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7月7日，本是一个特殊的纪念日。就在这天中午，我得知小凯先生离开的消息，心如刀绞。那种感觉，就像心中的整个世界被人掏空了，精神支柱一下子被人硬生生折断了。我甚至不知道该干什么。记得2002年底给《经济学家茶座》写过一篇小传《杨小凯：华人经济学界的“骄杨”》。据说那文章激情四溢、文采飞扬，在网上流传甚广。如今得知小凯逝世，想写点什么，奈何心中有千言万语，竟觉得笨重的笔头不知从何写起。
一
我最先了解的小凯，是作为杰出经济学家的小凯。十年炼狱，三十五岁赴美求学，短短二十年的学术生涯，小凯成为第一个成功挑战国际主流经济学的华人经济学家，也是第一个创立了国际性学派的华人经济学家。如果小凯还在，我敢说，他也将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人经济学家。在这个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主导的经济学界，一个在中国大陆土生土长的华人能有这样经天纬地的成就，除了他的天赋之外，有太多的东西值得我们学习。小凯思想深邃，是因为他对中国经济有着透彻观察和深刻体验，他的《经济学原理》处处折射着活生生的中国案例；小凯著作等身，是因为他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跟踪经济学前沿，即便功成名就、身患绝症之后，依然每天工作十来个小时；小凯能够立足国际学界，是因为他遵循国际游戏规则、秉承学术传统，在详尽梳理当代经济学各个领域的基础上敢于挑战权威。最重要的是，他始终追求真理和学术理想，历经劫难而磐石不移。相比之下，我这样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却常常感叹自己没有受到严格的现代经济学训练，终日沉湎于俗事而几乎淡忘了自己的学术理想，对中国现实略知一二却又故作清高地置若罔闻，发了几篇文章便沾沾自喜，读了几篇牛人的paper而欲指点江山。四十岁后，如果我有幸成为“经济学家”，恐怕也将和国内人一样，连读书的时间都几乎没有，遑论再攀理论高峰。跟小凯相比，竟不及其万一！
二
小凯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经济学教育家。我在人民大学读本科时，按照他演讲时给大家公开的电子信箱给他发了一篇冗长的文章。不久他给我回信，指出了我文章中模型的问题，并将与修改意见有关的几篇英文论文发给了我。那是我第一次得到“著名经济学家”的回应，对于一个徘徊在经济学殿堂外的年轻人来说，这是多么重要的鼓励！之后，我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读研究生。我主要关注企业理论与契约理论，经常将科斯、张五常的思想和小凯的新兴古典企业理论对比，并就其中的许多问题向小凯请教。例如，我认为他的模型与张五常的思想是有差别的。对于我的问题，他每次都给予回复，并坦言他扩展了张五常的思想。2002年7月，我去上海参加“超边际分析与中国经济国际研讨会”。在会上，他谆谆教导我们这些学生，一定要“humble”（谦虚），要把新古典搞懂弄通之后再谈创新。
2003年元旦，他给中评网发的新春寄语是：“希望中国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研究生多读国际经济学文献，改变闭门造车的习惯。”2003年底，他还给我发邮件，告知我如何申请他所在的Monash大学的奖学金项目。他不知道，我已经从社科院提前一年毕业，考入人大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教授门下读博士了。杨老师告诉我，人大将和Monash合作建立高级经济研究中心。我欣慰地想，今后仍有机会当面聆听小凯的教诲。万没有想到，中心尚未正式成立，小凯就驾鹤西归。而我与他在上海的一面，竟成诀别。
小凯给所有人的印象，永远都是那么谦虚、和蔼、亲切，以致他的学生们都亲切地叫他“小凯”。我后来也曾跟欧美许多鼎鼎大名的经济学家有过邮件联系，但是像小凯这样，作为一代宗师仍如此虚怀若谷，实在少见。小凯的电子信箱是公开的，他每天都会收到很多信件。对于这些信件，他一般都亲自回复，实在病得不行了，他才让学生代为回复，并且从不透露自己恶劣的身体状况。他还多次通过BBS、聊天室等交流方式，详尽解答青年学子们的种种困惑。我相信，像我一样荣幸地得到小凯指导的学生还有很多。他的言传身教，他的一言一语，他的音容笑貌，都是对莘莘学子的刻骨铭心的教育。他逝世的消息在网上公布后，网上的纪念帖子像雪片一样铺天盖地。在我的印象中，像小凯这样得到如此多关注的经济学家，还从未有过。
三
