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嘉靖是个连宫门都不愿意出的皇帝，修道炼丹已经把他搞得神神道道，忙得不亦乐乎了，所以，他这个皇帝压根儿就没有带几个人微服私访南巡的偏好。因此，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中国农民的现实主义生活态度已经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水平。
浙江本来就田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粮食进口省；从地理和气候环境上看，的确是种桑养蚕的好地方；尽管蚕丝可以卖出高价钱，但蚕茧也不能当饭吃（蚕蛹是否能当饭吃，史料上无记载，百度搜索誉满天下的粤菜菜谱，也没有查出一个相关词条）。所以，在七山二水一分田的浙江搞改稻为桑，首要的工作不是动员农民放弃种田，种桑养蚕，而是必须先建立并完善国有粮食供给系统，保证平价粮能够按时足额供应，否则，农民又没有商品粮户口本，吃不着皇粮，迟早都得饿死。自从公元前221年第一个皇帝赢得政权以来，中国农民早就采用嵌入式的转基因技术把这个道理置入DNA双螺旋体，为的就是保证这条保命的信息能够代代相传，永不丢失，永不变异。当然，在几千年的农业文明发展过程中，中国农民也有过一次例外，结果就吃了大亏：那是发生在改稻为桑400周年的1960年，一项大炼钢铁国策的强力推行，把中国农民饿得吃观音土都没控制住食欲及阻止大规模非正常死亡。还是农民的儿子总结得好：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各代农民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这些都是后话了。回到四百多年前的嘉靖四十年，在缺粮的浙江地区，想强迫农民不种田，这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20世纪90年代有一首通俗歌曲就记录了当时情形：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就像一张嘉靖的脸／难以做到放弃种田／要让水稻走远／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却都没有准备／让它猛烈地来／让它好好地去／到如今／年复一年／我不能停止怀念／怀念你／怀念种田但愿那海风再起／只为那倭寇不再下手／恰似嘉靖的温柔 aihuau.com今天的人唱着这首歌可以高高兴兴，但古代的人，就没有福分听卡拉OK了，他们真的没有想到，为了推行改稻为桑的国策，官府居然在上游断了农业用水，还调来抵抗日本小鬼子的国防军，骑着高头大马下田踩秧，肆意破坏春耕生产。更没想到的是，对于阻止他们毁田的良民，他们竟然随便就扣上汉奸的帽子，一句话就定罪，要把人往死里整！好在浙江还有一个戚继光，他不仅抗倭是英雄，抗狗官也能现场发挥超一流的水平。那一年三月的那一天，杭州知府马宁远带着县太爷们，领着国防军正干着毁田的坏事。戚继光在得知自己的兵不在前线却被调来欺压百姓之后，便火速赶到了出事现场。当他看到自己的士兵正在与手无寸铁的农民发生肢体冲突时，一声号令，集合队伍，抡起马鞭就是一顿好抽。他问那些不明真相的官兵：“又是断水，又是踏苗！当兵吃粮，你们吃的是谁的粮？”站在一旁领导这次重大活动的杭州知府马宁远，自恃有国策和红头文件在手，昂起狗头、理直气壮、自鸣得意地大声说道：“当然是皇粮！”“皇粮是从哪里来的？”戚继光乘势再问。马宁远哪知这是戚继光设下的圈套，脱口而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粮当然是皇上的！”“说得好！那你们断的就是皇上的水，踏的就是皇上的苗！”戚继光转身问士兵们：“知道断皇上的水，踏皇上的苗是什么罪吗？”所有的士兵都知道自己将军问话的用意，大声回答：“死罪！”“明白就好！”戚继光大声令道：“集队！回兵营！”虽然戚继光把士兵带走了，但麻烦并没有结束，官府不肯放人，百姓忍无可忍，闹到了总督衙门。