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人们似乎对美国《财富》杂志每年评出的“世界500强”倍加关注，企业界尤其是国内企业以能进入“世界500强”津津乐道，无上荣光。作为企业未来生存管理学说的首创者，邓正红先生在此提醒广大企业，《财富》500强存在一种理念上的误导，那就是过分强调企业的规模实力与收入能力，而忽视了对企业软实力的综合评价，其后果是引诱企业千方百计去抢市场、（本文来自博锐邓正红专栏）争资源、扩大规模，并以军团效应去吞并、垄断众多企业赖以生存的市场蛋糕。实际上，当下的《财富》500强，就是看哪家企业活得更好而不是活得更久。为什么这样说呢？有例为证，1983年，壳牌石油公司的一项调查表明：1970年，名列《财富》杂志“500家大企业”排行榜的公司，有1/3已经销声匿迹。就是因为《财富》过分强调硬实力的排名，没有鼓励企业去经营软实力，所以在这种理念误导下的企业断然是活不久的。邓正红企业未来生存管理理论强调企业的核心生存力，而不是核心竞争力。核心竞争力只能维持企业暂时的生存即基本生存，不可能实现企业的核心生存，也就是企业难以长存，所谓“500强”，无非是大鱼吃小鱼，弱肉强食，强者高高在上，弱者只能等死，而最终的结果都只有死路一条。核心生存（本文来自博锐邓正红专栏）力不一样，强调和谐，强调共存共荣共赢，强调互相促进，强调睦邻友好，强调维持共同的市场生态。核心生存力是以软实力主导硬实力，将硬实力与软实力紧紧捏在一块；而核心竞争力表现的是硬碰硬，称王称霸，是市场初级阶段的一种武夫行为。靠软实力经营的企业往往能成为令人尊敬的行业长者，如沃尔玛、GE等；靠硬实力拼杀的企业往往恃强欺弱，让人惧而远之，这样的企业快活了一时却不可能活得长久。企业未来生存管理理论创始人邓正红认为，从轨迹看，企业未来生存实际上是一个生存境界递升的过程。就百年企业来看，整个企业生（本文来自博锐邓正红专栏）存过程无不经历三个阶段即适者生存、基本生存、核心生存。有的企业为什么做大了反而寿终正寝？就因为无法迈过环境生存这一关，无法实现由基本生存向核心生存的跨越，企业的精神生存状态不能及时得到提升，所以企业未来生存规律决定了这类企业必然是短命的。 aihuau.com在早期市场经济时期，企业参与竞争的目标往往是唯利是图的，不考虑对方利益；竞争的方式往往是弱肉强食，大鱼吃小鱼；竞争结果必然是你死我活，或者两败俱伤。在全球化时代，在现代经济文明发展新时期，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规则已经发生了重要的改变。参与市场竞争不仅仅为股东利益最大化负责，（本文来自博锐邓正红专栏）而且要为股东之外的企业利益相关者负责，为企业利益相关者创造利益；参与竞争的目标不仅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而是把企业发展与社会与环境的发展协调起来。参与市场竞争的方式已经从弱肉强食变成合作竞争。竞争的结果也从你死我活变成互利共赢。上个世纪90年代初，随着经济全球化潮流的真正形成以及信息技术数码技术的广泛应用，人类社会经济开始加速发展，企业所处环境发生了急剧变化。强调股东价值的经营理念、注重公司市值的美国公司治理管理模（本文来自博锐邓正红专栏）式率先适应急剧变化的市场环境，领先进行了适应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战略、结构的调整。由于美国企业的成功和美国经济力量增强，国际舆论逐渐趋向于认为惟有美国模式才是出色的企业管理基准。股东价值成为投资家的口号，股东价值最大化成为企业管理者的目标。进入新世纪后，新的经济泡沫破灭，安然公司和WorldCom的丑闻给美国模式投下了阴影。人们开始重新思考，美国公（本文来自博锐邓正红专栏）司治理管理模式以及公司经营理念是否是惟一的理想模式，究竟应当如何借鉴其他治理管理模式。日本学者研究了在日本学习美国式管理的企业与没有引进美国式管理而坚持日本模式的企业经营的情况。他们根据过去15年经营数据对数十家企业进行分析发现，按照美国公司治理模式强化股东价值强调业绩管理（本文来自博锐邓正红专栏）的日本企业中，既有经营良好的企业，也有经营一般的企业。反之，坚持日本模式的企业也有经营出色的企业。