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论陶渊明归隐之“真意”
——再读陶诗《饮酒》(其五)
陶渊明终于回家了，他再也不用束带见官，遭遇那难以承受的尴尬。为了守住他倚重的那个“拙”——归园田了。当然，陶渊明归隐田园并非如古代的隐者那样寄身山林与鸟兽为伍，在他“方宅”的附近是“暧暧远人村、依依墟上烟”、可以听见“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枝颠”的活泼泼的音响。他是明明白白地在“人境”中结庐而居，耳边却没有了车马的喧闹声。当然并不是完全没有了，偶尔也有故人来访，间或有官车来聘，但这些“车马喧”在诗人心中已激不起半点涟漪，诗人的心已远远地离开了官场，所“结”之“庐”自然就“隔深辙”而“偏”了。
诗人真的“形如槁木，心如死灰”、因为“性本爱丘山”、为了守“拙”而义无返顾地“归园田”了吗？如果我们完全相信了诗人在诗面宣称的“豪言壮语”，我们真要与诗人的情感世界、精神追求擦肩而过了。诗人在《归田园居》（其一）的“宣言书”中的“豪言壮语”背后到底有怎样的难以与外人道的隐情，须在诗人其他诗中寻觅。其中《饮酒》（其五）最能道出诗人在“豪言壮语”背后的隐情。在这首诗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最关键处。是开启陶氏情感世界、精神追求的一把钥匙，拿到这把钥匙，打开这扇门。一个真实生动的、活灵活现的陶渊明就会向我们走来。原诗是这样的：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西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历来对此诗的评价甚高。一般都认为“此诗以‘心远’纲领全篇，并分三层揭示‘心远’的内涵。首四句写身居‘人境’而精神超脱的世俗的虚静忘世心态。中四句写静观周围景物而沉浸自然韵致的物化忘我心态。最后两句又深进一层，写“心”在物我浑化中体验到了难以言传的生命真谛。”（徐中玉、齐森华主编的全日制高校通用教材《大学语文》之提示部分）认为诗之意境体现了“忘世”“忘我”“忘言”三层心态。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把“忘我”称之为“无我之境”，认为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无我之境”，“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王国维《人间词话》卷上）。这种评价，是将诗人作此诗之心境定位在“倦鸟归林”的那种完全释怀的况味下而对其描绘之境的诠释。但作者的“真意”果真就是“倦鸟归林”吗？如果真是这样，陶氏便与此前的隐士无多大区别，也就不用标榜所谓的“真意”，也无须“辩”了。所以，先要读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句的“真意”，才能清晰地把握后四句之“真意”，这就需要“辩”清“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把钥匙将要打开的是怎样一道神秘的门扉这一问题。
“采菊东篱下”一句好解，菊是百花开尽深秋时节的最后一道亮丽的风景，其品质是“不争”，“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道德经》第二十二章）自古以来被视为花中的隐逸者，更以陶氏之爱而标高于世。然我以为，此处之“采菊”并非泛泛的行为方式，而是有屈子“退而复修吾初服”、“集芙蓉以为裳”的自修的况味；“东篱”是田园生活之表征，故此句之“真意”拟应理解为：虽已归隐田园，仍“采菊”以自修。体现了陶氏作为一代鸿儒对儒家“天下有道则仕，无道则隐”、“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固穷”旨趣的实践精神。关键是后一句“悠然见南山”的解法，“悠然”是一种释怀的自在境界，不难理解。其后之“南山”一词是实指还是泛指自古以来争论颇多，或以为是家居周边之一座山，泛言为“南山”，无特殊之处，只是信手拈来“适己而用”；或以为指柴桑以南之庐山。细考之，这两种观点均难自圆其说。其一，表面上看，陶氏之归隐田园是因于“束带见官”这样的偶然事件，实际上是一种受迫性的逃离。因为“束带”去见一位年轻的上司，于满腹经纶、志向高远的陶渊明来说是一件很痛苦的事；而不“束带见官”又不合于官制，很可能会引来灾难甚至是杀身之祸。在二难选择面前他只好选择了匆匆逃离。另一方面，而荒芜的田园，经济的拮据，农事的辛劳，要使诗人如“倦鸟归林”般地心系田园、与物为一，完全一副清静无为之心境，似不可想象，也不合情理。于此而言，“南山”非泛指明矣。其二，“庐山”在自古以来的文献记录和当地人的称谓中从来没有“南山”之别称，则“南山”非庐山明矣。“南山”实际上是陶氏之特指，是指陕西南部那座横贯东西的秦岭的别称，当地人因其在长安以南而称之。也叫“终南山”，也称“商山”。秦末时有四位读书人因避秦时乱而隐居于此，时人称为“南山（或商山）四皓”。后来出山帮助刘邦的太子登上皇位（即汉惠帝）而传为佳话。陶氏对“南山四皓”崇敬有加，在诗中多次提及他们。如《桃花源记》中有“赢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在《赠羊长史》中说“路若经商山，为我少踌躇，多谢绮与甪 ，精爽今何如？”对四皓之仰慕之情溢于言表。另外如《饮酒》（其六）中“咄咄俗中愚，且当从黄绮”，强调他的归隐亦如四皓之避乱隐居。但从四皓后来出山扶助汉惠帝看，隐居也决不是目的，而是“固穷“待时的一种委曲求全。陶氏很清楚这一点。他在《感士不遇赋序》中说“夷皓有安归之叹，三闾发已矣之哀，悲夫！”借引为同调人物之悲情透露他归隐的“真意”。即以为自己性格的愚直（“拙”）恐很难在当时危机四伏的官场中保全性命，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匆匆逃离官场而归隐田园（表面上尽管标称为“不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之豪言壮语）。亦如此前的阮籍为拒驸马之“宠”而大醉六十日一样。因为在那个激烈动荡、人人自危的年代，受宠和受辱一样是不祥的。阮籍醉了，青白眼也收回，但是却实现了全身而退；嵇康忍不住，站了出来，慷慨激昂，结果在血色黄昏里，《广陵散》竟成了绝调。
