的实际上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并没有人从总体上进行“数目字”管理。黄老大概不会赞成计划经济的“数目字”管理吧。
黄老断定，一个能“从数目字上进行管理”的国家，才是（或者就是）现代国家。他认为，中国在经历了“长期革命”之后，已经成为了能用“数目字”管理的国家了。且不说他太乐观了，对现实欠深究；只说他借此虚晃一枪，便回避了大部分中国现当代的核心问题。经济体制改革、政治民主化、文化多样化等大潮流在他的中国史和世界史叙述中都明显缺席，或者关注不够。他谈经济（技术）最多，但给人的感觉是他似乎是站在企业管理家的角度和高度来看问题的，而非从政治学家或历史学家的角度和高度。他几乎没有将经济关系的变化与社会结构的变化之间的关系阐述清楚。
能让我理解他的“大历史”观的例子是，他认为中国近百年来的挫折和磨难相比于西欧各国几百年的摸索算不了什么，从“大历史”的角度看，历史上的局部倒退和弯折不必过于苛责，某些以前我们认为犯了错误的历史人物也可以得到原谅。在这里，历史的沉重感被“大历史”观消解掉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大而化之”），历史突然就变非常“干净”了。给我们的“启示”是：不管过去还是将来，我们只管承受苦难吧，只管让英雄人物胡作非为吧，而这是“大历史”发展所必需的。
还是说说我对“大历史”观最终的立场吧：它是作者精心打造出来的、适用古今一切社会的模子；经它整理出来的历史，好看不中用。关键就在于：它貌似公允，实则缺乏批判精神。
他常引用的例子是，走兽不可能很快变成飞禽。这说法当然正确。但问题是：走兽为什么一定非要变成飞禽不可？于此我们看出黄老的立场，他是把走兽变成飞禽看成了一个理所当然、不需证明的必然过程，也就是说把农业社会转变成现代工业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看成了一个历史必然过程。不仅理论上应该如此、道德上也应该如此，这种转变不仅必然，而且正义。站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很自然地就会同意这一观点。因为这是发展的观点，进步的观点。可问题是，古代的中国人会这么看吗？这一理论适合用于古代中国社会吗？还有，历史发展难道就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式那么一条线吗？如何以今日之情状断定未定状态中的古代社会发展方向？他以为宋代的改革如果成功，中国或许能实现“数目字”的管理，或许能催生出资本主义来（并由此立场出发断定明初的制度设定是一种倒退）。可这不是他的一厢情愿吗？王安石改革及后来的贾似道买公田，说白了就是政府企图经营商业，但其目的只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还不是在弹前人的老调，跟汉武帝、王莽“莞盐铁”是一个思路，从手段和方法上来说都毫无现代气息，如何真能使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社会全面改观呢。成功了，顶多也就让大宋王朝多缓几口气、多撑持一些时候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