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企业家和企业文化
今后的管理者，他们将是提出希望的人而不是命令者，是给人帮助的人而不是统治者，是具有同情心的人而不是批评者。塑造一种人文精神，才是企业成功的关键。
——日本著名企业家 土光敏夫
保持领导不是靠权力，而是靠威信，毅力，丰富的经验，多方面的工作以及卓越的才干。
—— 列宁
这是一个需要企业家的时代，因为一个大国崛起的背后首先是一大群企业家的崛起！企业家意味着运用高度的智慧在市场上运筹帷幄，企业家意味着整合资源获得价值的实现，企业家意味着解决日益严峻的就业问题，企业家意味着这个民族的活力和梦想有了实现的依托……在一个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时刻，在一个国家历经百年沧桑追求和平崛起的时刻，在所有国人为了幸福和未来而努力奋斗的时刻，我们真的需要一大批优秀的企业家。
在一个拥有13 亿人口的国家，没有十几万企业家是不可能成为世界上中等发达国家的。无论着眼于新体制还是旧体制，中国的经济要支撑和发展下去，都需要造就企业家。
几年前，吴晓波写了一本书叫《大败局》，以近乎豪迈却又悲壮的笔调描述分析了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那一批叱咤风云的企业领袖及其企业的浮沉，企业界对《大败局》的关注至今仍在延续，而企业界对海尔对联想对华为的关注一直保持着不变的热情。这都说明了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当下一样呼唤企业领袖呼唤商业精英。
或许这正是一个曾经轻商的民族走向现代走向崛起的标志！
现代企业家的特点一般来说，先驱和开拓者是孤独的，他独自与自己内心的冲突，恐惧作斗争，抵制傲慢、自大甚至偏执狂。他必须是一个勇敢的人，很清楚自己是在从事一种赌博，他在一种缺乏事实根据的情况下提出试验性或探索性的推断，然后花费几年时间努力去验证他的预见是否正确。……如果说真正的自我实现很少有人能达到，那是因为大多数人成年后仍然在为满足那些低级需求而努力。
——摘自《马斯洛自传》
约翰·科特在企业研究中发现，管理和领导的含义是不同的。从根本上来说，管理是计划、预算、组织和控制某些活动的过程。管理的主要职能是维护一个复杂的企业组织的秩序，使组织高效运转。领导则是保证组织有明确的前进方向，并使相关的人都理解和坚信它的正确性。领导的基本职能在于为实现远景目标制定变革战略、不断推动企业进行各种改革。
管理和领导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的，二者缺一不可。在相对稳定和繁荣时期，有限的领导和强力的管理相结合能够使企业运转良好；在极度混乱时期，领导比管理发挥的作用更为关键；而在今天复杂多变的形式下，强有力的管理和强有力的领导都是企业所需要的。尤其是不断激化的竞争使企业的生存环境变得动荡不安，在这种情况下，仅仅有管理是远远不够的，更需要的是企业管理者的领导和决策能力，而企业文化建设更是和领导者息息相关，海尔集团的总裁张瑞敏、联想集团原董事会主席柳传志就都是企业文化建设的高手。
领导能力就是“让团队或成员朝某一方向行动的影响力”。半世纪前，美国正笼罩在经济大恐慌的阴影和恐惧之下。此时，罗斯福先生(Franklin Roosevelt)于1933年就任美国总统，扭转了这个不利的情势。 Roosevelt以充满自信的声调对全国人民诉求“最应该恐惧的乃是恐惧本身，让我们以崭新的决心和勇气克服不景气！”接着他并在全国人民的面前明确地揭示其有名的“New Deal政策”。 Roosevelt充满自信的就任演说和接续而来的具体政策，改变了人们的心理，人们由恐惧、失望和混乱之中终于又发现了一线希望和光明，而开始建立起克服不景气的勇气。一个男人，让美国的全体国民，拥有勇气、坚定决心、唤起行动、解救了经济大恐慌的危机，可以视为领导能力的伟大实例。
企业家是企业文化的缔造者，任何企业的企业文化都深深烙着企业家个人的人格思想和经营理念的印痕。任何先进的意识和行为总是先在少数人身上表现出来，然后通过他们带动基层的职工，逐渐成为大家自觉的意识和行为规则。
企业家是企业的导航者，导航者的力量是无法逾越的。他们的知识，能力和品质决定着企业文化的性质和风格，并影响着企业文化的个性和发展过程。在颜建军和胡泳著作的《海尔中国造》一书中，他们指出领导者有3大要务：一是为企业树立远景目标；二是联合群众；三是创造赋予人们力量、鼓励他们实干的条件。
企业家的魅力打造问：什么样的人,才算是有修养的人？取四重去四轻的人,才算是有修养的人。
问:什么叫四重?说话慎重,行动持重,外貌庄重,爱好凝重.说话慎重,就有法度;行动持重,就有德行;外貌庄重,就有威严;爱好凝重.非礼不好,就有前途和希望.
