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湖南省常宁市宜阳镇一名只有9岁的小女孩在深夜熟睡中被歹徒抱走强奸，受害者家属和村民三次拨打110报警，可三次没有出警（《三湘都市报》2004－05－26A9版新华社长沙5月25日电）。今年2月23日，陕西省吴旗县新寨乡农民白彩珍家中被盗，报案十余天却迟迟未见民警出警，因之愤而恶骂公安局长，结果反遭拘留（《三湘都市报》2004－05－26A3版新华社西安5月25日电）。在公安部公安队伍建设若干条禁令和30条便民措施逐步推行的公共政策背景下，纵然出现此等恶性行政不作为事件实在令人震惊和不可思议！ 我们知道，公共部门的公共权力是人民授予的，也应该是为人民服务的。按照西方委托—代理理论，公共部门是受公众委托代理行使公共权力的。因此，只有人民（people）或公众（public）才是权力的所有者。对于人民给予的权力，公共部门及其执行者当然要用好用当，要体现权力的充分作为，要充分体现权力的公共性。但在权力使用问题上存在两种失范现象：一是“权力缺位”；二是“权力越位”。显然，行政不作为属于权力缺位的主观故意形态，它所造成的后果与权力越位状况下的权力滥用和权力腐化情形并无二致。而上述恶性事件恰恰所反映的是权力的高度不作为，其所造成的社会影响相当恶劣，也使权力的公共性危机凸现于包括公共知识分子在内的社会公众面前，这是一个不能不令人省思的公共话题。
权力是一种责任，不是一种荣耀。可一些公共权力机构的执业者却把自己看成是高高在上的“主子”，而把其所服务的公众看成为自己的“仆人”。他们不愿意放下架子和面子去从事一些在他看来低等级的“小事儿”，他们把相当多的精力与时间放在升迁、逐利、消遣和娱乐上，从而极力寻求自己私利（物质酬劳和精神快感）的最大化。他们把自己手中的权力看成是套现的工具、自利的武器和身份的符号，他们宁愿卡拉OK、桑拿足浴、打牌搓麻，也不愿在“不合理”和“不恰当”的时间里深夜“出勤”，更何况常规性的工作时间也不一定能够“满勤”。在纪律严厉的行政环境下，他们常常寻找“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公共管理机会主义之“万全之策”。 在此种情形之下，权力公共性危机的地地道道受害者是广大的老百姓，他们成为了不作为状态下所谓的“公共”牺牲品。因而，出现了“骂总统无事、骂局长拘留”的官场之怪现状；也就出现了“幼女遭奸、民警无动于衷”的警场之逍遥景。其实，这些不作为的警察与“有作为”的小偷和歹徒一样都是社会不稳定因子，因为他们的行为默许和放任了违法者，自己也就间接地成了违法者。于是，行政不作为的公共治理有赖于政策的规制与法律的制裁，问责制的强力推行和行政诉讼法的有效实施便成为治理权力公共性危机不可或缺的路径依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