因此，他们得出一个颇令人深思的结论：公司经营良好与否同公司管理治理模式无关。在全球化时代，企业在急剧变化的世界中应当承担何种责任。如果说，在市场经济早期公司责任理念和公司道德水准对于公司发展的重要意义还不那么突出的话，那么，在全球化时代现代市场经济中它们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1999年1月31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世界经济论坛的发言中首次提出全球契约。安南在讲话中指出，全球（本文来自博锐邓正红专栏）化在带来人类社会发展同时也带来了经济、社会和政治范围的失衡。秘书长要求制定一套原则，促使跨国公司在全球经营中努力改善人权、劳工和环境。安南希望跨国公司在以下3个方面做出选择：我们是需要一个只受短期利益支配的全球化市场，还是一个具有人性化的全球化市场？是需要一个其中l/4的人注定要饥饿贫穷的社会，还是一个能为每一个人都提供富足健康的生活环境的社会？是需要一个漠视失败者命运的自私自利相互争斗的未来，还是一个具有全球意识和领导能力的强者和成功（本文来自博锐邓正红专栏）者勇于承担其责任的未来？安南的全球契约倡议反映了人们对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急剧发展带来种种问题的担忧，也反映了人们对于解决经济社会政治发展不平衡问题的最新努力。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处世立足，各得其存。从一百多年前达尔文生存斗争学说的问世，到今天全球经济一体化滚滚大潮下的残酷市场竞争，似乎“争”字已成为人类生存的第一大事。君不见，国与国之间为了争资源，不惜以尖端武器逆文明潮流野蛮发动中东石油大战；企业与企业之间为了争市场，千军万马一拥而上去挤一条道；地方与地方之间为了争项目，舍本逐末牺牲环境付出惨痛代（本文来自博锐邓正红专栏）价；部门与部门之间为了争业绩，画地为牢急功近利以我为主成为协同链轮上的阻障；商贩与商贩之间为了争顾客，狭路相逢恶语相向互相诋毁结下永世冤孽；员工与员工之间为了争岗位，走关系找靠山暗放冷箭落井下石形同陌路之人；赌徒与赌徒之间为了争横财，东借西挪六亲不认倾家荡产血本无归。诺大一个朗朗世界，因为一个“争”字，弄得乌烟瘴气、巧取豪夺、弱肉强食、人心惶惶、充斥血腥。 天作造化，地载众生。无论自然界的每个生命物种，还是经济社会的公司法人，不仅具有先天的生存本能，而（本文来自博锐邓正红专栏）且都有自己神圣的不容侵犯的生存权利，每个生命体的生存权利都应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 为什么现在自然界的物种越来越少，濒危动植物越来越多？为什么现在科技文明、经济文明如此发达，反而贫富悬殊日趋拉大，人们在紧张忙碌的工作、生活节奏中越来越感受到生存的危机？ 为什么现在市场游戏规则越来越多越来越完善，企业家们反倒觉得环境趋势充满变数充满风险充满高度不确定性，以至（本文来自博锐邓正红专栏）于不得不以“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的心态应对各种生存挑战，并深深感到“唯惧者生存”？ 邓正红以为这些威胁生存的一切的一切，都是由于人类根深蒂固的斗争和竞争观念引发而造成的恶果。“争”不但没有对我（本文来自博锐邓正红专栏）们的生存带来尊重和保护，反而剥夺了许多物种和企业的生存权利，加重了地球——目前宇宙中唯一的生命体家园——我们共同的生存负荷和危机。 表面看来，达尔文倡导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似乎不容置疑地揭开了物种生存发展变异的真谛。其实不然！一般来说，一种学说、思想的提出，其背后总隐藏着某个集团或组织或群体的利益追求。 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为无产阶级翻身准备的。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是为资本家实施粗暴的原始资本积累、榨取工人剩余价值准备的。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反映了西方社会尊重人性和人权的需求。
