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面对着《摔了一跤》的漫画，我不禁陷入了沉思。小男孩在马路上不小心摔了一跤，起因很简单，不知是哪个缺德鬼为了显示他能吃西瓜善吃西瓜的勇猛，竟把胜利果实西瓜皮扔在了马路上——这年代，这样的缺德鬼比比皆是，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小男孩天真可爱，那知行路之艰难，被西瓜皮绊倒也是情理之事。此时，就急坏了小男孩的长辈们（既有家庭中的，也有学校、社会中的），着急、担心、责怪种种感情一齐涌上心头，于是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出事了吧！”
其实，人生在世，哪有不摔跤的，哪有不出事的！就算不被西瓜皮绊倒，也会被香蕉皮、包子皮、砖头、瓦砾甚至人为的种种阴谋诡计所绊倒，可以说，我们随时都有被绊倒的危险，摔跤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不值得大惊小怪。然而不正常的是，长辈们所持的那种动辄怕出事的态度，这才是最可怕的。长辈们对孩子们的关心已到了战战兢兢谨小慎微的地步，不独走路怕出事，只要孩子们一举手一投足一做事，他们都怕出事。一句“出事了吧”背后折射出的是一种可怕的教育生态。为了不出事，孩子们已经失去了太多的人生乐趣和锻炼自我的机会。
先说上网，尽管网络已成了21世纪地球村的信息交流通道，成了人们日常工作、学习、生活必不可少的工具之一，但长辈们却不教学生上网应该做什么，只是固执地认为，学生上网就是不务正业，学生上网就是在学坏。为了不让学生分心，为了不让他们上网，长辈们殚精竭虑煞费苦心，为学生们构筑了一道道“网络防火墙”。网吧，那是鱼龙混杂的是非之地，当然不能去；家里有电脑的，在老师的劝导下，家长要么拔掉网线，要么干脆把电脑送人。就这样，长辈们还是忧心如焚，就象那个钻在套子里的别里柯夫一样，老是担心出事。后来，他们发现了一个“新大陆”，认为学生上网主要是学校和家庭给学生的空闲时间太多，然后对症下药，对学生的空闲时间进行了全天候多方位立体式的监控，最大限度地延长学生的在校学习时间，最小限度地给予学生休息时间和自我支配的时间。于是“朝7晚10”就成了中国大部分学生固定的作息时间表，即使寒暑假补课也是雷打不动的执行，学生们只能摸爬滚打于书山题海，孜孜不倦于考试分数，哪有余暇去上网。于是，长辈们长舒了一口气，但仍然圆睁双眼虎视眈眈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学生们尽管学得苦不堪言，但一想到生在幸福的新中国，生在长辈们无微不至的爱河里，哪里还敢有半句怨言。只好腹诽几句，祈祷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保佑自己能够早日考上大学，早点迎来胜利大逃亡的那天。当然也有个别胆大的，在学校举行什么“远离网吧”千名学生签名的大型活动中，奋笔疾书，把自己的尊姓大名签成“本·拉登”，以表一番反抗的意思，气得学校当局大骂这种学生“道德败坏”“不可救药”。对这种韧性而文明的反抗，我这个小教师不但能够完全理解，而且还要抱之以十二万分的佩服，若换了我，顶多写一个“刘胡兰”或“董存瑞”，比“本·拉登”的级别就差远了。 再说春游，这个学生们久违了的集体项目，可以开阔眼界，发展个性才华，锻炼学生能力，让学生在体验中长大，增加学生的实践经验；让学生在群体交往中长大，发挥伙伴的作用，改变学生的任性、孤独、不合群的弱点。其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孔子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有了这样的教育实践，也许孔老师实行的是小班教学，学生好管理，那个时代的马路上可能还没有随处可见的西瓜皮可绊，也没有到处横冲直撞的汽车摩托车自行车可撞，出行危险系数相对小些。于是《论语》中就有了这样的记载，“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按理说，时代进步到社会主义新中国的21世纪，我们的教育也应该比孔老师进步几十个世纪了吧。现实却正好相反，长辈们特别是教育官僚机构和各级学校对春游实行的是集体抵制，他们未必不知道春游的好处，可是为什么还是不愿意组织春游呢？原因恐怕只有一条：怕出事怕担安全风险。集体性出游存在一定的风险，用成都一位校长的话就是：“不是我不想组织春游，可现在一家一个孩子，出了事谁负得起责任。”就在这样的理由下，春游在全国大多数地方被搁置了。难道春游真的就危险万分吗？事实并非如此。相关研究显示，只要教育主管部门、学校、家长和社会相关单位，各司其职，精心设计，周密组织。制定安全预案，防患未然，风险就会被降到极低，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曾调查，青少年意外事故80%以上都可以避免。这样看来，禁止春游就如“一噎之故，绝谷不食”似的荒唐和可笑，然而，教育官僚们具有大无畏的革命勇气，他们才不怕什么荒唐和可笑呢。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2006年3月7日，成都就曾经发生了一起反抗事件，成都七中育才学校（东区）的3000余名学生联名“上书”要求恢复春游，他们在“上书”中说，“春天来了，郊外的油菜花开了，龙泉的桃花也开了，风筝和鸟儿在天空自由地飞翔。