问：四轻的内容为何？说话轻率,易犯众怒,招来忧患;行动轻妄,犯禁必多,招来祸害;外貌轻浮,人们看不起你,招来侮辱;爱好轻薄,易嗜邪痞,招来淫荡。
——学者 杨雄
关于企业家的素质和魅力描述，中外专家学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在1999年上海财富论坛会议上，通用电器总裁韦尔奇提出了企业领导人应该具备的四大素养：充沛的精力；较强的鼓动性；能够独立作出决定。
法国经济学家萨伊（Say）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概论》和《政治经济学问答录》中对企业家精神作了如下的描述：具有判断能力，坚韧不拔，掌握监督、指挥和管理的技巧以及拥有丰富的工商业和社会知识。
罗伯特·豪斯和特伦斯·米切尔在《关于领导方式的目标——途径理论》一书中指出：
1、 领导者的工作是帮助下属达到他们的目标，并提供必要的指导和支持以确保他们各自的目标与群体或组织的总体目标一致。
2、 好的领导方式应当是激励性的。激励作用的大小取决于：（1）某种领导方式能否使职工的需要得到满足程度，这取决于其工作业绩；（2）这种领导方式能否向职工提供训练、指导、支持和报偿以形成良好的工作环境，使职工作出成绩。
3、 领导方式能否被职工接受，使职工产生工作上的满足感，取决于职工对领导方式的认识和拥护程度。只有大多说职工认识到这种或那种领导方式能给他们带来近期的或长期的利益，他们才会乐于接受这种领导方式。
4、 领导者行为的激励作用在于：第一，它使下属的需要满足与有效的工作绩效联系在一起；第二，它提供了达成有效的工作绩效所必须的辅导、指导、支持和奖励。
约翰·科特在《现代企业的领导艺术》一书中提到：每当人们谈及领导艺术和领导者时，总带有一种神秘的色彩。好像进行领导的领导者们是一群超然于世俗和理性分析之外的人物。其实领导者也是普通的人，只不过对他们有特殊的要求而已。1、行业和企业知识。领导者要有广泛的行业知识（市场、竞争、产品和技术等），广泛了解公司情况，如主要领导人及其成功原因、公司文化、历史、制度。2、在公司和行业中的人际关系。领导者需要在公司和行业中建立一整套广泛而稳固的人际关系；3、信誉和工作记录。领导者在公司主要活动中要有很高的声望和出色的工作记录；4、能力和技能。领导者思维敏捷，表现为相当强的分析能力、良好的判断力以及能从能从战略上全局上考虑问题的能力等。此外还要有很强的人际交往能力，表现为能迅速建立起良好的工作关系、感情投入、有说服力及注重对人和人性的了解。5、个人价值观。领导者要十分正直，能公平的评价所有的人和组织。6、进取精神。领导者要有充沛的精力，要有很强的动机。
清华大学教授邹广文在其《企业文化与企业竞争力》一书中，指出了企业家要塑造的素质和能力包括心里素质、道德品质、语言表达、人际关系等七个方面。
经济学家魏杰曾经指出：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有这样一些标准：一是创新的能力，善于开拓创新而不会循规蹈矩；二是对经济对生活的理解能力比较高；三是要具备奉献精神；四是综合能力，；能正确使用人才，作出正确决断；五是文化水平较高；六是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质。
林坚在其《企业文化修炼》一书中从职业追求、职业修养、职业意识和职业能力四个方面来探讨企业家素质。
中国大儒更看重人生“立德、立功、立言”，走的是内修外炼的路子，也就是“内圣外王”之路。《庄子·天下》书中有“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这可以看作是内圣外王的经典表述。
