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董登新随笔
(2005年6月22日于汉)
一、应试教育——“名”与“利” 教育考试制度，即人才的培养与选拔制度。本人认为，它本身并没有“罪”，罪过则在于人们对它的扭曲与误用。从科举制度诞生，到“学而优则仕”，再到八股文泛滥成灾，人们对应试教育应该已有很深刻的了解。54岁的范进中举——喜极而疯，则是中国科举制的极至和“杰作”。试想，一个身强力壮的小伙，从20岁开始就年复一年地参加应试，20多年应试20多次，直到54岁才中了个“秀才”。如果说，古代应试教育是“吃人”，那么，现代应试教育呢？ 所谓“应试教育”，我认为，它是一种一切以考试为目的教育方式和教育制度。简而言而，应试教育热衷于培养“考试机器”。对“考试机器”性能好坏的评价，主要取决于考分的高低。 应试教育的产生，是源于一种人性“功利”的驱动。基本的逻辑是：高分＝高能＝优秀。对学生而言，考高分＝上名校＝高收入；对学校而言，升学率＝竞争力＝奖金福利。 其实，应试教育兴旺不衰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应试教育的低成本。因为应试教育调强“学一门课就是看一本书、做一套标准化试卷”，于是，死读书、读死书成为低成本教育的流行形式。60——80人坐在一个拥挤不堪的“火箭班”，老师只管“填鸭式”教学，缺少实验过程、没有实践环节，一切为了考试、一切服从考试、考试压倒一切。只要能逼出孩子的高分，哪个做父母的不放心这样子的教育？ 二、现代“应试教育”与“应试产业” 20世纪70年代末，高考制度恢复是一个利国利民的大举动。然而，当时教育资源极其短缺，经济建设人才更是稀缺。在这一特定的社会背景下，高考制度的恢复，首先给予了普通百姓一个公平竞争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的绝好机会，但另一方面，由于当时社会人才匮乏，大学毕业生作为短缺“物资”，完全由国家计划统一分配、调拨。据统计，高考制度恢复的至少头五年，全国高校的毕业生几乎全部进入了中央及省一级的政府机关。强烈的“高考效应”，直接冲击着中国960万平方公里上的每一个角落：上大学，就是进国家机关；上大学，就是捧上金饭碗；上大学，就是天之骄子、高人一等。 于是乎，中国的应试教育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层层递进。对学生和家长而言，读书就是“考大学”，上大学就是为了当官，或是找一份体面工作；对老师和学校而言，升学率就是学校竞争力；升学率就是奖金和福利。学校、家长不谋而合：老师搞承包；家长搞陪读。 就这样，一个组织严密、规模庞大的“应试”产业轰轰烈烈地发展并不断壮大起来。从补课到家教、再到培优；从高考模拟题库到黄冈密卷、再到海淀高考“敢死队”；从高考随声听系列到高考营养品系列，数不胜数。难怪有的商人发现商机后，喜不自禁：高考是中国经济不败的产业，更是中国商人的朝阳产业。 三、应试教育的“新收获” 应试教育当真一无是处？当然不是。我努力归纳了一下，可真有两大好处是不容忽视的。 其一，随着上个世纪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出生的中国“小皇帝”逐渐长大，他们的生活和学习条件越来越好，在家里的地位有胜父母、爷爷和奶奶，竟直就是一个家庭“小明星”和“小皇帝”，一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习惯被人侍候。即便在农村也有一句口头禅：“穷汗养娇娃”。最好吃的留给“小祖宗”；最好穿的买给“小心肝”。应该承认：应试教育在父母心目中的确是“猛如虎”，但他们也不得不承认，正是这种“残酷”的应试教育劫夺了这些“小皇帝”的玩乐时间，并逼迫他们不得不早起、跑步进校；上课时必须振作精神读书、背书；放学后挑灯题海战，甚至习以为常地熬夜；周末补课即便爷爷奶奶抗议心疼也无动于衷。这大概算是中国“小皇帝”未来走向社会的一种“挫折”教育，当然也算是应试教育送给他们的迎头一棒！ 其二，应试教育考试的功利性，客观上也压迫着学生高强度学习，无论他是以何种方式得来的知识，也不问他学习的成效如何，但有一点仍是值得肯定的。