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人才壁垒”与“人才绿卡” 人才问题是关系到国家事业发展的关键，因此实施人才战略是党和国家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小康大业，人才为本。但是，当我们行进在后计划体制时代时发现，市场配置人才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仍然发挥不够，计划经济时代所形成的各种“壁垒”仍然存在，人才流动中的城乡、区域、部门、行业、身份、所有制等限制尚未消除。因此，去年末召开的全国人才工作会议已经明确，发展人事代理，改革户籍、人事档案管理制度，放宽户籍准入政策，推广引进人才为主导的工作居住证制度，探索建立社会化的人才档案公共管理系统，已然成为必要。 从7月1日起，长沙市人才居住证制度正式实施，首批被称为“人才绿卡”的长沙市人才居住证将陆续发放（《三湘都市报》2004年7月3日5版）。凡持证的国内外人才，可以免于办理其他就业和居住许可，在创业、就业、保险、住房、出行、子女就读等方面享受当地市民待遇。而且，作为“壁垒”的户籍和人事档案已经不作具体要求，因为想要申请领取居住证的人员只要提交学历证书、专业技术资格证书或业绩证明材料、有效身份证明、劳动合同就可以了。当然，居住证持有人的基本情况、居住地变动情况等人口管理所需要的相关信息（最基本的信用信息）仍然是必需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作出真理性的科学判断：资本只有在流通中才能增值。货币资本如此，人力资本亦如此。作为资本活动的场所，市场就必须发挥其相应的基础性的资源配置功能。因此，任何固束“市场”的人为壁垒式行为都是反规律的和不得人心的。俗话说得好：“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树挪死，人挪活”。人力资源只有在完善的市场规则和宽松的体制条件下，才能做到贡献的最大化。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流动者对于职业与岗位的选择和流动是理性的，对于自己利益的追求和能量的发挥是自然的。因而，基于知能的人才流动是合理的，是符合人才规律要求的，也是有益于个人福利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 现实人才流动生活中，目前在许多地方和许多单位还存在相当多的非理性做法，比如工资扣压、把人事档案当作“人质”，强调户籍身份、城乡差异、所有制差别等等，这是违反资本流通规律和人才市场规律的。那种过多的壁垒式行政干预方法只能造成人力资本边际效益的最小化，效益只有在“市场”流通中才能说了算。“好钢要用在刀刃上”，适合自己才能的地方、部门、岗位、职业也才能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潜能和积极性。因此，人才居住工作证的“绿卡”制度的推行是必要的、可行的，任何人才“壁垒”的制造是行不通的、反文明的。 至于人才居住证申请制度的学历门槛是否必要确实值得讨论。对于一个大城市来说，它在追求自己的城市素养和城市文明过程中，要求证件持有者必须具有本科学历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从长远来看，这种“身份限制”是多余的，因为流动都是交给市场完成的，只有“市场”的接纳或拒绝才是可信的。况且文凭并非水平，它的实施也有可能把真正有才能者拒之门外。同时，在制造业热俏的今天，难道技能具有者都需要大批的“本科型”工人吗？ 2004－07－03
