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立国之基,强国之本,这似乎成了人们的共识。既然教育如此重要,那么掌管中国教育之舟的舵手们就应该是中国出类拔萃的一流人才,这样才可能高屋建瓴审时度势地引领中国的教育之舟驶向光明的未来;国家也应该切实拿出点重视教育的诚意来,从经济上保证教育优先发展的地位,从行政上少为教育添乱,这样教育之舟上的船员们才可能一心一意鞠躬尽瘁地为教育去奋斗。然而,现实生活中教育的发展状况,不仅不容乐观,反而让人忧心重重。
我常常疑惑,掌管中国教育的一流人才,是不是有点名实难符,为什么一流人才的表现老是二流水平?先不要说“文革”十年知识如何被冲击得一文不值,知识分子如何被践踏得尊严扫地,这教育停顿乃至倒退的十年,终究怨不得我们的一流人才,毕竟胳膊拧不过大腿,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单说“文革”结束恢复高考以后,中国的天空不再阴霾万里,教育可以积极地探索和改革了。而高考是教学的指挥棒,怎么考考什么,就成了至关重要的一个改革环节。比如1977年恢复的高考没考外语,随后的高考每年都有变化,究竟应怎样选拔学生怎样考试才能更好呢?时值改革开放之初,西风东渐,一种闻所未闻的考试以及与之相伴随的理论、技术、方法传进了中国,其中最为重要的观念就是“标准化考试”。其实,标准化考试是工业化时代教育评价的一种方式。当我国引进标准化考试之时,正是美国工业化教育发展到顶峰的时期。物极必反盛极而衰,工业化教育已经引发了大量的问题。据此,美国于1983年发表了《国家在危险中:迫切需要教育改革》,紧接着1984年发表了《赫拉斯折衷方案:美国中学的困境》,1985年就启动了《美国2061计划》。不久,又有万名各领域的学者参与研究《美国国家科学教育标准》。美国由此开始了波及全国的教育转型,考试也逐渐抛弃了标准化,变成对学生的综合评价。而我国在美国逐渐抛弃标准化的前夕,于1982年从美国取来标准化考试的“真经”,于1985年在广东率先开始标准化考试实验。第二年,山东、广西、辽宁参加进来,实验科目也由英语、数学,扩展到物理、化学。此后参加实验的省市迅速增多,科目也迅速扩大。1989年,国家教委发出《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标准化实验规则》,标志着标准化考试正式进入实施阶段。从此,高考这根指挥棒产生了空前强大的指挥效应,在标准化考试的带动下,全国的基础教育不得不步入应试教育的轨道。
看看,我们掌管教育的一流人才就是如此地慧眼识糟粕,你美国人不要了的标准化考试,我们就是要当宝贝贡着,还要在全国推广个遍地开花。我不禁犯糊涂了,这是不是“敌人所反对的,我们就要坚决拥护”的“文革”精神的又一次发扬光大?而标准化考试在神州大地实施的“成果”如何呢?无非使教育成了考试的附属品而已。一切教育活动都围绕考试转,学校成了传授考试妙法的场所,老师和学生成了备考应考的机器,所谓“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分、分,学生的命根”即是明证。这就导致了从各级学校里毕业出去的学生多是随波逐流之庸人,而少砥柱中流之精英。谁能说时下中国的诸多病症,如价值失衡、道德真空、社会无序,假冒伪劣泛滥成风,腐败之风深入人心等等,与这个标准化考试的肆虐泛滥没有关系呢?至于中国教育积重难返的诸多问题,标准化考试更是罪莫大焉。尽管经过十几年的实践证明,人们看出了标准化考试的症结所在,也都在呼吁素质教育,但由于教育主管部门依然对这个考试情有独钟,照样保守得有声有色,所以中国的教育仍旧处于“轰轰烈烈谈素质,扎扎实实搞应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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