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以前我总以为，经过党和政府这么多年的重视教育，特别是“普九”验收的相继达标，神州大地上最好的建筑应该是学校了。起码我生活的这个地方就是如此。不料，近日读报学习，看到一则新闻，说的是安徽阜阳某地居然有豪衙和破旧小学共存的现象，这才知道自己当初的认识太天真了。
据报道，安徽省阜阳市颍泉区杨庄小学申请国际援助，2006年春天，日本人水谷准来到这所小学考察，看是否对这个学校进行国际援助。他看到这座被庄稼包围的小学，校舍都是危房，房顶和墙壁到处是裂痕，桌椅破旧。当他乘出租车离开阜阳时，看到了距杨庄小学十几公里、颍泉区政府外表豪华的欧式办公楼。当地人称那里为“白宫”。水谷准不明白，为什么当地政府有钱建办公楼，却无力改善一所农村小学的基本设施。水谷准在这儿用的是典型的日本思维，在日本乡村，最漂亮的建筑是学校。日本用于教育事业的费用占国民收入的6%，居世界第一。日本一直坚持着“尽量控制消费，把厉行节约所得投入教育”的基本国策。在那样一个重教育的国家里，一个日本人怎么能理解豪华政府办公楼和破旧校舍之间的反差呢？
尽管无法理解，但本着人道主义的原则，日方最终还是拨给杨庄小学8万多美元的援助资金，今年春天这所小学终于有了4层楼的新教学楼。但水谷准阜阳之行的调查报告于今年6月份登上了日本《产经新闻》，并引起了舆论的批评，有网友称，这“丢了安徽人的脸”。
也许一些爱国之士要说了，这杨庄小学也太没骨气了，学校再破旧也不能到日本人哪儿去祈求嗟来之食啊，偌大的中国有那么多充满爱心的慈善人士，何况还可以找“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啊！且不论说这番话之人的爱国情怀如何高尚，我只想说，空洞无力的爱国之心是解决不了残酷现实的。可能是杨庄小学还没有引起慈善人士的关注，因而杨庄小学并没有等来需要的帮助；“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倒是找了，杨庄小学的校长杨文超从2001年开始，就向国家申请中小学危房改造资金，杨庄小学也进入国家危房改造信息库，被列入国家中小学危房改造计划项目之一，但是由于中小学危房改造是一个长期的工程，国家每年投入的资金有限，再经过县(区)、乡镇的分配，落实到每个乡镇的危房改造资金相当少。杨庄小学隶属于颍泉区苏屯乡，该乡每年只能安排两三所学校进行危房改造，大约只能修建10—15间校舍。杨文超想，国家的危房改造资金不知道要等多久，于是，他同时申请了国际援助。这不，国家的危房改造资金还遥遥无期，日本的国际援助就已经落实到位了。真是气死人了，小日本的办事效率为什么要这么快呀，你为什么不学习中国某些公仆的官僚作风啊？也好给我们中国人一点面子啊！ 要让我说，杨庄小学申请国际援助并非什么丢人之事，“丢了安徽人的脸”的是阜阳市颍泉区政府。堂堂的一级政府，打着“为人民服务”的幌子，有钱盖豪华“宫殿”式的办公楼，为什么就无钱建小学呢？是真的没有钱吗？可是据调查，当杨庄小学于2001年开始申请国际援助时，颍泉区开始兴建“豪华办公楼”。而当地政府却辩解说，政府大楼搬迁，程序合法；建设资金是用区委区政府旧的政府办公楼和土地折合成资金置换所得，“没花公共财政的一分钱”；至于学校的硬件设施建设都是国家投资的，国家在划拨危房改造资金时，地方能配套就配套，不能配套可以不配套，而当地属于贫困县(区)，根本无法配套。（《报刊文摘》2007年11月16日）
我怎么也不能相信。这套强盗式的说辞竟然会出自一级号称“三个代表”的政府之口，贫困县(区)没钱就可以不管破旧小学的死活，政府大楼的建设资金竟然“没花公共财政的一分钱”，多么廉洁的政府啊！这套鬼话人能相信吗？骗鬼去吧！还有更令人发指的事。“白宫”原址本来有一所还说得过去的学校，为了给新的政府办公楼让位， 说得冠冕堂皇点，由于“国家建设需要”，被征地“征”掉了。这所建于1990年代的高井小学被迫拆除，师生们只好搬到建于1960年代、早已被废弃的破旧校舍里上课，“教室”内地面不平，墙皮脱落，门窗破败，光线昏暗，课桌损坏……旧的危房小学还没改善，新的危房小学又形成了。
天哪！这是什么样的世道啊！这是在大喊“科教兴国”的21世纪之社会主义新中国吗？如此的奢靡无度、不恤民生，分明是一群吸血鬼在敲剥百姓骨髓，那儿还有一点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啊！就是在万恶的旧社会，说起办教育来，民国军阀做的也要比这些国蠹民贼做得好的多。口说无凭，且看证据。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电影业的先驱孙明经赴川滇做人文科学考察，拍摄了大量纪实照片。他在四川的考察中发现，一所所学校皆有像模像样的校舍。德格县小学的校舍非常正规，而且还是楼房，且见站队的学生都穿着整齐的制服，反倒是县政府的办公室破破烂烂。有一张照片显示，挂着“义敦县政府”牌子的那间房子低矮破旧，倾斜的门墙由两根圆木支撑着。孙明经问这位县长：“为什么县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差那么多？”这位县长答道：“刘主席说了，如果县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这里说的“刘主席”，就是大地主刘文彩的弟弟刘文辉，时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尽管刘文辉是一个为新社会之人所不齿的军阀，尽管他的政令充满了军阀的“霸道”与“霸气”，但他那种对教育的真诚关注与呵护有加，时隔六七十年，犹让人感慨万端，让人钦佩不已。
刘文辉以其重视教育的雄心与铁腕使四川出现了“县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差”的壮观景象，而到了21世纪，我们的一些地方政府办教育反倒不如民国时代的军阀了，这咄咄怪事的发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悲哀，更是我们的奇耻大辱。如果我们现在也有一个“县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书记）就地正法！”的法令，并且能得到坚决执行，颍泉区政府的那些官僚即使再借他们十个脑袋，他们还敢不改善学校的危房而去建他们豪华的安乐窝吗？可惜上面重视教育的“雷声”虽然很大，但因为没有强有力的法律作保障，所以下到地方上重视教育的“雨点”就很小甚至消失殆尽。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教育法》早就明文规定，到上世纪末“国家对教育的投入要达到GDP的4%”，可是新世纪也来了好几年了，这一目标还远未达到。对国家的教育大法尚且如此视同儿戏，我们还能要求地方政府重视教育到什么程度呢？出现现代政府办教育不如民国时代的军阀之怪事也就在所难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