寒门学子期待公共政策关怀 暑假是中国大学生和准大学生的家长们最难熬的一个时节，特别是那些乡村贫困家庭中的家长。他们面对高昂的大学学费，有的四处筹款，有的外出打工，有的泪流满面，有的不知所措，这是炎热酷暑当中感动中国的撩人场面。面对这些贫困的寒门学子及其忙碌的家长们，社会不能无动于衷，于是慈善机构和大众媒体的“张罗”显得难能可贵（如《三湘都市报》联手倡议的“大学生大病防治基金”及“利群阳光助学行动”等），但光靠慈善机构和媒体的作用就行了吗？当然不够。其实，政府的作用和作为才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核心和关键。比如，长沙市从公共财政就明确出资500万元资助该市范围内今年考上大学的准贫困大学生。国务院、教育部、省政府等各级政府及部门也曾多次号令高等学校不能因为学费把任何一个贫困学子拒之门外，于是被一些家长视为“良心”的大学开学时的“绿色通道”建立了。 可见，政府把寒门学子的入学问题提到了应有的议程上了。当然，政府不光是口头上的政策动员，在实质内容方面，政府亦制定了若干政策进行资助，诸如奖学金制度、助学金制度、贷学金制度等等。但是，我们不能无视许多地方性高校因为学生欠费出现“无米下锅”的窘境，以至于经常性地以不能参加考试和不能颁发毕业证书为由对学生实施“要挟”。考试前或毕业前校方与学生的博弈状况反映出当下中国高等教育市场供求双方的非均衡买卖关系，也反映出高等教育领域以下几个方面不能不引以关注的事实：作为教育对象的学生及其家庭的教育购买力值得怀疑；奖助贷政策有待完善；贫困学生的学习状况和生活状况令人担忧。我们有理由认为： 第一，政府应该增加对教育的投入。几十年来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举世瞩目，但教育投入状况远低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国际经验告诉我们，人均GDP达到600美元，国家教育投入则应占GDP的4%。从2003年的统计来看，中国人均GDP已经达到1000美元，但教育投入还仅仅占GDP的3.41%，连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数都不到。 第二，政府应加大高校体制改革的力度。当下中国的大学成本确实高昂，大学非教学人员至少占一半以上，可谓冗员充斥；而且，大学铺张浪费现象严重，“大学城”建设有增无减、非生产性开支居高不下、教育资源配置极不合理、学校软硬项目的重复建设随处可见等等。有人测算，如果将大学非教学人员精简1/3到1/2，则大学生的学费至少可以减少1/3以上。显然，精兵简政、降低成本是今日公办大学改革的当务之急。 第三，政府应该降低大学学费标准。从国外经验来看，学费占人均GDP的比例一般在20％左右。中国人均GDP按1000美元计算，学费不应超过200美元，即人民币1700元左右。可如今高校的学费基本都在5000元以上，大学收费的依据又何在呢？《高等教育法》告诉我们：“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根据在校学生人均成本，规定高等学校经费开支标准和筹措的基本原则。”显然，政府要给出一个科学合理的学费标准，必须依法进行核算。 同时，作为非均衡发展的中国，高考录取的分数“因地制宜”可学费缴纳却“人人平等”，这是匪夷所思的并没有引起人们更多关注的教育现象。我们的政府是不是可以考虑根据经济发展状况差异而对来自相应生源地的学生来一个学费上的“量入为出”呢？教育是一种公共产品，寒门学子、家长及教育工作者都期待来自政府道义而又理性的公共政策关怀！目前看来，只有教育才是缩小贫富差距、扩大中产阶层、平衡社会结构的有效路径。给他们以机会上的公平，给他们以福利上的政策倾斜，作为“劣势者”的寒门学子同样是建构“橄榄型”结构社会的生产力大军！ 2004－08－01 “民工荒”到底说明了什么？ 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和“世界工厂”的成型，当下中国正在出现一种不可思议的景象：大量工厂招不到民工！“广东缺100万民工”、“浙江缺民工”……这就是目前热议的“民工荒”现象。作为13亿人口大国的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一直以来就是一个“老大难”问题，有道是：中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可面对庞大的人口压力企业怎么会招不到工呢？或许，企业的低工资、低待遇、“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方式，民工所受到的城市排斥和不能按时按量得到工钱，以及“一号文件”的政策春风，都可能是民工“转业”的原因。但是，撩开“民工荒”背后的面纱发现，民工是不“荒”的，真正“荒”的是有一技之长的技能型民工。