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关键词：教育 在我国农村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7年，与城市平均水平相差近3年；在15至64岁农村劳动力人口中，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不足1%，比城市低13个百分点。全国现有8500万文盲半文盲，3∕4以上集中在西部农村、少数民族地区和国家级贫困县。 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已超过1亿人，其中18周岁以下的流动儿童有1982万人，占全部流动人口的19.37%，但流动儿童失学率高达9.3%。近半数适龄儿童不能及时入学，“超龄”上学现象比较严重，不在学儿童“童工”问题突出。据中国儿童中心主任赵顺义介绍：6周岁儿童有46.9%没有接受入学教育，20%的9周岁的孩子还只上一、二年级，13周岁和14周岁正在小学就读的人占相应年龄流动儿童的31%和10%。据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段成荣指出：在失学的12到14周岁的流动儿童中有60%的已经开始工作。 近年来中国教育费用持续攀升，绝大多数家庭为供养子女读书，不得不省吃俭用，抑制其他消费支出。据测算，中国的中小学生，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三年级，平均每年学费约四百四十元，普通高中约一千二百元，重点高中约二千元。根据二○○五年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农民和城镇低收入群体的子女义务教育支出，约占家庭纯收入的五分之一。大学收费更高。普通大学每年学费动辄五、六千元，一些名校名系高达万元。供养一名大学生，约等于四点二个城镇居民每年纯收入，或十三点六个农民每年纯收入。贫困家庭面对入学通知书一筹莫展，品学兼优的孩子因为交不起学费而辍学，已不是新闻。 在农村子女教育费用在居民总消费中排第一位，超过养老和住房，也超出家庭可承受的正常水准，导致民众削减消费开支，增强储蓄力度。子女教育成了大多数农民心头最大的痛。社会学家在多个省区进行的调查显示，在人均纯收入约3200元的中国农村，仅供一个孩子接受一年的中小学教育就要支出各类学杂费约800元。教育费用过高已成为农村孩子辍学的主要原因之一。2004年，农村小学和初中的辍学率分别达到2.45%和3.91%，在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中西部地区，这一问题更为突出。在甘肃民勤县，家中有一个高中生、一个初中生的，大多收入的60-70％交了学生的学费；土地少一点的人家，这个比例会更高。谁家如果有了孩子上大学，很快就可能变成贫困户。 “辍学”是一个老问题，但在义务教育“基本普及”之后的大规模反弹则令人深思。上海教育科学院的有关专家推算证实：2000－2002年，小学净入学率与毕业率（89％）相差近10个百分点，初中阶段毛入学率与毕业率（76％）相差近14个百分点，他们的结论是：近年来每年大约有500万适龄儿童未完成初中教育，其中近200万人未完成6年小学教育。 近期由东北师范大学袁桂林教授主持的一项对全国6个典型县初中失学状况的调查（2003年），更显示了辍学现象之严重：第一，所有的县初中三年的辍学率都超过了教育部关于“不得超过3％”的底线，其中4个县高于20％，2个县高于30％，1个县超过50％；第二，同一县内辍学率的城乡差异非常明显，有3个县的县城低于1％，其中两个为0，而另一方的农村，即使较好的两个县也在4％左右，最高的则超过60％，某乡中学初中入学时有254人，毕业时只剩下68人，辍学率高达73.2％；第三，隐性辍学的现象比较突出，“有的县为了降低统计报表中的辍学率，实行‘分流’，将升学有望的学生单独组班备考。余者则组成职业技术班，可以不上学，但可以拿到毕业证……”
到目前，2500万人口的甘肃省，家庭经济困难的适龄儿童少年有130万人之多。这代表的绝不仅仅是甘肃的情况，而是全国许多贫困农村的农民经济状况。2005年一年间在拥有正处在就学阶段孩子的家庭中，平均每户农村家庭年均用于孩子的教育花费是2724.2元，占到家庭收入的26.5%，教育支出在农村家庭中占到的比重高于城市和小城镇；“家里有孩子要读书”是他们提及率最高的贫困原因，高达46.3%的农村贫困家庭将“供孩子读书”视作家庭贫困的原因之一。 在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上，有政协委员说，“西部地区一个大学生每年平均支出7000元，相当于贫困地区9个农民一年的纯收入，一个本科生4年最少花费2.8万元，相当于贫困县一个农民35年的纯收入。”但准确一点说，应当是一个西部地区大学生4年学费等于贫困地区农民35年纯收入。前些年，我们经常听到因病致穷、因病返穷的说法，现在在一些地方已经出现明显的因教致贫、因教返贫的现象。不仅读大学的费用对于收入低微的农民来说成了天文数字，就是为了使孩子获得高考的资格和能力所必需支付的中小学教育费用，也成为一个难以承受的负担。 甘肃省2004年抽样调查显示，由于教育因素返贫的农户，占返贫总数50%。据报道，在普遍实行两孩化的农村地区，昂贵的教育支出，“已经迫使一些农民不得不做出人生最为艰难的抉择：保一个孩子上学，强迫另一个辍学”。 另外农村学校的公用经费严重不足，除了县一级政府承担了2/3以上的农村义务教育投入外，事实上国家在农村义务教育上的经费投入相对有限。 