那就是有些东西他会刻骨铭心、过目不忘，比如，圆周率是什么（据说有的同学高中毕业后仍可背至小数点往后的15位之多），还有一些古文诗歌，当然还有不少的英语单词等。我想，这也是学习知识的任务之一。 四、应试教育的“新趋势” 然而，正当应试教育从小学到高中如火如荼的展开的时候，新的社会环境又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昔日天之骄子，如今成了打工仔，甚至是失业者。这种现象尽管很多大学生家长一时难以接受，但事实就是现实。这一方面说明了中国教育的不断发展与壮大，它不断地满足了日益增长的百姓需求，尤其是民办高等教育的大发展，已使中国高等教育成为平民的大众教育而得以普及。也就是说，只要你想读大学，只要参加高考，上大学基本上不成问题，当然，如果有问题，那一定是学费的问题。另一方面，现实的变化仍不能为当今的大学生及其父母所认可，他们会讲：我们村的那个大学生原来是国家分配进国家机关的，我们的孩子花了数万元却还要像农民一样进城打工，这不公平，不能接受！当然，气话是气话，吃饭终将是不能等的问题，因此，人们开始慢慢默认了中国大学生已不再是天之骄子，他们也会找不到饭碗，也有可能先失业、后就业。 于是，爱子心切的父母又将眼光盯向了他们似曾熟悉的应试教育：还是要多读书的好。现在大学生满街都是，碰错了也是大学生。看来，我的孩子要出人头地，还得要多读书。于是，很多人上完大学后，不是惊喜而是恐慌：我该继续靠父母，还是自己去闯世界。 当然，这种担忧和恐惧无疑会直接将家长和大学生逼向了另一个应试教育的“新征程”。这就是中国应试教育的“新趋势”：许多大学生一旦进入大学，一场新的“考研”、“考博”战斗又将展开。这样做的直接后果更可怕：大学原本是为社会培养“厚基础、宽口径、强能力”的通用人才或称复合人才。可怜我们的不少大学生，前脚刚迈入大学门槛，后面就传来亲朋好友的嘱咐，要“快马加鞭”——快快考研；刚坐进大学教室，班主任和老师又会威胁你：“现在大学生就业难，希望大家作好考研的心理准备”。
于是，大学四年，对于考研一族来说，四年专攻四门课（考研一般考试四门课），除此之外，他们什么也不干，四门课以外的课爱上不上，考试作弊，60分万岁，只要再花四年——8个学期的时间，一旦考上研究生，想不优秀也难。因此，大学毕业时，各个大学会在显目的地方放榜公布“中举”名单（有的高校还发奖金）——为学校争光争气！？ 当然，随着研究生扩招、硕士泛滥，现在似乎硕士也靠不住，大家还得准备再继续“考博”，只有博士尚未供过于求。于是，便有大学用“产值”来为应试教育“做文章”：招一个博士收费6万；今年招收2000人，产值1.2个亿！值得、划算！ 试问：应试教育真的是长盛不衰的朝阳产业？希望大家一同来讨论国民的教育大事。 五、谁来定论我们的“应试教育”？ 在新世纪钟声敲响的时候，有一位德国博士生来中国考察教育，在看了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学校后，他用两句话评价了中国的教育：“中国的教师是全世界最能讲的，中国的学生是全世界最能考的”。确实，世界上没有几个国家的教师像我们的教师这样上课，从打上课铃讲起，到打下课铃为止，甚至许多教师打了下课铃都还未必肯停止，还要拖堂。课堂里基本上是教师讲学生听，这只能是众人头脑对一人头脑的依赖。 一位中国的留德学者曾说：如果老师提出一个问题，10个中国学生回答，答案基本上是一样的，而这种现象在外国学生中是不太可能出现的，他们10个人或许会讲出20种答案，其中不乏一些非常离奇的解释。在这里，我不想评论到底是1个答案好还是20个答案好，但是，如果一个人从小在思维上就受到这样一种束缚，凡事都要考虑是不是符合“标准答案”，这样久而久之，他的头脑就会僵化，就会唯唯诺诺，就会惟书、惟上。若此，有思想、有创见的人才又从何而出? 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是尊重教育规律的主要内容。但是我们习惯于统一标准、统一内容、统一考试，使学生整天看的一本书就是教材，整天做的一件事就是听课，整天想的一件事就是考试。多少年来，我们从小学到大学，考试都是标准答案。难怪硕士、博士毕业了，居然还有人不会使用标点符号！这样的“考试机器”真的是社会所需要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