其实经营一个企业也是经营自己的人生，经营企业只是实现人生价值的手段。所以我认为企业家也应该走内圣外王的修炼之路。内圣主要从终身学习、道德品质、心智反省以及魅力提升来探讨，外王主要从管理艺术、思想力行动力、沟通能力和危机管理来探讨。与企业文化企业发展布局大宇宙来比，企业家的修炼是一个小宇宙，我们在后续的章节中会探讨大宇宙的修为问题。
领导的境界
u 对事要细，对人要善；
u 对名要淡，对利要量；
u 对刺要挑，对横要抗；
u 对权要慎，对责要明；
u 对君要近，对小要远；
u 对棘要缓，对难要冷。
我认为，作为合格的企业家应该从以下方面着手提升自己：
终身学习
由于竞争的充分和全面化，未来的企业管理者不是现在的专家，而是杂家。
所谓杂家是指具备政治知识、经营管理知识、工商税务知识、金融保险知识、经济法律知识、策划知识、谈判知识、心理社会知识、军事协调知识、专业知识等等。企业家之间的竞争是综合素质的竞争。因此，企业家要使自己成为终生学习者，善于终生学习，做一个全面自主、全过程的学习者。要有思考研究的理想与激情，要有明确的研究方向，要有坚定的研究计划和意志，要善于独立思考和与他人交流，不断实现突破。梁启超早年曾经说过：“以昨日之我战今日之我，以明日之我战今日之我。”
学习是 “自我超越”的唯一途径。网上有一阵子流行猪的四大理想：四周围栏都倒掉，天上纷纷掉饲料，天下屠夫都死掉，世界人民信佛教。当然猪毕竟是猪，天上不会平白无故的掉饲料，我们比猪强的地方就在于比猪主动的追求所要的东西并为此付出努力。
经常学习也能够极大的提高预见问题的敏锐性。比如出井伸之在1995年就提出了“数字化梦想”，这和他始终关注科技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很多企业家的战略素养和洞察能力为人赞叹，实际上企业家背后流了多少汗水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天才就是这样炼成的。
当然，企业家的学习还有表率作用，我在中国政法大学就看到浙江一个块70岁的老板读国际经济法的在职研究生，每个月都要做飞机过来。我就问他，为什么要这么辛苦。他跟我说：学习是比较辛苦，可是看到公司里很多年轻人下班或者休息无所事事，自己带个头。
我也时常向自己的朋友讲，作为一个企业家首先要具备法眼，用法律用规则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做到与社会和谐；作为企业家还需要具备慧眼，“人情练达皆文章”，能够智慧的为人处事管理经营。可以说，终身学习是企业家的基本素质。
道德品质
企业能否做大，很大程度取决于领导人的境界和胸怀，取决于企业家的道德品质、凝聚力。在我看来：一个人能够做大事业并取得成功的因素中：敬业占到10％，机遇占到20％，能力占到30％，而人品则占到40％。由此可见做人的重要性。
中国是一个重伦理崇节操的国度，传统文化中对个体的道德看得比较重。唐代魏徵说：“今欲求人，必须审访其行。若知其善，然后用之。设令此人不能济事，只是才力不及，不为大害。误用恶人，假令强干，为害极大。”诸葛亮也强调用人重在德行，他说：“夫治国犹于治身，治身之道，务在养神，治国之道，务在举贤，是以养神求生，举贤求安。” 宋代司马光更是十分强调“德”的重要性，他指出：“德者，才之帅也。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
