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入股这个词是有问题的。中国的管理中，受到国学影响的人早就存在，因此，国学之于管理是在股而非入股。”中国人民大学管理哲学博士闫秀敏对记者如是说。 不过，她的老师，管理哲学研究室主任刘敬鲁教授补充道：“我想，他们（《管理学家》的记者）的重点不是那种自发的‘在股’，而是时下那些从国学读管理的各种现象。”同时，他补充道：“闫博士是国粹派。” 一种正确但是被指“肤浅”的观点是：我们没有必要刻意地谈国学与管理的融合，惟一正确的态度是研究问题，然后想各种办法来解决之。这个观点与曾经流行中国的“猫论”如出一辙，但是，持这种观点的人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现代商业运营不是实验室，如果你不能确切知道或者预测某种方法、理念更有效（或者获得成功的机率更大），你将很快在快速行动和训练有素的竞争者面前死去，或者低下你高贵的头颅。 “百花齐放”：智识荒芜年代的汪汪“蓝海” 那些从大学生无法写出文从字顺的求职信来论证国学教育必要性的论者显然必须面对这样的嘲讽：“因为缺什么而论证所缺存在的必要性，在逻辑上与这个判断并无二致：男人没有丰满的乳房，那他们是否应该吃雌性激素呢？” 尽管在许多人眼里，国学是否应该、能够和现代商业管理相结合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结合似乎根本就是应有之义（反对者讽刺说，他们中了“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毒太深）—如果说允许表现得更加激进一点，他们并不介意这样表达某种忧虑：“完全应该用我国古代传统文化的精华来改造现代企业管理和商业运营，构建有浓郁中国特色的管理学科体系。”甚至，有一个自称对国学和管理颇有研究的咨询师对记者说：“国学就是管理。”其理由是，因为国学和管理都是要使人们活得更加幸福。 事实上，在国学的积极推销者中，大多数人都想当然地把国学等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尤其是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我们不愿意再问精髓与糟粕是如何区分的，如果我们不是得到一个大而无当但是毫无意义的皇皇大道理，那么我们必定得到以当代人欲求为核心、以国学为外表的“伪国学”—因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类似地，或者说内在地，一切思想都是当代的想法杂交而成，董仲舒的“罢黜百家”、朱元璋“阉割”孟子关于“民贵君轻”言论的做法足以佐证。不过，还是让我们抛弃或者暂时搁置偏见（其实信仰本身就是一种冠冕堂皇的偏见），暂时放弃那种内置的狂妄自大和“我是世界中心”的小农意识，具有哪怕一丁点的怀疑精神（这是科学精神的内涵之一），让我们公平地在怀疑西方管理的同时，也对我们的传统文化苛刻一些：为什么国学必须、能够和现代商业管理相结合？ 作为一种理想状态，我们可以从任何既往学习，并且，这种学习不是简单地模仿，而是在领会其精华后与现实的再造创新。但美好者往往脆弱，所谓“红颜薄命”是也。如北京大学的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曾指出：“一个好的理论家，尽管有了现成的理论，但他下次看到一个现象时，还是必须以‘无’的心态，重新去认识这个现象。”但是这种观点马上就遭到了批驳：“无视前人在理论上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将使得人类的认识在重复的劳动中循环不前。” 毋庸讳言，在给管理和国学“撮合”的人中，不乏对现代商业管理（尤其指在美国和欧洲发展起来的西方管理理论）和国学均一知半解者。