研习经济学的人毕竟是少数，但是如此多的人们知道小凯，还因为他是一位高尚的中国知识分子。作为知识分子，他首先是有良心的。没有什么比饱受牢狱之灾更能体验下层人民的艰难困境。面对转型时期的种种社会疾瘤，国内许多学界“大腕”们或者粉墨登场，高唱赞歌；或者干脆像鸵鸟一样把头埋进沙堆，眼不见心不烦。这正应了秦晖教授的那句话，中国的文人不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而是“穷则兼济天下，达则独善其身”。有钱的专家学者只顾自己的既得利益，恰恰是那些身无分文的穷知识分子还在心忧天下。小凯大声疾呼经济学家要讲“良心”。他在一篇回应批评的文章里痛心疾首地指出：“国内很多哗众取宠、政治宣传式的‘经济研究’之所以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并不因为这些经济学家学识不够，而是他们缺乏基本的学者‘良心’。很多并不需要研究，一般老百姓都知道的事实，却被经济学家们的研究用新名词搞得像云雾山中的东西。1956年强迫合作化的事实被人说成自愿，20世纪90年代初圈地运动股份化运动中人所共知的大规模贪污，在中国经济学的文献中找不到系统的记录，还是一个不做经济学术研究的何清涟用记者的方式给我们留下了一些这方面的记载。”在经济学家的道德普受指摘的今天，这些话听来简直让人振聋发聩！
作为知识分子，小凯是独立的。他从不对任何政策或现象阿谀奉承，不为任何“利益集团”所利用，而是依据自己的良心和学识发出独立的声音。少年时尚且敢问《中国向何处去？》，十年炼狱只会使他的骨头更硬。当大多数学者津津乐道于中国经济利用后发优势所取得的惊人成就时，小凯却兜头泼来“后发劣势”这盆冷水。他认为中国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而不是最根本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这对中国的长远发展不利。他坚信中国的未来在于进行宪政改革。可能是小凯的思想观念太超前了，超前得让很多人无法接受。但是，如果一个知识分子只知道跟在政策的背后亦步亦趋，这个社会要知识分子做什么？正如哈耶克所言，应该允许一部分人适当超前，人类社会就是在这些超前思想的竞争中进化的。
作为知识分子，小凯始终忧国忧民。几年前，小凯回家探亲时，看到湖南的农民还在使用最原始的人工插秧方式，痛感中国农业技术的落后。要使用现代化的农业技术，就必须集中使用土地。因此，小凯很早就提出要让土地私有化，允许土地自由流转。这本来是维护农民利益的诤言，也是世界各国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但却被人屡屡误解。小凯还提出了很多强国富民的政策建议，例如给予国有企业经理剩余索取权，取消户籍制度，破除行业垄断，以成立企业的自动注册制取代批准制等。可喜的是，这些建议如今已经部分地被中国政府所采纳；可惜的是，小凯没有机会看到祖国的更多进步。2002年，他还在给中评网的新春祝辞中祈愿：“愿上帝保佑中国！愿上帝帮助中国政府和人民平稳而安宁地过渡到永久的和平、正义和宪法秩序！” 就在他病变要转往洛杉矶治疗之前的几天，他还给我发邮件，要我把他一篇文章的完全版本贴到我的网站“白鲨在线”上。因为那篇文章在南方某报发表时，有关宪政改革的部分被删节了。据小凯指导的博士后张永生说，他在病危之际还关注着国内的现状。当他从网上看到有人混淆了重商主义、自由主义和中国传统专制主义关于政府的作用时，还叮咛张永生根据他的思路写一篇文章指出予以澄清。炎炎赤子情怀，昭昭可见天日！
四
2002年圣诞节，他给我发了一封邮件，讲述了他是如何信仰上帝以及在此过程中癌症如何奇迹般地逐步消除了。我当时真不敢相信。我不是不相信他能克服癌细胞，因为奇迹总是发生在他身上。我是没想到小凯这么理性的经济学家居然也会成为虔诚的宗教信徒。当然，只要小凯能活着，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当我仔细地看了那篇《我的见证》时，我觉得事情不像自己想象得那么幼稚。在这篇自述文章中，小凯实际上是从宗教的角度来思考宪政问题了。他早年经过了大苦大难，如今又体现了大怜大爱。他的文字，体现了一种悲天悯人的博大情怀，这是精英知识分子的高尚境界。他还表示要重写早年的《牛鬼蛇神录》，要爱所有的人，包括那些不曾善待他的人，这就显然超越了凡人。在信仰上帝的过程中，小凯发现了宗教具有一种第三者功能，一种让所有信徒自觉遵守秩序、信守承诺的执行功能。自由、民主、宪政诚然是未来中国的发展方向，但是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是难以建立起共和宪政的。此时的小凯，已经超越了一个单纯经济学家的角色，而更像是一个要打通经济学、政治学和宗教学的哲学家了。但是，他刚刚开始在这条伟大的道路上求索，上帝就把他带走了。他给后人留下了无底的思考，也留下了无比的遗憾。
五
大象无形，大悲希声。杨小凯也走了，我们的痛苦不是用语言所能表达的。但是后面的路还很长，还需要我们这些后继者继续艰难地走下去，走下去。就让我借用狄更斯在《双城记》开头的一句话作为本文的最后一句话吧。“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岁月，也是愚昧的岁月；这是信仰的年代，也是怀疑的年代；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季，也是绝望的冬季。”
发表于《经济学家茶座》2004年第3辑（总第17辑），转载请注明。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文中观点不代表任何单位。供稿：白鲨在线——聂辉华个人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