从表面上来看，企业家的道德品质是无足重轻的，有的学者也认为，只要制度构建合理，那么就能够阻止因为企业家品质差强人意带来问题。但是实际上绝非如此，在我看来企业家的道德是构成企业凝聚力的很重要的部分。可以说，企业家的道德人格如何直接反映了企业家的素质，关系到企业成长与社会发展，而且也影响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企业家道德人格建构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与腾飞具有深层的伦理价值。
企业家应该诚信正派、胸襟广阔、海纳百川、谦虚谨慎、慎独自律、理解别人。这里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企业家一定要做到对自己“壁立千仞无欲则钢”对下属要做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企业家道德人格的完善与人格魅力的散发是公司很重要的竞争力。一个企业家富有理想、廉洁奉公、崇尚信誉、公正待人、坚忍不拔甚至忧国爱民，必能够团结员工、凝聚人心、振兴企业。可以说，完善的道德人格，强烈的创新精神、永不停止的经济冲动、坚韧不拔的内在毅力、对市场变化的灵敏触觉、极强的复合素质，是企业家追求的永恒主题。
正人先正己，做事先做人。管理者要想管好下属必须以身作则。毕竟示范的力量是惊人的。春秋晋国有一名叫李离的狱官，他在审理一件案子时，由于听从了下属的一面之辞，致使一个人冤死。真相大白后，李离准备以死赎罪，晋文公说：官有贵贱，罚有轻重，况且这件案子主要错在下面的办事人员，又不是你的罪过。李离说：“我平常没有跟下面的人说我们一起来当这个官，拿的俸禄也没有与下面的人一起分享。现在犯了错误，如果将责任推到下面的办事人员身上，我又怎么做得出来”。他拒绝听从晋文公的劝说，伏剑而死。这样的官员实在值得尊敬。
施振荣的身价在1995年即达3.2亿美元，但他每次出行都使用带轮子的塑料旅行箱，自己拖来拖去。当台湾许多老板身居豪宅、戒备森严时，施振荣却安于小小的办公室，家里没有佣人。他日常把散步当作运动，并不忘以使用过的纸张的背面来书写。中国的诸多企业家的确应该向他学习啊。
无论是在美国还是中国，富豪（CEO）的个人声誉与公司的声誉具有着很大的相关性，而且这种相关性越来越强。博雅公司2001年在美国的调查显示，CEO的声誉在公司声誉中占有48%的比例。
心智反省
日本近代剑道大家宫本武藏，与他的高足柳生又寿郎，就是两位参透了禅的真精神的伟大剑客。当年，柳生第一次参拜师父的时候，便迫不及待地问道：“师父，您是过来人，慧眼如炬。您看，以我根基，何时能练成一流的剑客？”
宫本想了想，着重地对他说道：“大概要十年。”
“哇，十年，是不是太久了？”柳生年轻，很想尽快成名，急切地说：“师父，我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如果我加倍努力苦练呢？”
“那么，得要二十年。”宫本一脸的严肃认真。
柳生大惑不解地追问：“假如我夜以继日、废寝忘食、一刻不停地用功呢？”
“那你三十年也不会成功！”
宫本的话实在令人费解，柳生差点将自己的头皮挠破，也没挠出个所以然。他可怜巴巴地问道：“师父呀，练习剑道怎么这样奇怪？为什么越努力反面用的时间越长呢？请您告诉我，这是什么道理？”
宫本谆谆教导他说：“如果你的两只眼睛死死盯着‘成功’二字，哪里还能看自己呢？所谓的一流剑客，便要永远保留一只眼睛看自己。”
柳生震惊得满头大汗，当下顿悟。
所谓“欲速则不达”，不仅仅是一种道理，更是一种智慧，一种思维方式。现代这个快节奏的社会，更需要我们时常审视自己，关照自己的心灵。给心灵留下一定的究竟，智慧的火花才能产生。否则，很可能“穷暮而无归宿”。