同样，达氏进化论尽管看到了物种生存变异的共性现象，也阐述了一些环境变化促使物种“进化”的机理，但是，最关键的一点，他忽略了或者说是有意不谈，那就是造成生存斗争的根本原因。 达尔文提出的“生存斗争”，站在自然界所有物种生存权利平等的公正立场来看，是有失公允的，称不上法则，只能算一种人类游戏规则。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达氏所说的“生存斗争”现象，是站在整个人类自身生存发展的立场上来研究自然界物种的生存变化的。邓正红通过对未来生存的研究，认为，任何物种的变化包括诞生、变异、减少乃至绝迹，都是由于物种所处的生存环境遭到（本文来自博锐邓正红专栏）破坏和生态链失衡造成的。物种的遗传和变异，到底是“进化”还是“退化”，决不是“进化”二字所能简单评价的。如果遵循生命运动的时间箭头，凡是能生存到现在的物种，可以称作一种“进化”；如果由于环境变化而（本文来自博锐邓正红专栏）迫使物种丧失生存权利或者不得以努力改变自己而抗争生存机会，我以为这就是对生存权利的不尊重，是一种生存践踏，是与人类文明进步背道而驰的思想和行为的“退化”。在漫长的生命接替历史长河中，物种生存本是自然界一幅最和谐最激动人心的壮丽画卷，因为天地之间运动的“出轨”，曾几何时给地球生命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像恐龙、始祖鸟等史前时代的物种，人类只能从仅存的化石中找回地球家园早期的记忆；亘古洪荒，大禹治水、诺亚方舟，人类也几度沉浮几度兴衰。自有了人类文明以来，人类——这一在大自然面前相当渺小而又在所有生命体中自诩为高级生命的种群，为了抵御自然灾害和自相残杀，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不仅在努力改善自己的生存能力，谋求人类（本文来自博锐邓正红专栏）社会的发展进步，也在不断地破坏自己和其它物种共同的生存环境，无休止地向自然界猎取生存资源，以牺牲环境和剥夺兄弟物种的生存权利为代价，使整个自然界和谐有序的生态链从此走上了为生存而斗争的恶性循环。达尔文站在人类利益集团的角度提出的所谓“生存斗争”，实际上是人类为谋求环境、资源强加给自然界物种的（本文来自博锐邓正红专栏）不平等的生存规则。达尔文因为不能跳出人类社会自有文明以来坚持与自然界“斗争”的思维怪圈，因而他所演绎的进化论学说，与“天人合一”的和谐理念是极不和谐的。不是吗？因为“生存斗争”，人类俨然以高等物种自居，一方面不断地向自然界学习，不断探索未知领域，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知识信息爆炸式增长。另一方面，人类为了自身生存的需要，自然环境、自然资（本文来自博锐邓正红专栏）源遭到毁灭性的开采、挖掘和破坏，物种之间的生态链处于循环的极限甚至终断，而且这种观念自进入近代工业文明以来，更加速了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恶性循环。表面看来，“生存斗争”推动了人类社会科学技术进步和社会生产力大发展，实际上是人类向自然界其它物种抢资源，在自然界中则是强物种向弱物种抢资源。在人类社会中，人们为了求得更大更多的生存利益，于是就发生了血与火的战争和弱肉强食的市场竞争。这种恶性斗争的结果是什么？资源抢来抢去最终集中到少数的几个“生存寡头”，而多数生存物种由于资源一天天耗尽只好被迫（本文来自博锐邓正红专栏）适应斗争环境而走上变种之路，然而变到最后由于整个世界资源的枯竭而只有死路一条。当大多数物种、大量生命体处于消亡的时候，我敢断言，自信“生存斗争”的“物种寡头”们也活不多久了。因此，邓正红认为，达尔文的“生存斗争”是误导人类社会进步的欺世谎言，“斗争”的最终结果是人类自掘坟墓，整个世界都无法生存。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推进的情势下，尤其是不确定的环境变数和风险因素加大，企业单纯依靠外部环境和硬实力资源而走向未来生存的路子将会越来越窄，唯一的光明大道是走出一条适合企业生存发展的软实力之路。