湖北监利县人口为142万，其中农业人口102万，全县有516所中小学。2003年该县可支配的财政收入不足两个亿，其中用于基础教育的财政拨款就达到了1.1254亿元。但全县教育资金的缺口还有3000多万元。1993年以来，监利县每年的农村教育附加、教育集资、教育统筹三项基础教育经费基本都在6500万元以上，基本支撑了农村教育。2002年税费改革后，这三项收费被取消，但上级转移支付的财政拨款只能弥补部分缺口。公办小学每人每年85元，村办小学为55元，初中生为180元。财政局这位官员说，按此标准全县每年可收取2300万元，但实际需要4313万元，中间有2000多万元的资金缺口。 税费改革后，农村义务教育保障条件大大减弱1、部分学校运转难以维持。税费改革后，农村义务教育“吃饭靠国家，办学靠附加”的格局被打破，原有的资金来源渠道被堵死，县、乡（镇）一级政府又无力承担义务教育的重担，国家的转移支付有时并不能按时足额落实到位，导致有些学校的日常开支出现困难。2、学校危房改造难以完成。据全国人大执法检查组的报告，在我国中西部地区，危房比例仍居高不下，有的地区达10%—15%，同时每年还有约3%的危房自然增长率。税费改革后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资金一般要由县财政直接负担，上级政府的相关援助只是采取一次性补贴的方式且数额较小，主要用于中小学布局调整和危房改造。显然上级政府这种额度不足，多功能用途的事项补助难以满足中小学危房改造的需要。3、现有教育债务难以偿还，近几年来，不少乡镇主要是依靠贷款来巩固和提高“普九”成果；有的乡镇不惜负债启动“教育现代化工程”，用今天的钱办明天的教育；甚至有的乡镇靠借、贷款解决教师工资问题。这些债务原拟通过教育费附加和捐、集资逐年偿还，税费改革后，学校的这些资金来源渠道消失了，而新的经费投入体系尚未建立，还贷计划将无法实现，学校负债运转的局面难以扭转。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由县级财政统一发放在一些区县有一定难度。 实施税费改革后原先“建设靠附加、维修靠集资”的农村教育投入格局被打破，而新的机制又没有建立起来，危改资金不足的问题日益突出，在安徽、河南、湖北、陕西、四川等省，需要尽快筹措但“缺少着落”的危改资金都在10-20亿元。因而危房增加的势头并未得到遏制，到2002年底，危房比率仍占7.6%，D级危房也还存有4000万平方米。农村教育负债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普九”达标运动中出现的新问题。为了在2000年之前达到教育部规定的各项验收指标，各地农村的乡镇政府、村级组织和中小学于90年代中期被迫举借债务，以改造危房、建设新的校舍，或购买必要设施。这些债务原是准备在验收过关后通过向农民集资偿还的，但据说2000年起实施的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使教育集资难以为继，有报道说全国高达500亿元。北京市教委主任耿学超指出，目前全市中小学设施设备经费缺口大约有30亿元，其中农村中小学占20亿元。 在1999年底，中国青年报还曾披露了一份关于中国公民高等教育的报告。报告对北京多所高校2000余名学生的抽样调查中发现：这些学生里，28%来自北京，30%来自北京以外的城市，24%来自全国各地不出名的城镇，18%(确切数值是17.7%)来自农村。也就是说，城乡大学生的比例分别是82.3%和17.7%。而在1980年，高校中农村生源还占30%多。这意味着通过高考，农村孩子向上流动的渠道将会缩窄。 根据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基础教育实行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县级为主的管理体制。因受财力不足的制约，一些财政困难的区县增资调资没办法落实，连维持现有工资发放也难以承受。税费改革前，教育经费支出一般占县财政支出的50%，占乡镇财政支出的70%—80%，而在一些贫困乡镇甚至占到90%以上，在这种情况下，乡镇一级政府不可能有更多的资金投入教育。 新的“读书无用”观念在农村一些地区尤其是发达地区农村滋生蔓延，已成为农村学生辍学的又一个主要原因，这种影响主要包括以下方面：其一，农村中小学教学质量普遍较低，每年能考上大学的人太少，许多人感到升学无望，读书也同样没有前途，何必花掉不少钱。其二，当前大中专毕业生不包分配，毕业后就业困难。2003年，许多大学本科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不少毕业生只能回到老家找乡镇企业或当地的民办中小学任职，每月收人不超过1000元。就业难成为高校扩招后毕业生出路的难题，这种情况在2003年表现得特别突出，连研究生毕业后的就业都不甚理想，这同样使许多农民丧失了不惜借贷送子女上学的信心。其三，目前非义务教育阶段学费日益抬高，使许多农民特别是尚未富裕的农民望而生畏。真是小学毕业愁初中，初中毕业愁高中，高中毕业愁大学，大学毕业愁工作。 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中国社会，正在走出自己的童年。承担开启民智、训练公民职责的教育，无疑是这个转型过程中的基础性工程。正在接受义务教育的数千万儿童，其中大部分是农民的子女，将构成中国未来成熟社会的主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