据我所知，日本是一个非常注重反省的民族，他们的茶道其实不过是反省的形式而已。人一定要养成自我反省的习惯，虽然不必像袁了凡那样慎独，我们每个人都行色匆匆布履褴衫，我们有时似乎成竹在胸，有时却又四顾茫然，我们义无反顾地奔走在路上，不断走下去。没有谁愿意停留，但我建议你在静夜，在山颠，在河畔，能够坐下来冷静的审视客观的评判自己的过去并规划自己的未来，人生需要质量，未经省察得人生没有意义，未经反省的管理迟早走入迷茫。
心智反省有助于抵御一些外在的诱惑。如果王石不是深入的进行反省退出北海的房地产开发，现在他或许没有机会这样逍遥。春秋五霸之一楚庄王为了克制自己享乐的欲望，不去京台赴令尹子佩之宴会也可以看作是注重自我反省的表现，这种克制和反省使其能够“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三年不飞，一飞冲天”。
彼得·圣吉在《第五项修炼》一书中指出“立即采取行动”有时是很盲目的。因此需要“行动中的反思”，并把它当作成功专业的学习者一项特质。这和中国慎思笃行的取向是一致的。
相关链接：这是我大学时候写的一篇文章，现在摘录在这里，希望能够对企业家有所借鉴，如果有条件，在自己的办公室或者居室设置一个塌塌米用于反省，我认为是很有益处的。
反思生命
我确信我终生最收益的一堂课来自大学时的H先生。
H先生是极讲究生活情调的，因此是学院里名闻遐迩的小资分子，据说他待客喝茶的水都是冬天里腊梅花蕊中的积雪水，这是否真实不得而知。不过，他每个周末下午的“自我囚禁”确是实实在在的事情。
H先生每到周末下午的时候，总是把自己关在一个狭小的塌塌米里（从卧室里单独分立出来的阁间，名曰静思斋）。静思斋里惟一桌一灯一纸一笔而已，有时当然也会有小小一杯香茶。他或坐或跪在席子上，默默的思考过去时间里自己的待人接物为人处事等，有时也会思考一些人生问题。这个时代善于反省的人是越来越少了，因此先生的静思斋就成了大学神秘的所在。很多同学老师到先生那里拜访就是想一睹静思斋。
有一次，先生邀请我陪他一起去静思斋喝茶。说是喝茶，其实每人的杯子里仅有一两口可以润嗓的茶水；屋子里点燃了檀香，一种书香情调迎面而至；每人一只闻香杯，先生披着宽大的袍子，不时做深情嗅香状。我们先是聊了一些当前文化界的事情，比如“二余捉刀”、王朔骂金庸等。然后我们进入了沉默，于是先生扭闭了台灯，我们自己回望内心。
静思斋显得很幽暗，在整个下午没有一抹斜阳飘进去。没有钟表，时光静静的在这里出神。先生的家里很静，小猫也知趣的躲在客厅里，关上门，塌塌米简直就是一个独立的世界。先生在暗室里静静的思考，除了有时候思有所得，于是扭亮台灯写下几句话，然后屋子回归黑暗。
时间不久，我就已经忘记了自己身处闹市，忘记了身边的车水马龙。我确信我携着我的灵魂进入了自己的家园，纵情的驰骋没有任何的禁锢。除了我和先生各只有两次扭亮台灯在纸上匆匆写下一些东西，屋里始终披着淡淡的黑衣。先生很长时间几乎一动不动，可是我因为跪不起，所以时跪时坐，但是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直到六点的时候，先生拉开了塌塌米的门。
我在静思斋里想起了我以前的一些童年伙伴，因为读书我们越来越远，但是我突然很怀念他们；我也想起了那些在我生命遭遇不幸的年代给我帮助的人们，我想用什么方式表达对他们的感谢。大二时我爱上了一个女孩，可是没想到她拒绝了我，所以我毫不犹豫的拒绝了她的友谊，现在看来我是多么的愚蠢啊，我决定马上就给她打电话，告诉她我珍惜我们之间的友谊。这也是我在纸上写下的四个字：感恩和友谊。
我知道：大部分人往往生活得盲目而且具体。可是如果我们能够去反思，那么我们依然有救。像H先生一样，我们在黑暗的屋子里思考，正是这种黑暗帮助我们摘掉了驴子拉磨般生活的遮眼，我们看待生命更加明晰和洞彻。
魅力提升