因之，陶氏之归隐田园的原因可概括为两个方面：其一，陶氏性格中不合俗流、与物浮沉的“拙”的因素是其归隐的基本因素。如他在《归园田居》（其一）中说：“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青年时因未辨清世道之清浊而误入仕途，竟零零总总地懵懂了一十三年。好在他还能“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庄子《逍遥游》），其内在的清静纯朴的自然之性还没有消失。为了守住这一不见容于世俗、而又聊以自慰之“拙”，“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肉体辛劳也便带有一点隐隐的喜悦和浪漫色彩。其二，陶氏之归隐田园又含有政治上隐忍待时之翼望。以前对陶氏之评价，大多冠以“隐逸诗人”之头衔，而陶氏之爱菊，便成了隐逸况味之表征。尽管陶氏性格中有“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和“闲静少言，不慕名利”（《五柳先生传》）这种热爱自然、喜爱过萧散闲淡的亦耕亦读生活之旨归。但也有过“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壮志雄心。因此，在看似平淡、洒脱的田园生活中，深受儒道两家救世济民思想陶铸的诗人，政治上希望有所建树的火星时不时还冒出亮点，翼望自己能大器晚成、能有“南山四皓”之政治机遇，这样的心理诉求也是再正常不过了。因此，此处之“南山”喻指“南山四皓”就非常清楚了。回到原诗中，`此句应理解为：悠然自适的田园生活中时或浮现出“南山四皓”的身影，我追随他们而来，然我能否有他们的机遇、时运呢？天命不可违，且“采菊”自修以待时吧！
如此，后四句之境界便可与前八句贯通一体了。山的韵致况味在日暮黄昏时最美，夕阳晚照下，山中景物金碧辉煌，通体透亮，整个画面生动欲飞。此时外出觅食的鸟儿，或相携而归，或相随而来；或兴奋满足而鸣，或释怀淡然而静默。这一幅由“山气”“飞鸟”构成的有声有色的美丽画卷，既是陶氏对所追慕的“南山四皓”当日归隐山林生活情趣的个性化追忆，也是对相随“四皓”而来的自己的心境物态化的生动描画。以极富动感的璀璨画面勾勒出自己无奈的归隐中深含的对“南山四皓”的仰慕和对未来的些许渴望。这是“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的第一层含义。第二层含义是，即有“相与还”，就有相随而去。孔子曰“鸟兽不可与群同，无非斯人之徒而与谁焉！”（《论语·微子》）。“四皓”归于山林，与鸟兽为伍，是不得已而待时，一旦时机成熟，便告别山居生活走进大千世界，找寻自己安身立命之所。而山林对于鸟儿来说只是“倦”而安栖之所。翌日仍要离山林而外出觅食，则山林只是鸟儿栖身之“家”。作为深受儒家文化长期熏染的诗人，他对“家”的认知既不会认同于鸟儿似的返朴归真，也大相异于一般的世俗之人之求田问舍。诗人理想中的“家”就象孟子所言“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福，威武不能屈。”（《孟子.藤文公下》）这样的“大丈夫”式的精神家园。因此田园生活只是诗人暂时的栖居之地、自修之场。并不是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而是顺天养性的“知命”心态，“固穷”待时的儒士风范。诗人在他的田园中，虽也象农夫一样“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但他以诗人独特的审美视角、审美情感去感知、体悟艰辛的田园生活中难得的宁静与安详，过去在官场中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不安与恐惧被完全抛置脑后。唯其如此，他才能够把艰难困苦的田园生活描绘的如此富有情趣，充满诗意。以致人们在阅读陶诗中类似这样的诗句时，常常对其肉体上曾遭受的苦痛煎熬，粮常借、酒常赊的尴尬搁置一旁，忘记了陶渊明曾是一介士大夫，有着兼善天下的鸿志，只是为了全身避祸，为了守“拙”，为了其“内美”归于田园了。如果说屈子是徇情于如同生命一样珍视的“内美”，则陶氏完全是为他的 “拙”——赤子之心守节的。为了守住那个在别人看来十分荒唐的“拙”，为了他的“拙”不被俗流玷污，他竞至于终老田园，在贫病交加中度过了余生。在这个意义上，他与屈子之徇情于“内美”是殊途而同归了。
因此，读此诗既要“沉浸其中”，深入诗人之“意”中体悟其情、探寻其志；还要“掉臂而出”，走出单个的诗意，从诗意产生的时代、诗人的心路里程中“辩”其“真意”。否则在欣赏其诗意之美妙时会留下“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缺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