许多盲目自大的伪“国粹派”，他们拥有极其根深蒂固的排外情结，中国经济的一路狂奔点燃了其无法抑制的封建帝国情怀—这种感受曾经被郑和演绎得淋漓尽致。也不尽然，在1980年代末期赴美留学的唐荣明先生是肯尼迪大学的教授，他对《管理学家》的记者说：“现在美国的管理遭遇了瓶颈，西方式思维走到了边界点。需要汲取东方思维进行融合。” 争议不仅仅集中在究竟何种对经典的解读是更接近伟人的思想的。但是，无论如何这种观点都很难被接受：“孔子是圣人，所以他说的话就肯定是正确的，错误是后人误读了孔子。”祖先中有英明得有些神算、远见得近乎神仙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处在一个知识荒芜的年代—这就像1980年代的中国商品经济，供给远远不敷人民群众之所需。用一句时髦的话说，只要稍微有些正常智慧的人就可以开拓“知识发掘和智力探索”的“蓝海”。而之所以在春秋战国年代“百花齐放”—而且这里的百花是一百种花而不是一百朵花（出自刘文瑞教授作品《边缘琐语：人文与管理的对话》），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孔子所批评的“礼崩乐坏”导致思想控制的高难度。自秦统一天下以降，其景不复在。 先贤著述=中华民族的特质？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另一句话是“龙生九子，各有不同”。那些极力鼓吹国学“控股”管理的人中，是否默认了这个逻辑：“我们的祖宗中有如此骄人的先贤，所以我们就可以昂首挺胸，踱步前行？” 在采访和观察中，我们的确发现了这种倾向。 “老子是怎样认识世界的呢？‘有物混澄，先天地生’。意思是说，有一中混沌不澄的气状物质，在天和地还没有产生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请问，这是什么思想？难道不是现代天体物理学关于“宇宙大爆炸”的雏形？难道不是中华民族尊重客观，自强不息的意志？ 我们有充足的理由来怀疑这种大而无当的推论。先贤著述所陈的精髓——无论是做人还是行事，无论客观规律的雏形还是人性的通识性论断，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性格和特质？把某些先贤的著述所蕴含的闪亮当成整个民族的特质，是否符合历史和现实？如果说因为孔子云了仁，而中华民族就都仁义了？ 只要我们承认“实践是认识的惟一来源”的朴素真理，我们就不得不承认老子、孔子等等诸子百家的观察与思考在本质上仍然是“应景之作”。换句话说，杀戮、掠夺、民不聊生、猛于虎之苛税等恶之花首先“百花齐放”，相应地，才有破解之道的“百家争鸣”。我们很难对这样的问题置之不理：“既然中国古代文化如此优越，那中国人的劣根性又如何解释呢？这就像守着油田的乞丐，是应该责怪油田没有自动告知其价值，还是应该鞭笞乞丐太愚笨呢？”显然，认为这些劣根性是在明清养成，是一种不折不扣的自欺欺人。让我们听听看看柏杨先生的声音： 翻开历史书看看，凡是有干才，有眼光，有见解，忠心耿耿，为国尽忠，拯救国家民族的英雄豪杰和爱国志士，几乎全没有好下场，不是被杀，便是被辱。……奴才政治，畸形道德，个体人生观，势利主义，应是构成酱缸的主要成份。……酱缸文化也有它的产品，曰“权势崇拜狂”，曰“牢不可破的自私”，曰“文字魔术和诈欺”，曰“殭尸迷恋”，曰“窝里斗，和稀泥”，曰“淡漠冷酷忌猜残忍”，曰“虚骄恍惚”。……不认真，不敬业，悠悠忽忽，吊儿郎当的“混”，是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特征。 英明的、无上智慧的国学都贡献了什么？难道古代的人没有发现所谓国学的价值吗？古人都是守着油田度日的乞丐吗？ 也许，是我们的国学出了问题。第一，国学是不是太高深莫测了？古代的百姓草根真是不幸啊，闹不明白，用不上那些大智慧。第二，国学有些论述也许太过理想化了，太简单了，简单得毫无用处，这也许正是孔子沦落得如“丧家之犬”的原因。 