现在跨国公司进入中国铺天盖地，势不可挡，其实他们凭借的并不是本身已经雄厚的（本文来自博锐邓正红专栏）硬实力资源，而是经年日久积累下来的不可复制难以模仿的软实力。面对芸芸市众、杯水纷争的市场生态，企业走软实力经营之路，实际上是给自己开出一片永远属于自己、他人难以涉足的生存空间，这个软实力空间不属于红海也不属于蓝海，而是企业心中独有的“香格里拉”。对中国企业来说，软实力经营还没有起步。软实力缺失是制约中国企业国际化、走向未来生存的一大硬伤。虽然近年来中国国力在不断提升，并成大国崛起之势，但由于文化、思想、管理工具等方面的短板，影响着世界对于中国企业的看法，也影响着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进程。虽然有些中国企业已经（本文来自博锐邓正红专栏）在国际化舞台上初步站住了脚跟，但是未来长期国际化的道路上，软实力缺失却阻碍着中国企业国际化的脚步。现在以麦当劳、可口可乐、迪斯尼、沃尔玛为代表的美国文化观天天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和思想。中国企业除了向世界输出低价格、低技术含量、低品牌价值的产品以后，还能够向世界输出什么呢？众所周知，英国、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性的先进国家，不仅仅在于这些国家的企业生产的产品多么高质量、有着多么高的科技含量、有着多么著名的品牌，更在于这些国家向世界输出了先进的文化、管理理念和管理工具。美国有通用电气将自己的管理工具向全世界推广，日本有丰田生产管理体系向全球企业宣扬。中国企业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任何一种管理理念或工具可以输出。输出产品的企业，不能保证长久的成功；而输出理念和工具的企业，会长久保持战略优势。这就是中国企业和美国企业、日本企业的差距。跨国公司之所以能占据各个产业的龙头地位，是它对所在产业有强大的重组和集成能力，而这种“系统集成能力”不仅来自资本实力、规模优势，而且无不出自于强大的“软实力”。他们正是利用企业领袖的魅力、公司战略、企业信誉、核心技术、品牌影响力以及onmouseover=displayAd(3);onmouseout=hideAd(); onclick=linkClick(3);>企业文化为标志的软实力，集成和整合全球资源，才登上了所在产业的领导地位。我们目前大多数企业似乎还处于低成本竞争的初级阶段。诚然，廉价重组的劳动力符合我们的比较优势，但是，如果一直满足于贴牌生产，（本文来自博锐邓正红专栏）满足于成为世界的加工厂，那么，我们只能在这一水平上徘徊。美国营销大师弗朗希斯8226;麦奎尔就曾说过，如果一个企业仅仅试图利用廉价劳动力，为别人贴牌生产，同样可以快速成长，赚取许多利润，但是这样做不可能建立起优秀的企业文化，也不可能塑造出一个伟大的品牌。品牌是企业的无形资产，是企业高端的软实力。现在，无论在服装、家电还是IT，中国都成了制造大国，但仍是品牌的小国。自主品牌是一种基于创新能力、自主知识产权和企业文化的市场创造力。是用户对同类产品和服务进行市场比较后对厂商及产品价值的一种社会认同，并由此构成企业的商标信誉。由于受体制和发展阶段的影响，中国企业历来有重硬件，轻软件；重生产设施建设，轻技术创新投入；重生产经营，轻onmouseover=displayAd(4);onmouseout=hideAd(); onclick=linkClick(4);>人力资源开发；重规模扩张，轻企业文化建设的倾向。实（本文来自博锐邓正红专栏）质就是重硬实力打造，轻软实力建设。不少企业软实力与硬实力不协调，软实力成为很多中国企业的软肋，增强软实力正是中国很多企业必须努力补上的一课。在企业规模小的时候，把积累硬实力作为第一要务，这是不可逾越的必然过程。而在硬实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则必须重视并加强软实力建设，否则，软实力的欠缺弱化将成为企业做不大、做不强、做不优，走不远的“硬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