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公共服务指社会中存在,但具有巨大外部性的服务，它无法精确地实行定价以收取费用。所以，对于私人提供这种服务只能在狭小的范围内适用，例如某个乡村内的私塾。大范围的公共服务只能由政府出面提供，许多公共服务可以由社会成员不以直接支付现金的形式享用（但仍然靠交纳税款），例如一些露天广场；有一些则必须交纳一定的费用才可享受，例如医疗、教育等服务。 从人类发展的历史看，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首先是集中于基础设施方面。统治者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大多会征集民间的劳动力为自己修建道路、水渠这种大型的基础设施。最著名的是古波斯帝国的驿道、中国秦国的灵渠、隋朝的大运河，这些工程浩大的基础设施的修建目的是为了帝国军队在国内通行的畅通无阻以及粮食运输船只通行的便利，与社会其他成员的关系也不大。尽管其他成员也可以使用这些设施。 为城市居民专门修建的提高生活质量的工程设施最著名是古罗马城的公共排水、供水设施，精细的引水渠道和发达的排水沟基本上是每个罗马城内居民都能享受到的。这种创举在其他后代的大城市也很难见到，即便是19世纪的伦敦，那些给、排水系统依然也是专供城内富人使用，在当时的“民工区”依然享受不到这种待遇。今天，印度大城市的给、排水系统依然无法达到1000多年前罗马的水平。 在中国，古时就有发达的救灾系统，中央政府设立的“太仓”专门负责国家在受灾期间为灾民免费发送粮食，并在平时以不同的价格购买民间的粮食作为储藏。但对于教育和医疗方面，都不属于政府作为公共服务提供给社会成员。这些服务的提供者都是私人。由于古代中国没有专门的医院，所以，药店平时也负责替百姓医治一般的杂症。遇到特别的疾病，则要靠一些“专业”的医生，例如华佗、张仲景等此类人物出面（此外还有依靠宗教手段医治的例子）。皇家则有专门的太医院负责整个皇族的医疗保障，其中有些太医专门在皇宫内工作，有一些则是民间著名的医生，待皇族成员需要时再征召入宫。另外，民间教育依然是私人的创举，自从孔子收徒传道以来，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被私人学校培养的，中国古代有名的四大书社也没有哪个是官方建立。
在西方，教育和医疗这两个重要的公共服务最初受教会的控制，教会垄断了世俗的教育权，而医疗活动也把持在教会和民间术士的手中。美国建立后，这一传统依然维持下去，最初的教会学校垄断了美国的基础教育，到19世纪，才有富翁自己创办新的大学。在西方传统的名校中，私人和教会大学占主要位置，而政府创办的大学的势力并不及私人和教会的力量。 在西方，福利经济学的产生逐步改变了政府的决策，从19世纪或者更早，英国政府就意识到要给穷人以更多改变命运的机会，否则社会就要承担更加大的风险。于是，公共救济系统、教育系统、部分免费的医疗服务开始提供，但范围仅限于像伦敦、曼彻斯特、利物浦这样的大型城市，因为那里有更多的新贵，所以他们不希望这些城市的穷鬼过的太差从而影响自己的日常生活。乡村中并没有普及这些东西，依然保持着许多中世纪的传统。在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包括德国、俄罗斯、日本等，为了使国民素质更加强大，甚至强迫国民改变传统习惯，接受新的文明。途径只能是依靠国家的教育系统，但和英国一样，这些公共服务的范围大部分限制在城市中。 中国晚清时代，从康、梁起，就呼吁国家创办公共教育，希望借此提高国民素质。鲁迅曾认为公共医疗的欠缺制约了中国强国，所以，到日本仙台学医。到民国时期，蒋介石先生的新生活运动也确实有限度地推动了中国公共服务的提供。在民国时期，前清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与清华一起成为国立大学的典范。曾经赫赫有名的私立南开大学到抗战结束后，也被收编国有，更名为国立南开大学，同期的南京大学、浙江大学至今还是中国大学的鳌头。政府在民国期间，在中国大地上建立了若干国立大学和中小学，给新中国日后的文化建设留下了相当好的基础。民国的公共医疗服务成绩也不是很差，平民医院这样的机构在全国普遍建立，甚至还有专门的牛痘局。另外的一个进步是允许西医在中国行医，这在前清是不被公开允许的。但在一些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民国的成就不那么值得称道。