清华大学的罗家德教授在接受《管理学家》采访时表示：“我并不会用国学来谈管理，理由是我们谈的是中国人的文化与行为模式，它不来自于学，更不是经典，有时它存在于小传统中，也就是乡土社会里。” 现代企业管理的基石与第三条道路 不过，拥有如此灿若星河智慧老祖宗的中国人不必太过尴尬的是，管理作为一门学科，其诞生的时间并不长，管理是一门年轻的学科。然而，也正是这种年轻，使得有人觉得在此树立中国特色才更为容易—自然科学的差距显而易见，经济学研究的落伍也毫无争议。 罗家德教授认为，中国和西方有人性共通的部分，也有各自历史实践中总结出的不同经验。在管理上，西方人固然长于法规、流程、数字管理，但它并不是不谈onmouseover=displayAd(3);onmouseout=hideAd(); onclick=linkClick(3);>企业文化与安人之道。这不是是与否的问题，而是谁多与谁少的问题。中国人的特质是安人先于成事，治理先于管理，所以做人、看人是管理的核心，也就是韦尔奇所说的人对了事就成了。管理一定是成事与安人并重，只是文化不同，容易偏重的地方不一样。 思想与想法最大的差异往往在于思想更成体系—我们常常被嘲讽或者嘲讽我们的属下、朋友“说话一套一套的”，其精彩之处正在于斯—很容易被某个闪光的想法所震撼或者感动，但是不要忘记想法背后的思想体系。思想可以学习和传承，而想法无法被模仿。国学里是否包含了现代企业管理的基石？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人们是相互合作而不是老板或者某一方是别的人的奴隶或者救世主，人人自己定义幸福并大胆追求之而不是背着高尚无比的道德包袱，人格的独立，信息分享，等等。 事实上，这个疑问正是我们所忧虑的。目前国学与管理的融合仍然停留在一个相当肤浅、甚至开历史的倒车的层面之上。事实上，胡雪岩和曾国藩仍然是众多企业家的如厕读物；曾仕强先生甚至把历史的糟粕当成是中国式管理的特点。他们要做的事情，要么是承认所谓的“潜规则”，希图在此基础上构建所谓的中国式管理。或者，当他们观察到现实商业运营隐含着某种规则，然后去故纸堆中翻阅逝者的言辞，然后疾呼要回到所谓的传统中寻找智慧。他们的目的甚至不在于解决现实商业管理的问题，而是要证明古人是如何的神圣，是一种中国式的主观唯心主义。他们通过祖宗的优秀来论证当代人的优质，是一种可怕的偏见和愚蠢的自卑。 另一种探索之道的切入点是通过改革企业主的价值观来改善企业管理—通过向他们灌输关于国学的精髓来启发他们的智慧，以便在企业管理上进行革新和进步。各式各样的总裁国学班正是典型。但是，国学的局限也正在于此—它教授的是智慧，是人生的超脱和人生价值的重构，而不是管理上的启迪。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根本就不是要寻找什么国学与管理的融合—持这种观点的人最爱提及的证据是，教授国学的人是否懂管理？这就像媒婆只知道公子或者小姐，至于他们是否会成为幸福的夫妻，根本就是未知数。 显而易见，在全球化不可逆转的趋势驱动下，文化融合和消除冲突成为无法抵挡的潮流。只要智商正常，就几乎没有任何人打算关起门来建造中国式管理。罗家德教授表示，西方管理基于基督教精神。要想了解中西之不同，了解儒家学说与基督教是根本。引入西方管理绝不是引入他们的“术”，更重要是他们的基督教带来的平等、真理与守法的精神，同样的要管好中国人不能不了解中国人的行为与心理，倒不一定是读国学。 人们的基本行为模式可能并未发生根本的变化，但是这并不表明我们就可以靠着几千年前总结出来的原理，因为其内容和复杂性大大增强了，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无论是谁，都必须正视把头发染红的青年的想法和特点—他们的目标和追寻目标的模式，迥异于穿着军绿色衣服长大的那一群人。 这仅仅是冰山一角。管理与国学融合的第三条道路被期待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