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从2007年1月15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此举直接冻结的资金将在1600亿元，理论上能缩减6000亿元左右的信贷规模。这是一条财经类的新闻，但在《商界8226;中国商业评论》第2007/02期的“焦点”中，却得出一个结论：“表明央行可能继续采取紧缩的措施，将过剩的流动性资本慢慢抽走”，结果是“这将意味着民企融资的难度可能更大”。作为个人，我不清楚，这个结论的内在逻辑推理关系。因为爱我看来，民企也好，国企也罢，融资始终是必须通过正确的渠道与程序去进行的，比如股市、基金、汇市等证券市场，或者是银行的信贷业务。为何银行上调法定准备金率，受影响的只有民企？aihuau.com可能在作者的观点中，还是认为国企比民企高一个等级。虽然民营经济在过去的三十年时间内，为中国的市场经济做出了非常巨大的贡献，但其行业性的“原罪”以及游戏规则缺失，导致了目前中国银行业大量的资金呆坏账问题，却也是不争的事实——这从第一代民企老总纷纷因经济问题而落马可见一斑。正是因为民企老总在资本或者资金的运作上完全没有游戏规则可言，所以银行在上市的要求之下，必然要对他们进行严格的贷款审核，否则中国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可能到下个实际都还上不了市。从这一点来说，银行对于国企和私企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对待的必要。而央行上调银行法定准备金率，那是宏观经济调控的政策——货币政策，是央行宏观控制宏观经济的左手，原因是因为目前在很多行业出现了经济过热现象，更多的钱流进的市场，如果不动作，很可能会出现股市泡沫那样的经济泡沫。上调银行法定准备金率，就意味着银行——这一商业载体，无法因为资本的逐利性而把更多的资本投进市场，是有效控制经济运行的重要手段。如果不上调法定准备金率，就意味着任何企业都可以贷到更多的资金，进入已经过热的行业，结果，受伤的可能就不是民企，而是整个国民经济了。所以从这两个方面来看，都都很难得出所谓的“一旦银行信贷紧缩，民企可能首当其冲受到影响”。因为无论是对民企还是所谓的国企，在逐渐正常化、制度化、标准还的市场经济里，都必须依足游戏规则来，否则，任何一个宏观经济动作，都可能会让企业受伤。
观点：“如果政府可以假借行政权利加重或者减免税收，那就意味着个人财产所有权的一部分归政府所有，所谓的保护产权也就成了一句空话。”——《商界8226;中国商业评论》第2007/02期叶檀，《税收法定原则的艰难回归》。作者在文章一开始就举了英国、法国以及美国的历史，说他们的战争都是与所有权及税收问题紧密相关，有的甚至是导火索，这点我不甚了解，但在整个文章中，我却觉得作者没有弄明白几个概念。首先是：“政府借行政权利加重或者减免税收”，税收是宏观经济调控的右手——财政政策之一，没有了税收的加重或者减免，政府就无法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因为我们对于需要重点发展的行业就必须给于税收优惠政策，而对于需要淘汰的行业，就必须课以重税。否则无论是过热的行业还是过冷的行业，政府都无能为力，结果可能就是出现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世界性经济大萧条，从这点来看，作者的观点比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自由主义者还要过激，因为政府的任何税收行为，必然是通过行政行为来实施的，加重或者减免某个行业的税收，也必然是通过行政手段才执行，否则，政府就无能为力！经济也就会信马由缰了。其次，作者所说的“……在涉及投资过热的行业时，又常常把征税作为无往不利的武器，完全忘了确保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税收法定这一原则。这在房地产等行业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在宏观经济中，对于过热的行业，如果动用货币政策来进行调整的话，那样所可能遭受震荡的，就不止一个行业，而是整个国民经济，所以在某些过热的行业，必然只能通过财政手段中的税收政策——了解宏观经济的人都应该知道，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只有财政手段与货币手段（公开市场操作属于商业性手段），对于可能过热的行业，通过行政权利，加重其赋税，从而有效抑制更多的热钱进入，是对国民经济负责的表现。但作者在一开始把英国革命、法国大革命以及美国独立战争与我们目前的税收政策相提并论，本来就犯了一个“时空对比”的错误，且不论前三者性质都不完全相同，更遑论我们现在？第三，“如果政府可以假借行政权利加重或者减免税收，那就意味着个人财产所有权的一部分归政府所有，所谓的保护产权也就成了一句空话。”作者在这里，犯的错误更加明显，中国政府不但将个人财产权写入了《宪法》而且通过上调个人所得税征调基准——由原来的800元，上调到1600元，保护的就是个人财产所有权。我们通过行政权利加重或者减免的税收，并不是针对个人财产方面，而是针对经济领域的，是对商业行为的控制，可笑的是，作者居然把它等同到了个人这一名义下，而且还用了“税收法定原则的艰难回归”这一吓死人的大帽子来指责目前的税收政策。其错误应该可以用“可笑”两个字眼来形容。最后，作为私营企业家，虽然在法律上企业是属于他个人的财产，但企业在社会中也是一个存在体，不能把企业等同于一般民众的私人财产——如房屋和存款，自然也就不能把对企业所征收的税款，等同于对一般民众的私人财产或者收入所征收的税款。而作者显然是把这两个不同领域的概念混同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税收法定原则的回归与否，恰好就是对不同税收主体的区别对待，或者说对于应该课以重税的，政府用行政权利来课税恰好是保证社会公平的重要手段，这才是税收最本原的法定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