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胡宗宪在电视剧《大明王朝1556》中，被塑造成一位有勇有谋、大忠大义的名臣，并且最终成功地从高处不胜寒的官场安全实现了软着陆，在大胜倭寇平定海患之后，他功成名就，告病还乡休养，并逐步退出了险恶的官场纷争。给后人留下的“胡宗宪尚书府”，坐落在安徽绩溪龙川村，占地3000平方米，被称作“徽州第一家”。此乃胡锦涛总书记的祖居，现今，已成为重要的旅游景点。它建筑精巧、布局独特、设计巧妙，以“门阙多、马头墙多、古巷多”而著称于世。历史上曾以“七世同堂”传为佳话，虽人口众多，分而居之，但分居不分家，彼此和睦相处，故此居又有“二十四个门阙”之雅称。足见当年胡宗宪家族是何等显赫。展现在观众面前的这个历史人物，在电视剧中出任浙直总督兼浙江巡抚，是严嵩的得意门生和朝廷的东南一柱。选择王庆祥来演这个角色，应该是导演张黎的精心安排。王庆祥的确把这个人物性格演活了。这是一个被各种政治力量裹挟并牵制着的十分尴尬的人物，也是一个有独立思想和人格力量的可敬可爱之人。他身为国家重臣，有王命旗牌在手，有先斩后奏的大权，但在复杂的官场斗争中其实也没有多少回旋余地。世人将他划为严党，而严世藩又把他看作是首鼠两端，无信无义不值得信任的小人，在严嵩那里极力打压他，使他成为夹在政治斗争风箱中的一只可怜的老鼠。这样一种尴尬的命运，使他既想凭良心干事，却又总是遇上不能凭良心干的事；不想得罪任何人，却又让所有人对他心存猜忌。可以说，他身上所体现的全部社会关系总和，基本满足了文学理论关于一个悲剧人物的基本条件。当然，编导在电视剧中没有把这个人物真正写成一个典型的悲剧人物。我们看到的这个胡宗宪，已经是被删繁就简过的胡宗宪。据史料记载，胡宗宪的追悼会，尽管开得比较隆重，但却是一个迟到的春天。在追加胡宗宪光荣称号和历史评价的悼词中，嘉靖的孙子辈顶着巨大压力（当然也考虑到了：就是把他抬到天上去，朝廷也无须为死人加薪和补发工资），在纸上恢复了他生前的荣誉和职务：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使，也就是现如今的“国防部长”兼“最高检察长”。胡宗宪生前，因卷入党派之争，曾经两次被抓到刑部的规定地点去说清楚规定的问题。嘉靖四十四年，当时的胡宗宪比我现在大四岁（我多大？请百度一下，或在后续文章中查找），再次惨遭政敌陷害，由于不是被日本鬼子抓获，也是不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而只是大明朝自家的窝里斗（出手狠了一点儿而已），所以，胡宗宪无法在狱中牢固树立崇高的革命理念，实在是忍受不了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毅然在规定地点口吟“宝剑埋冤狱，忠魂绕白云”诗，愤然引颈自杀，含冤而死。1589年，胡宗宪已经死了二十五年，在他七十九岁诞辰时，朝廷终于给他全面彻底平反昭雪。古人云：好在历史是史学家写的。尽管有时公正总是来得太迟，但迟来的公正也是公正，总比不公正一万年要好一些吧。考虑到胡宗宪个人一生的结局如此悲惨，而从大历史的角度看他的最终结局又是光明的，所以电视剧的编导们考虑再三，不忍心说出历史的全部丑陋。因此在塑造这个人物时，进行了重大的取舍，全剧只是赐予胡宗宪一系列政治工作、经济工作和带兵打仗上的诸多麻烦，并没有让著名演员王庆祥，去演什么胡宗宪遭迫害、被打倒和最后抹脖子的戏。当然，也考虑到应该适当顾及一下嘉靖的面子，不想在对明史不是太了解的广大观众面前，展示皇帝滥杀忠良的糊涂和残忍，以免对正面艺术形象产生不必要的反感。由此可见，编导们不仅为人很厚道，而且能够充分体谅当下国人不愿意回顾文化大革命冤假错案的心情，以及不愿意看到好人没有好下场的善良心理，已经把中国国情和观众的偏好拿捏得恰到好处。看完全剧，我们还可以感觉到，编导们在整场戏中贯彻了片中帝王思想的一个重要理念，即裕王在医院看望被乱棍打伤的请愿百官时说的那句肺腑之言：“天下没有不是的君父。”所有的错误都归罪于女干臣或疑似非典型性女干臣，即使排查疑似非典型性女干臣后得出的结论是忠臣，也只能说明君父没有什么不对：“不是已经排查了吗？平反了吗？”