民工面临的是产业升级和技术的发展所淘汰的命运，这是中国第二次“产业革命”的必然代价，同时也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良好契机。可见，“民工荒”的根源在于民工的教育素养和职业技能缺乏！所谓“民工荒”，其实质是“职业技术教育荒”！ 由于缺乏相应的技能培训及其相关技术教育，于是“笨拙”的民工慢慢地理解了“赚钱不费力，费力不赚钱”的道理，他们所从事低报酬的脏活、累活以及连工钱都无法保障的情形已经致使他们产生了对打工生活的厌倦。而高风险的工种、职业病和工伤事故的频发以及防护知识的匮乏也促使他们开始顾念生命的成本。以利益最大化为追求目标的企业却又不愿意对松散的、极具流动性的甚至文化程度极低的民工们进行任何教育上的投资，更妄谈如日本企业般的“终身教育”了！试想，一个技术密集型企业愿意花几年时间去培训一个既有素养又符合技术要求的民工吗？一个劳动密集型企业愿意为上了一定年纪的民工承担不菲的医疗保险和养老费用吗？在民工的工资都难以支付的情况下，何况针对民工的“维护性教育”呢？更可怕的是民工子女们的“可持续教育”问题，城市对外来民工子弟的歧视、农村“留守儿童”教育质量的忽视以及超过实际教育购买力的高昂学费都将可能造成“民工的子弟还是民工，盲流的孩子还是盲流”！在产业升级换代迅速的时代里，下一代的劳工又如何成为较高技术含量的产业工人呢？ 在今年的“长三角”地区，高等职业技术学校的学生往往还没有毕业就已经被预订一空，绝大多数职业学校的就业率都在95％以上！在苏州，高级钳工的平均月薪超过了硕士研究生的平均水平。浙江奉化一家企业愿出30万年薪招聘一位高级模具技工，让许多博士生皆自叹弗如！（《光明日报》04－06－08）因此，面向市场加强教育结构的转型、对民工实行再培训再教育已然成为必要。在“橄榄型”社会的演化过程中，处于底层的民工如何转化为“产业革命”中真正“蓝领”是当前社会面临的重大课题！ 2004－08－10 弱者生存的政策逻辑 自“孙志刚事件”后，关于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的政府政策发生了变化，即由原先带有强制性的收容遣送制度演变为临时性的救助管理政策，我们认为，这是宽容的施展、人性的张扬、社会的文明。可是，近来在一些城市所出现的“限乞”、“禁乞”政策又导致了许多不和谐音，也颇遭众多非议。然而，在辽宁抚顺出现了“恶男子往乞丐脸上小便被斥后，群殴捅死受辱乞丐”的事件（《时代商报》6月27日），最近又在辽宁出现了“沈阳一乞丐肛门被人故意钢筋勒入”的恶性事故（《华商晨报》8月11日），读来令人愤忿！难道社会文明得连50岁乞丐正当的生存空间都容不下？我们的公共政策应该以什么样的姿态对待那些受到“社会排斥”的事实上的弱者呢？ 其实，乞丐市场和任何其他市场一样，都存在需求方和供给方，乞讨者和施舍者共同构成了乞丐市场的主体。而市场的存在都是与人性的某种冲动紧密相联的。只要人存在天赋差异、懒惰倾向、同情心和仁慈心，乞丐市场就会有需求者，也会有供求者，从而会形成某种“生态均衡”。这也正是为什么连西方发达国家都有乞丐的原因，更何况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我们呢？虽然从形式上看法律无明文规定乞讨为非法行为，但是乞讨自然而然是一种权利，乞讨者有权在公共场所向公众表达需要帮助的意图。乞讨这种表达行为对任何人不构成约束力，仅仅只是表达一种情感、意图和观点。他者可以漠视、可以驻足、可以同情、可以赠与，完全是自由的。但是，作为公共权力机构的政府则完全有义务帮助和救济那些因为各种原因被“社会抛弃”和“市场排挤”的弱者们！ 去年辞世的哈佛政治哲学大师罗尔斯教授写过一本改变了历史的经典巨著——《正义论》。他讨论的核心，正是如今让我们困惑不已的何为正义的问题。大师以其像康德一般清晰的逻辑论证指出，一个正义的社会应该符合两项原则：一是自由的原则，二是差异的原则。社会的公正应该这样分配：在保证每一个人享受平等的自由权利的前提下，强者有义务给予弱者以各种最基本的补偿，使弱者能够像强者一样有机会参与社会的竞争。罗尔斯的这一“公平的正义”理论，为当代美国社会带来了半个世纪的稳定。19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高涨、社会秩序大乱，肯尼迪总统顺应时势，推出了平权法案，给予有色人种特别是黑人等社会弱势群体在教育、福利、就业诸方面政策和法律的倾斜。迄今我们也没有看到西方发达国家出现过驱逐和掠夺乞者生存空间的政策文本和暴力事件！ 