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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业内人士透露，2003年省会大中专学生人才就业市场参加研究生、大中专学生36000余人，经过几天的招聘、交流与自我推销，签定意向的仅有300余人，真正能够落实到用人单位的更是寥寥无几。用人单位无论是厂矿企业，还是科研机关，都一致呼曰：“我们单位不缺人，更不缺大学生。”许多有识之士哀叹：知识再次贬值了。 我们的用人单位果真不缺人吗，果真不需要大中专学生甚至研究生吗？ 据省统计局2003年底统计，全省国民经济各行业职工总人数为576.57万人，工程技术人员仅有30.73万人，占5.3%；美国为48.56%；西欧为56.32%；俄罗斯为49.65%。即使东南亚、南非等国家，其工程技术人员占职工总人数的比例，也远远超过我省。 “文革”结束以后，饱受知识劫难的一代中华热血儿女曾经奋起直追，掀起了“40岁考大学，50岁上成高”的热潮，培养了一大批科技人才，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出了贡献。然而，阵痛刚刚过去，我们就又犯了轻视知识、轻视科技人才的痼疾。西方经济学家的统计研究表明，企业技术开发经费投入占销售额的比重对企业的发展有重要作用，占1%企业难以生存，占2%仅能勉强维持，占5%以上才有竞争力。按此标准，我省不少大中型企业处于难以生存的地步。决定企业技术开发水平的主要因素是企业的技术人才。发达国家在企业技术开发的人员投入也远远超过我国,如日本丰田汽车公司,职工总数约10万人,专业技术人员约为60%以上,而专门从事技术开发的人员就有近万人,占9.8%。工业发达国家大中型企业的科技人员，占国家行业科技人员60%以上,从事技术开发人员的比例也大都在30%以上。而我省的情况却差得多，以建筑业为例，2003年从业人员为36.09万人,专业技术人员仅有1.48万人,占4.1%；制造业2003年我省从业人员为166.72万人,专业技术人员仅有10.36万人,占6.2%,而其中从事企业技术开发的人员更是寥寥无几。 当今社会已步入知识经济时代，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上的现代经济，已成为统治今后世界、极富生命力的全新经济类型。知识的传播、创新和运用将是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在发达国家中以知识为基础的行业的产值已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0%以上，在制造业产值中，高技术知识产业的产值已占25%，比20年前增长了1倍。有关专家预言，随着全球信息化的普及，技术知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可能由本世纪初的5%提高到90%。我国也已充分认识到知识和信息对经济强大促进作用，温家宝总理在新一届政府的施政演说中将发展知识和技术的“科教兴国”战略作为治国之纲。知识和人才将受到空前的重视。 既然知识如此重要，代表新一代知识的应届大中专学生，为什么又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呢？ 究其原因，人们往往归咎于企业亏损、职工下岗等原因，这实际上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孰不知企业扭亏的根本出路在于对高科技产品的开发，而高科技产品的开发又离不开科研人员。拒绝对科研人才的接收，不加强对科研工作的投入，企业扭亏岂不是天方夜谭？ 在实际过程中，企业不愿接收大中专学生的原因很多，诸如教育结构、专业设置与社会需求脱节，毕业生择业观念落后、一心要找一个铁饭碗等。但作为接收方来说，主要是由于企业管理者素质低或经营行为短期化造成的。首先是有的企业领导者文化素质低，缺乏现代管理者的素质，善于以个人的主观意志干扰客观的经济活动，不适应用现代管理方式管理企业，故而对具有现代管理素质或潜力的人才拒之于门外；其次是我们的企业管理者受命于党和政府的派遣和指示，尤其是要应付每年的年度考核，由此更促使“临时性”的领导临时观念更强，很少有人重视没有眼前利益的长远规划。改革开放以来，我省企业普遍实行了承包责任制，并由此出现了一些经营行为短期化的现象。有的经营者以短期利润为最大化为目标，经营战略也就必然以短期利润为中心，拼消耗，拼设备，承包期一到一走了之，很少考虑企业的长期发展和长期利润，故此不重视科研工作和科研人才也就不难理解了。有的单位宁可雇佣目不识丁的临时工，也不愿接收具有较高知识水平和发展潜力的大中专学生。其结果必然使我们的企业没有强大的技术开发能力，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同时，由于英雄没有用武之地，也促使了我国人才的外流。据国家教委公布的数字：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出国留学人员累计突破27万，回国者不足9万。以北京大学物理系为例，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该系按成绩排列的前三分之一都旅居国外，在美国的就有500人之多，流入外资企业的更是数不胜数。我国的人才流失还远远不止于此。由于国内企事业单位就业难，工资待遇低，加之腐败现象屡禁不止，且大有蔓延之势，没有出国的学生也不安心国内工作，已经或正在通过各种渠道流向在华的外资企业，因为那里有高薪的诱惑。 中国花十几年、几十年培养的人才自己弃而不用，拱手送给外国人。这岂不是知识的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