其实，胡宗宪一生麻烦的根源，就在于他是严嵩的高徒弟子。从他自己来说，他是严嵩一手提携起来的重臣；而从严嵩来说，他是严嵩得以稳稳把持内阁，安插在东南的一根擎天柱。难怪严嵩后来在对严世藩进行现身说法时这样说道：尽管我做了很多皇上不高兴的事，而且那么多人在反对我，但皇上为什么还要顶着压力，不敢舍弃我呢？因为我用对了人，这些人其实是在帮我撑着大明的江山。言外之意是：尽管大明江山不是我的，但现在却是我的人在撑起这个江山，要想搬倒我，势必大厦将倾，所以用对了人就不会倒。在中国封建专制社会，政治角逐场上的这一层微妙关系，对于皇上来说，是何等深刻的尴尬：皇帝表面上和理论上可以一手遮天下，但皇帝发现给自己遮挡风雨的伞却握在他人手里，这无疑是一种难言之隐。而嘉靖的难言之隐，是一张隐形的铁幕，嘉靖在这边，严嵩在那边。在嘉靖看来，胡宗宪似乎也在严嵩那边。嘉靖、严嵩、胡宗宪之间的这种微妙复杂的关系，本来可以被天高皇帝远，交通通讯不发达所淡化。但是一个“改稻为桑”的国策，却把胡宗宪彻底搅进了一个巨大的是非漩涡。aihuau.com嘉靖明令内阁让胡宗宪来推行改稻为桑，而裕王担心严党一手遮天，肆无忌禅，在下面收敛不义之财，从而闹出乱子，便派了自己人谭纶掺和进了浙江的事务，由此，局面一下子便复杂起来了。正如胡宗宪后来对谭纶说的：“朝野都知道我是严阁老提携的人。千秋万代以后，史书上我胡宗宪还会是严阁老的人。可朝里的清流为什么还会看重我？就是因为我胡某在大事上，从来上不误国，下不误民。”胡宗宪对大事是不糊涂的，尽管在忠和义的问题上，有时也会陷入矛盾，尤其是当严世藩扛着老爸的旗号打压他时，他更是投鼠忌器，宁可不做名臣，也不能做小人。从本质上说，胡宗宪的确是一个能够坚守上不误国、下不误民基本做人原则的良臣。就说改稻为桑吧，他也知道那么多人想利用这个机会兼并田地，可他看得更远一些：“那么多没有田地的百姓聚在这七山二水一分田的地方，今年不反，明年不反，后年，再后年必反！到时候外有倭寇，内有反民，第一个罪人就是我胡宗宪，千秋万代我的罪名就会钉在浙江！”看透了这一层，就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裕王派谭纶到浙江还真是一个失策。因为谭纶不到浙江，胡宗宪既可以向严嵩进言，也可以向皇上上奏疏说明理由，从而有可能按照自己的想法有步骤地慢慢去推行国策。可裕王派人来督战，他的所作所为无论如何小心，都会引起双方的猜测，因为他已经成了党争之人，夹在中间，左右为难。他也知道，就当前来说，严党的势力还很强，否则这样的国策，在内阁会议上早就被阻止了。现在既不能积极推进，又不能明着跟严党唱反调，而且想往后拖一拖都会大大得罪严党。如此局面真是难上加难。更有一层利害是，裕王是未来的皇上，胡宗宪也是得罪不起的啊。而正是在如此为难之际，代表宫里的江南织造局总管太监杨金水和郑泌昌、何茂才却指使杭州知府马宁远带淳安知县常伯熙、建德知县张知良，背着胡宗宪掘开了新安江九县堤坝的闸门，九个县面临被淹的危险。得知大堤决口，胡宗宪率戚继光、谭纶调兵亲临大堤，最后被迫在淳安县和建德县分洪，使严党兼并九县土地的企图受挫。胡宗宪在追究灾情时，得知这一切竟然是严党所为，深感局势的复杂与严峻，如果深究下去，恐怕要牵连到严嵩和司礼监，而这些人靠他是搬不倒的，也是不能搬倒的。胡宗宪在秘密提审马宁远时，马宁远就说了：“您要再问下去，我大明朝立时便天下大乱了！”于是，为稳定大局，他只好拿出王命旗牌，以贪墨修河工款导致大堤决口为名，就地立斩了马宁远、常伯熙、张知良、李玄。作为条件，胡宗宪逼着杨金水和郑泌昌、何茂才联名上疏朝廷，请求缓办“改稻为桑”。好在是胡宗宪，若是海瑞，这件事足以引起天下大乱。因严党在朝野上下得罪的人太多，所以，作为党魁提携的人，胡宗宪心里其实很清楚，自己无法改变命运的安排，身正也怕影子斜，他最不愿意看到的是严嵩没有善终。正如他对杭州知府马宁远说的：“我真不愿意看到，阁老八十一岁了，被这些人围着，到时候落个身败名裂的好下场……”一部中国封建社会的宫廷斗争史一再证明了：党争一起，如入黑道，你死我活，上了贼船，就下不了贼船，只能一条道走到黑。身正往往救不了命，而谁狠谁就活却是常道。或有意外，纯属编导笔下留情。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