政府作为各种利益群体的平衡者，有责任通过掌握的公共财政资源，在不违背基本的机会平等的原则之下，给予社会弱者以补偿，让他们不因为先天的或非个人的因素，而失去与社会强者同等的生存和发展机会。那种辱骂和殴死乞丐的行为不是道德的行为，更是要受到法律严惩的！公共政策应当充分保障社会弱者的生活和生存底线，同时也应该考虑排斥那些好逸恶劳的“假弱者”们！ 2004－06－28 我们的社会断裂了吗？ 在《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报告》出炉之前的2003年10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推出了著名社会学学者孙立平教授的《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一书。作者以其敏锐的眼光和扎实的理论功底向我们揭示了转型中国的“断裂”状况及其原因：中国社会从80年代资源配置的扩散趋势到90年代的重新积聚趋势的转变，是形成目前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不公平的深层制度原因。 概括起来，孙先生“断裂”命题的依据或表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中国失业下岗现象大量增加，由于年龄、技能、教育诸多因素，多数失业下岗人员事实上是社会中的被淘汰者，他们将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第二，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和人口导致农业的小规模经营，而小规模经营无法实现农业的产业化，即使进城农民由于户籍限制和城市排斥也无法融入城市化，城乡差距持续拉大，于是农民被甩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之外；第三，“第三次浪潮”的推动和WTO的加入使中国社会中发展水平最高的部分日益与国际市场或国际社会融为一体，在其变得“更为先进”的同时，与这个社会的其他部分越来越没有关系，整个社会将变成一个断裂的社会。 其实，在孙先生之前就有某位旅居海外学者的“呐喊”——中国的私人财富已经史无前例地控制到4％的人手中。反映收入差距或贫富分化状况的基尼系数，经过国际测算我们已经达到3.4，离国际警戒线4.0只有几步之遥，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这顶多说明中国已经步入了高风险的社会，可毕竟还没有沦落到“断裂”的地步。因为中国社会还是被政策和制度维系着，它们充当着社会的“链条”和“安全阀”。君不见，低保政策正在造福越来越多的失业下岗者，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政策正在不断实施和完善！“一号文件”表明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决心和事实，城乡之间的差距和裂痕正在慢慢弥合！“霸王式拆迁”和“圈地运动”正在收敛！财富向少数人积聚的政策制约和贫弱者的政策扶助正在逐步地改观……在今天，“以人为本”和“科学的发展观”理念正在深入人心，改革开放事业不断前行，安居乐业、国泰民安的欣欣向荣局面必将持续！ 思考和批判是学者的天性与职责，在一定程度上制造一定的“社会恐慌”也未尝不可，因为它可以警醒社会，增强公共危机意识，从而提醒公共管理者适时地开展政策创新，不断地为社会“查漏补缺”。孙先生的所著所论无疑展现了一个有责任感使命感的学者对国家的赤胆忠诚和对时局的道义观察，同时也反映公共知识分子“不同的声音”之于社会的作用。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国家治理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治理者的回应能力和行动水准才是避免社会断裂的主要自变量。当然，我们的社会目前并没有断裂，只要公共政策得当和公共管理有方我想以后也不会断裂！ 2004－08－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