成功的企业家必有强大的人格力量和引人追随的人格魅力。企业家的人格魅力与人生境界，几乎决定了企业文化的价值趋向和企业的外部形象的整体水平。企业家人格力量和人生追求提升为企业的追求，是企业的至高追求。
这要求我们的企业家具备大勇、大智、大谋、具备一种大领导力！高远的视野、深刻的洞察力、正确的预测和判断力、一种容世、容人、容事的襟怀、一种人格的魅力，以及持续创新的企业家精神。体现在思维上要注重创新，挑战现实，具有较强的意志力；在认知上要满腔热忱，渴求新知，这样才能勇于开拓进取、灵活机智、善于应变；在人际关系上要重视培养自己积极的处世观和价值观。
谈到魅力，我想讲一下两位中国本土的企业家，一个是张瑞敏一个是任正非。张瑞敏因为学识渊博，尤其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很深的研究，被颜建军、胡泳称为商儒（于光远认为，有学问的企业家称“儒商”，而儒商再进一步研究，提出自己的思路，树立并实践自己独特的理论，收效宏大者，称为“商儒”）。他把儒家、道家以及《孙子兵法》、《资治通鉴》的很多东西拿来我用，践行了他认为的“一个企业家首先应该具备哲学家的素养”。任正非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见手不见尾”的人物，《走出华为》甚至认为他是在洞中修行的智者。虽然介绍他的东西不多，但是仅仅通过《我的父亲母亲》，我们就可以感受到他的人格魅力。
相关链接：
我的父亲母亲
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憾事——如果8日上午我真给母亲打了电话，拖延她一两分钟出门，也许她就躲过了这场灾难……
上世纪末最后一天，我总算良心发现，在公务结束之后，买了一张从北京去昆明的机票，去看看妈妈。买好机票后，我没有给她电话，我知道一打电话她一下午都会忙碌，不管多晚到达，都会给我做一些我小时候喜欢吃的东西。直到飞机起飞，我才告诉她，让她不要告诉别人，不要车来接，我自己坐出租车回家，目的就是好好陪陪她。前几年我每年也去看看妈妈，但一下飞机就给办事处接走了，说这个客户很重要，要拜见一下，那个客户很重要，要陪他们吃顿饭，忙来忙去，忙到上飞机时回家取行李，与父母匆匆一别。妈妈盼星星、盼月亮，盼盼唠唠家常，一次又一次的落空。他们总是说你工作重要，先工作，先工作。
由于我3日要赶回北京，随胡锦涛副主席访问伊朗，在昆明我只能呆一天。这次在昆明给妈妈说了去年11月份我随吴邦国副总理访问非洲时，吴邦国副总理在科威特与我谈了半小时话的内容。首长说了这次我随访是他亲自点的名，目的有三个：1、鼓励和肯定华为，并让随行的各部部长也正面地认识和了解华为；2、了解一下我们公司的运行与管理机制，看看对别的企业有无帮助；3、看看政府对华为开拓国际市场是否能给予一些帮助。妈妈听了十分高兴，说“政府信任就好，只要企业干得好，其他都会随时间的证实而过去的。”
最近这两年，网上、媒体中对华为有一些内容，也是毁誉参半，妈妈是经过“文革”痛苦煎熬过的，对荣誉不感兴趣，对一些不了解我们真实情况的文章却十分忧心。我说了，我们不是上市公司，不需要公示社会，主要是对政府负责，对企业的有效运行负责。我们去年交税20亿多，2001年要交40多亿的税。各级政府对我们都信任。我们不能在媒体上去辩论，这样会引起争论，国家纸太贵，为我们这样一个小公司争论太浪费。为我们这样一个小公司，去干扰国家的宣传重点，我们也承担不了这么大责任。他们主要是不了解，我们也没有介绍，了解就好了。妈妈舒了一口气，理解了我的沉默。这次我还与母亲约好，今年春节我不工作，哪儿也不去，与几个弟妹陪她到海南过春节，好好聊一聊，痛痛快快聊一聊。以前，我节假日多为出国，因中国过节，外国这时不过节，正好多一些时间工作，这次我是彻底想明白了，要陪陪妈妈，我这一生还没有好好陪过她。没想到终成泡影。
