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中国，左向来与右相对，从以往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到今天的反对新自由主义，中国的左派影响已经大不如前，取而代之的是所谓的新左派。代表人物也由昔日重要的中央干部转为当今在社会上异常活跃的学者、社会活动者。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左在与右的斗争中从来都占绝对上风。从建国初期的反右与从改革开放以后一直占据中国主流媒体阵地，在各种论战中，右派的观点从来都是错误的，无疑，也都以失败告终。对两派的错误结果认定也是显而易见的，右派的错误从来都是祸国殃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而左派即便有错误也是可以容忍的——历史是容许人们犯错误的。 不容质疑的是，左派代表人物中确实有一些坚定的革命家与杰出的理论家，他们曾在过去对中国政治以及经济发展的方向有举足轻重的决定作用，这其中有李先念、宋平、姚依林、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对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些措施持不同意见。同时，知识分子也并非意见同意的铁板一块，既有朱嘉明这样的学者，也有高狄这样的理论工作者。在各种精巧的政治斗争过后，改革和开放终于在中国成为不可逆转的大潮。当今的中国，就改革事务上，再也不会有“小岗村事件”那么大的政治风险了。
应该说，左派对于中国前进的方向建立在其对共和国朴素的情感之上。文革之后，他们再也不想让这个国家再受任何伤害。对于某些改革措施的不支持态度，还不如理解为他们由于对改革结果的不可预期而不敢轻率行动。不支持改革的某些措施，实际上是左派想让中国走一条风险更小、更容易掌握、控制的发展道路。在一个刚刚结束一场民族浩劫，意识形态还在坚定地定位在建设共产主义事业的时代，这个选择也莫不失为整个国家和民族的一种选择。如一家公司，拓展和守成是两条都可以选择的道路，结合具体的情形和时机，我们才可以判断哪条道路是对的。在当时缺乏足够的信息以及计算能力的形式下，无人能够论证改革的远大前景，更没有人能够回答开放过程中的不可控制因素将会引起什么后果。所以，左派思想的出现是有道理的。对改革的反对意见也并非左派保守的反映，毕竟没有谁愿意用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进行赌博。刚刚结束的那场浩劫给他们留下的印象太深了，开国功臣被清洗、自己被迫自保而无法对昔日战友进行援助，谁愿意又贸然尝试一个新的前所未闻的道路？ 幸运地是，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改革派的初期尝试成功了。左派的思想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在看到整个改革业绩后，左派也认为改革是可行的。陈云最终同意上海全面改革开放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从邓小平南巡之后，上海——这个中国经济的真正巨头——开始启动了改革开放的步伐并且一发不可收拾。远东又多了一个国际金融和贸易中心，左派不是不想选择一条更好的道路，而是你要证明给他看，这个道路比他初始选择的“风险更小”的发展道路更好，更有效。应该说，那个时候的左派只是在选择民族、国家发展战略层面更加谨慎，他们心中丝毫没有耽误国家发展的念头，也没有尽力为自己谋福利的念头。他们在特定的区域不支持某些改革措施也是在为整个国家积累一些“逆转的资本”——即，如果改革不成功，这些保留的区域还可以重头再来！ 这又是一个“将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以及“将鸡蛋放在多个篮子里”之间的选择，现在任何诟病当时左派的言论都太过轻率。他们坚持计划经济、坚持国有经济占优这些策略完全是因为没有其他选择的缘故（也有一些意识形态至上的原因），是在为一旦改革失败留下可以翻本的资本。改革派从来也不是先验地万事正确，尽管他们同样心系国家、民族的命运。他们之所以成功，是在正确的时间做了正确的事情。但有一个问题谁也没法回避——“如果改革失败怎么办，谁能为此负责？”每个改革者当初殚精竭虑为每个改革措施进行尽量全面的谋划，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而这个责任让中国80-90年代的改革充满活力是个不争的事实。 随着时间的推移，左派在中国的影响力越来越小，政府的高层人物几乎找不到什么纯粹的左派了。即便当初那些老左派的子女也没有哪个继承父亲的衣钵。尽管他们为官甚高，但对于“主义”这个东西显然没有自己的父辈那么珍惜。伴随着改革过程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不和谐因素，一个江湖门派注册成功，它叫“新左派”。 新左派们最关注的不再是国家的命运，这个派别的人物没有足够的实力和高度这样思考，因为他们大多是大学的教授而非治国者。他们对改革措施的反对不再是“改革如果失败怎么办？”这类的沉重问题。关心问题的层面和出发点也转向为弱势群体讨个公道、讨伐既得利益集团上。在感觉到对国家的未来道路无法进行最终干预后，认为“社会公正”才是最值得关注的。新左派不再质疑改革的大方向，面对无可否认的经济业绩，新左派也必须要说改革是有些成绩的。 2004年新左派携“朗顾之争”的风潮，再一次将自己的言论在社会的出场率达到一个新的高潮。突然有一天，新左派一词已经变成自己卓然不群、学识渊博的代名词。但令人失望的是，新左派在抨击改革现状后，推出的补救或替代措施并没有那么令人信服。恢复计划经济体制以及中央集权是对这些措施的本质概括，代言弱势群体不过是其力图证明自己合法性的一个招牌。 对计划经济的留恋在中国曾经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对改革是否能够成功的怀疑，保留计划经济会给国家留下一些家底（假想如果改革失败）；另一个原因确实也与部分官员的个人利益相关。但新左派对计划经济的留恋丝毫找不出合理的理由。因为其一，预防改革失败的担心在现在的中国已经基本不存在了；其二，这些新左派人员的个人利益很少与计划经济体制挂钩。稍微了解中国历史的人也明白，中国从来都不存在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只有强大的铁碗执政者。执政者的能力——而不是制度的有效、稳定性——决定着整个行政体系的运转结果。在中国，所谓的中央集权程度实际上无时无刻都随着最高执政者自身势力的涨落而变化，名义上的中央集权无法保证中央政府能够控制国家的一切。对邓小平主持工作的时候，他以实际执政者的身份推进改革尚无法取得所有老同志的一致支持，否则，中国的农村改革以及沿海开放也不会如此分步骤进行。更何况当今已经没有第二个邓小平，整个中央行政体系中不支持改革的动机也从对国家命运的担心转移到对个人命运的担心上。 但需要指出的是，新左派能够让改革中暴露的问题更加明朗化，尽管他们提出的意见的参考价值远不如自身存在的价值大，但他们无法起到左派人物的作用。左派人物的存在让初期改革者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改革者一定要证明自己是对的；而新左派的存在最终只乐了媒体，整天的论战让媒体发出的新闻更加让人关注而增大了网络的点击率和报刊的阅读量。左与新左，只差一字，然各方面意义，差之千里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