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吃饱，让人民免于匮乏的自由是一项基本人权，而吃好，吃安全的食品，让人民免于食品安全的焦虑和恐惧，同样是一项基本人权。如果做不到这点，就很难说是现代文明国家，更如何谈真正的大国崛起或者中国梦呢？ 山东潍坊毒生姜，福建漳州的病死猪肉，上海等地多家知名饮食企业涉嫌销售假羊肉—近来相继曝光的这三起食品安全重大事故，事实触目惊心而性质恶劣，再一次激化了公众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担忧，也又一次加深并强化了全社会对食品安全的焦虑。 这三起食品安全事故，都有着一个久治不愈的老问题，却以新形态呈现的共同特征。山东潍坊姜农，剧毒农药只用在内销生姜种植上，并不用于检测严格的外销和自用生姜。福建漳州病死猪肉的涉案人，则是为当地政府所雇佣，专门对病死家畜作无公害处理的工作人员；而上海等地售卖假羊肉的饮食企业，与不法商贩勾结交易，均为明知故犯。其中姜农、政府雇员、餐饮商人的这番所作所为，人性沦丧、良知缺失、冷血麻木，也是诸多类似事件绝大多数涉事人所呈现出来的共性。 值得注意的是，这三起事件曝光之前不久，高法、高检两院颁布了司法解释，首次明确食品安全犯罪量刑标准，认定利用地沟油生产食用油等行为最高可判死刑。随后，在5月6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决定将建立最严格的食品药品监管制度，完善食品药品质量标准和准入制度，列入今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工作的部署之中。 乱象需重典。但是，在死刑刀下，中国食品安全能否向死而生？从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现状看，法律制度的保障和行政制度的监管，必须靠依法严惩和行政问责的贯彻落实为基准，要杜绝犯罪分子借“替罪羊”逃脱法律制裁的侥幸心理，针对监管责任人的渎职、失察，追责问责也应该更加坚决彻底。而这一目标，显然有赖于增进和扩大司法以及监管的程序以及信息的公开透明，接受社会和公众的监督，才可得以实现。 同时，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严格的监管和准入制度、细密的法网乃至严刑峻法，固然有防范和遏制具体的恶行的作用，以及震慑人心的效果。但是，不仅限于食品行业，而是整个社会道德和伦理底线的失守，公共责任感的稀缺，才是孳生这些丑恶行径的社会土壤。也就是说，兴利除弊，彻底改良这一社会基础，才是确保食品安全的根本之道，而这一艰巨任务，需要的是全社会的努力，而并非仅仅靠行政规制和法律约束就可以达成。 上述三起食品安全事故，还为全社会呈现了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诸多新特征。诸如犯罪花样翻新，技术更加先进，手段更加多样和隐蔽，整体呈现专业化、行业化、链条化的趋势；还有犯罪分工细致，涉及地域广阔、组织分散以规避风险的特点；通过贿赂官员、向公权力输送利益而得到保护，以防范和抵抗监管，也是惯用的伎俩；而许多地方政府官员为了一己之私和地方利益，对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行为视而不见，甚至纵容、姑息、庇护，导致监管废弛，也并非鲜见。福建病死猪肉以及山东毒生姜，就是现成的例证。 事实上，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相对于分秒变化的市场，行政与法律的力量总是滞后的，监管困境并不仅发生在中国。面对市场不正义行为花样翻新、变幻无穷，单纯依靠政府机构事前监管恐怕永远不到位，不给力。实践已经证明，要解决食品药品安全危机，除了重典，更要依靠市场和社会自我修正、自我治理的能力。消费者维权，以社会之力治理食品安全乱象，使社会重获安全感就显得至关重要。 食品安全环境的改善，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靠市场自身的净化机制才能获得事半功倍的成效。在我们看来，除了政府施以重典，更应开启民间消费者公益诉讼的道路。只有法治武器交给社会，真正有可能纠市场之偏，才能真正保卫自己。只有拥有保卫自己能力的社会，民众才会真正拥有安全的生活。 吃饱，让人民免于匮乏的自由是一项基本人权，而吃好，吃安全的食品，让人民免于食品安全的焦虑和恐惧，同样是一项基本人权。如果做不到这点，就很难说是现代文明国家，更如何谈真正的大国崛起或者中国梦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