我们却还被关在学校里，看不到油菜花，看不到桃花，只能坐在教室里，想像着油菜花和桃花的味道。”“自非典以后，我们就再没有被学校组织外出春游了。”（《教育文摘周报》2007年3 月14日）也许是受成都联名“上书”事件的影响，一些地区逐步解除了对春游的禁令。在北京，去年就解禁了中断三年的春游。今后会有多少地区，特别是那些党的教育政策“春风不度玉门关”的地方，能加入北京的行列呢？但愿有更多的地区加入，因为这不但对孩子的健康成长有益，对素质教育有益，而且更重要的是，每个孩子只有一个童年，不能因为怕出事就让孩子们失去本该属于他们的欢乐。 还有更可笑的。为了不出事，很多学校对学生实行了“圈养”，取消了学生正常的课外活动，甚至不允许学生出教室。这些学校采取了多种“圈养”方法：有的是低年级学生课间除了上厕所、喝水不准出教室，有的学校只允许在走廊里玩，不可以去操场。有的学校一周给学生一次固定的“自由”时间，或是以“闭关”作为惩罚措施，而把到户外玩作为奖励措施。就连学生们喜爱的体育课，也因为怕孩子在课上受伤，就专门选择一些比较简单的课程，比如跑步做操，仰卧起坐，导致学生从体育课上学不到锻炼身体的方法。而学校负责人还振振有辞，学校采取“圈养”，主要是为了保证学生安全，“现在都是独生子女，家长都很宝贝，小孩子又容易磕磕碰碰，其实有很多时候都是意外，但万一有事家长肯定会责怪学校看护不力，我们也很难做。”如果小学初中这样做还勉强可以自圆其说，那么高中生为什么也遭遇了“圈养”的命运呢？要知道，他们已经有了安全意识，就是出事，家长也不会找学校的麻烦。可是，为什么他们在课余时间运动一会儿，就惹得一些园丁们勃然大怒？原来，园丁们也是怕出事，不是安全之事，而是升学率上不去影响他们“政绩”这样的大事。可悲的是，“圈养”教育得到了家长和社会的一致称赞，什么“管理有方”，什么“学习时间抓得紧”，什么“抓住了提高学习成绩的关键所在”，实行“圈养”扎实有效的学校成了“名校”，老师成了“名师”，这些迷魂汤一灌，学校更得意了，于是遂把“圈养”教育当作了治校的不二法宝。
这样一来，教育官僚和学校是安全了，也极大地保证了社会的和谐发展，但“圈养”却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可怕的灾难。最近几年一直参与中国少年儿童体质监测调查的北京师范大学体育学院院长毛振明博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国少年儿童的体质已到了危险的边缘。”“通过大量调研，我把大部分少年儿童的体质状况总结为4个字：软、硬、笨、晕。”“具体就是肌肉软、韧带硬、动作笨和前庭耳蜗神经晕。就拿最后一项来说，现在的体育课上，很少有老师教授关于倒立的课程，孩子的前庭耳蜗神经根本得不到锻炼和开发，长大后，直接的后果就是晕车、晕船、晕飞机。”（《报刊文摘》2007年2月7日）以后，如果再有外国人说我们是“东亚病夫”，我们还能理直气壮地反驳吗？怕出事，结果却让祖国的花朵在体质上出了这样的大事，这是中国的悲哀，更是中国教育的可恨之处。 这种“怕出事”的教育生态尽管表现形式多样，却随处可见，其危害多多，可谓罄竹难书。什么孩子缺乏自理能力，缺乏挫折承受能力，压抑了孩子的情感发育，使孩子变成了温室里的花朵，这些人们已经说得够多了，我就无需再饶舌了。反观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哪儿的长辈们普遍不怕出事，从小就开始培养孩子的自理能力和自强精神。在美国，为了让孩子从小懂得劳动的价值，长辈们鼓励并放手让孩子到外边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即使是富家子弟，也要自谋生路，因此，不少中学生提出了“要花钱自己挣”的响亮口号。在瑞士，初中毕业的17岁姑娘，必须到有教养的人家当一年左右的女佣人。她们上午参加劳动，下午上学读书。小日本的长辈们更“残忍”，全家人外出旅游时，不论多么小的孩子，自己的东西都要自己背；上学以后，许多学生都要在课余时间到外面劳动挣钱。大学生中勤工俭学成风，就连有钱人家的子弟也不例外。他们靠在饭店端盘子、洗碗，在商店售货，照料病残老人，做家教等工作挣得自己的学费。如果换成了我们的长辈，那还不得把他们心疼死着急死担心死：祖宗的一亩三分地里就这一颗独苗，尤其是十几岁的大姑娘，万一出点差错那可怎么办哪！从小就沾染上铜臭，那也不是闹着玩的。
也许，有的长辈们又要大呼冤枉了：我们怎么能和外国相比啊？毕竟国情不同嘛，我们也是迫不得已啊！一听这种陈词滥调，我就不禁要投之以十万分的鄙夷和愤慨了。什么叫“国情不同”，这种不同的“国情”是谁造成的？万恶的旧社会有吗？家长们望子成才心切也许是“迫不得已”，社会上的无良知者为了追名逐利也许是“迫不得已”，可作为传道授业解惑维护人类公平正义的学校，总不能拿一个“迫不得已”就把自己的职责推个一干二净吧！一味地“怕出事”，就只能一味地随波逐流，就只能一味地不学无术，与西方国家的距离就只能一味地拉大下去。到时候，中华民族还凭什么在地球村立足呢？
当然，我们也不必太悲观了。随着中央政府对教育关注得越来越多，随着社会上有识之士对教育批判的高歌猛进，打破“怕出事”的教育生态平衡，使教育真正成为立人之本、立国之本的利器，这一天的到来，应该是不会太遥远了吧？！
2007年8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