在中国封建社会漫长的历史上，常常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官府认为百姓是刁民，而百姓却把官府当成有执照的土匪。为了防止推行国策过程中的偏激行为造成不稳定因素，浙直总督兼浙江巡抚胡宗宪当机立断，指示马宁远：“抓的人立即放了。新安江各个堰口立刻放水，让农民插秧种稻。”他这样考虑是有道理的：国有粮库收购不到足够的粮食，“外省与往年一样，一粒也不愿意多给”，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强力推行改稻为桑，农民今年没有了粮食收成，粮食储备又不足，必然会出现大面积饥荒，而出现大面积饥荒，必然引发民变。作为封疆大吏，他不能不权衡：“如果为了多产三十万匹丝绸，在我浙江出了三十万反民，我胡宗宪一颗人头只怕交待不下来！”他这话倒是实在话，并不是仅仅用来镇住手下人的，涉及到地方政局稳定的大事，他不敢稍有侥幸心理。所谓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嘛，古今皆如此，至于后来的人把政治突出到不要经济了，那只能说是走火入魔。胡宗宪看得很清楚：桑是经济增长的问题，田是政治稳定的问题，所以，他力排众议，放弃了用强硬手段推行改稻为桑的策略，改为慢节奏分步实施。当然，更让胡宗宪料想不到的是，为了兼并土地，恩师严嵩的儿子，人称小阁老的严世藩，已通过密信布置浙江的布政史郑泌昌和按察史何茂才，串通江南织造局的太监杨金水，唆使一些商人趁机抢购市场上的粮食囤集起来了，就等着时机成熟，能够以最低的价格购买农民的土地。而官府出面打压百姓、断水毁田的根本目的，其实就是压低土地价格，从中渔利。这些官员之所以这么卖力地挟迫农民改稻为桑，表面上是贯彻皇上的国策，其实他们在整个商业模式中已经成为沆瀣一气的既得利益集团。胡宗宪的务实态度和拖延的做法，激怒了严世藩和他在浙江的既得利益集团。当严世藩看到胡宗宪的要放缓改稻为桑的奏疏时，气得双手直抖：“什么‘无田则失民，无民则失国’？冠冕堂皇，危言耸听！我看是他胡宗宪怕丢失了自己的前程，想给自己留后路！”于是，严世藩背着他老爸严嵩，密令郑泌昌和何茂才下狠招，乘端午汛期毁堤淹田，逼农民贱卖田地。正如事后严世藩向严嵩汇报的那样：“改稻为桑的国策推不动，在于胡宗宪首鼠两端。所以不淹田改不动，淹了田就改动了。”其实这其中的商业秘密是，被淹的田，十担谷子一亩，而好田要五十万担谷子一亩。价差如此之大，是巨大的利益引无数贪官尽折腰。马克思曾经精辟地指出：“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家就大胆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冒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而当年的嘉靖，就是打死他，也不敢想象自己的改稻为桑国策，会被人巧妙地利用，居然引出毁堤淹田的事，在推行国策的旗号下，有人竟敢采取一口气淹掉九个县的办法，降低土地价格。还好胡宗宪亲临抗洪现场，断然指挥分洪，才只淹了一个半县。事后，当胡宗宪得知杭州知府马宁远竟然背着他参与了这等罪恶勾当，怒不可遏，跺脚大骂：“九个县，几百万生民，决口淹田，伤天害理，上误国家，下害百姓，遍翻史书，亘古未见！”官府与民争利争到这个份上，可谓登峰造极。流传几百年的“嘉靖嘉靖，家家干净”的著名顺口溜，看来一点都不过分了。严家父子想着从兼并土地到收购蚕丝、丝绸纺织、出口贸易的所有环节都把利益赚足，结果在第一个环节就出了问题。这恰好证明了一点：世界上所有的交易都可能因为有人贪得太多，想把好处独自占尽，而最终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甚至赔了金银又折寿。在内阁会上想当然的事，落到地方，一切都不像设计者们想象的那样了。尽管有一万条理由可以证明种桑比种田对农民有好处，但农民不领情的时候，一定是哪里出了毛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