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各地基础设施最好的地方是前殖民地，道路网（包括公路、铁路、航空）最发达的地方：东北、上海、北京、天津这些地方的城市基础设施大部分是由殖民当局修建，电信、邮政一般也局限于中国当时的大、中城市。农村依然无法享受到这些奢侈的服务。许多地方，例如四川，道路都还是明代甚至更早朝代修建的。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公共服务的推出被认为是政府力图扩大收入来源，为使市场规模更大，它必须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从而刺激市场规模，扩大税源，从而使自己能够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杨小凯曾经说明尽管英国的税比法国重的多，但仍然有比法国好的经济增长业绩，因为英国政府用这些税提供了比法国好的多的公共服务（包括好的制度）。无疑，公共服务确实可以扩大市场规模，因为其增加了交易效率——例如发达的道路网和有效的工商管理部门——进而刺激了专业化的分工。一个潜在的结论是，公共服务只能在市场经济中发展，市场越发达，公共服务也越好。这里所指并非是说市场越好越能提供更多的税源，而是说市场越发达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也越强烈，迫使政府不断改进公共服务的范围和质量。 为了论证这个假说，我们假设没有政府公共服务的时代。在传统的小农经济中，自给自足是一个均衡，一个家庭可以由丈夫在外为整个家庭赚取足够多的收入：I（我们假设这个收入刚刚够全家正常开销和最简单的发展需要：A），妻子则负责在家庭中赡养父母、以及教育子女。妻子的质量决定下一代的质量，如果丈夫认为妻子无法承担教育子女的工作，他就必须雇佣一个私人教师来完成这项工作。同理，如果妻子无法很好地照顾父母以及家务，他必须考虑雇佣保姆来协助妻子。如果当时没有专职的教师或保姆，他必须考虑自己来亲自教育或者容忍自己的后代无法接受教育这个现实。 如果政府提出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该家庭则面临一个选择，他可以继续维持前面的情况，另外，他可以把孩子送到学校，将父母送到敬老院。不管他如何选择，他都要交纳政府为办教育和老人院而征收的税：B。如果教育不再收费，他将在不缺劳动力的情况下把孩子送到学校，或把老人送到老人院。（我们只能假设这种教育不再收费，否则，该家庭将以无法承受教育费用而让孩子继续留在家里）这时他需要政府为其妻子提供一份工作，因为靠他自己的正常收入无法保障全家的运营（I＜A+B），而且妻子在家里无事可做，还不如出去赚钱贴补家用。政府在征税的同时，事实上改变了小农的生活方式。政府必须创造一些女性也可以胜任的工作岗位，这些岗位很可能就是更深的专业分工的结果，小农的自己自足均衡就被打破。 问题的关键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而扩大市场规模及分工是一个结果，而并非提供公共服务的初衷。有一些事例能够明显证明这一点。在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政府推出了迄今为止普及范围最广的一套公共服务方案，包括对农村的医疗、教育的普及。但中国那个时候的市场规模和分工并没有得到改善（相反，更加固化了中国的小农经济体系）。因为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目的在于不想让自己重蹈前代亡国的覆辙，而不是从经济学角度考虑。回顾中国古代各朝代的公共服务提供案例，很难找到旨在扩大市场和分工的事例，而所有的公共服务都以稳固江山为目的。新的公共服务观念在中国的提出确实能够为中国居民带来巨大的福音，但问题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肯定会伴随着对小农经济的打击——公共服务与小农经济是水火不容的。为21世纪的中国提供一套可行的覆盖乡村、城市的公共服务系统在设计和执行方面成本将是巨大的，且很有可能超出中国政府的实际供给能力。在面对我们非常著名的专家认为中国农村的义务教育只需千亿元人民币就可以搞定的推论时，我只想建议这些专家学习一下系统论，而不是简单的累加。中国21世纪的公共服务难题不在成本，而在于中国的经济结果无法与之相适应，而伴随着公共服务的普及，中国政府必须为农村经济结构彻底改变做好足够的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