8号那天，圆满结束对伊朗的访问，我们刚把胡副主席送上飞机，就接到纪平的电话，说我母亲上午10时左右，从菜市场出来，提着两小包菜，被汽车撞成重伤，孙总已前往昆明组织抢救。由于相隔千万里，伊朗的通信太差，真使人心急火燎。飞机要多次中转才能回来，在巴林转机要呆6.5个小时，真是心如煎熬，又遇巴林雷雨，飞机又延误两个小时，到曼谷时又再晚了十分钟，没有及时赶上回昆明的飞机，直到深夜才赶到昆明。
回到昆明，就知道妈妈不行了，她的头部全部给撞坏了，当时的心跳、呼吸全是靠药物和机器维持，之所以在电话上不告诉我，是怕我在旅途中出事。我看见妈妈一声不响地安详地躺在病床上，不用操劳、烦心，好像她一生也没有这么休息过。
我真后悔没有在伊朗给母亲一个电话。7日胡副主席接见我们8个随行的企业负责人，我汇报了两、三分钟，说到我是华为公司的时候，胡副主席伸出4个指头，说四个公司之一。我本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妈妈，说中央首长还知道我们华为。但我没打，因为以前不管我在国内、国外给我母亲打电话时，她都唠叨：“你又出差了”，“非非你的身体还不如我好呢”，“非非你的皱纹比妈妈还多呢”，“非非你走路还不如我呢，你这么年纪轻轻就这么多病”，“非非，糖尿病参加宴会多了，坏得更快呢，你的心脏又不好”。我想伊朗条件这么差，我一打电话，妈妈又唠叨，反正过不了几天就见面了，就没有打。而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憾事。由于时差，我只能在中国时间8日上午一早打，告诉她这个喜讯，如果我真打了，拖延她一、两分钟出门，也许妈妈就躲过了这场灾难。这种悔恨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
我看了妈妈最后一眼后，妈妈溘然去世。1995年我父亲也是因为在昆明街头的小摊上，买了一瓶塑料包装的软饮料喝后，拉肚子，一直到全身衰竭去世。
爸爸任摩逊，尽职尽责一生，充其量可以说是一个乡村教育家。妈妈程远昭，是一个陪伴父亲在贫困山区与穷孩子厮混了一生的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园丁。
爸爸是穿着土改工作队的棉衣，随解放军剿匪部队一同进入贵州少数民族山区去筹建一所民族中学。一头扎进去就是几十年，他培养的学生不少成为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有些还是中央院校的校级领导，而父亲还是那么位卑言微。
爷爷是浙江浦江县的一个做火腿的大师傅，爸爸的兄弟姊妹都没有读过书。由于爷爷的良心发现，也由于爸爸的执着要求，爸爸才读了书。爸爸在北京上大学期间，也是一个热血青年，参加学生运动，进行抗日演讲，反对侵华的田中奏章，还参加过共青团。由于爷爷、奶奶相继病逝，爸爸差一年没有读完大学，辍学回家。时日，正值国共合作开始，全国掀起抗日高潮，父亲在同乡会的介绍下，到广州一个同乡当厂长的国民党军工厂做会计员。由于战争的逼近，工厂又迁到广西融水，后又迁到贵州桐梓。在广西融水期间，爸爸与几个朋友在业余时间，开了一个生活书店，卖革命书籍，又组织一个“七。七”读书会，后来这个读书会中有几十人走上了革命前线，有相当多的人解放后成为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粉碎“四人帮”后，融水重写党史时，还把爸爸邀请过去。
爸爸这段历史，是文革中受磨难最大的一件事情。身在国民党的兵工厂，而又积极宣传抗日，同意共产党的观点，而又没有与共产党地下组织联系。你为什么？这就成了一部分人的疑点。在文革时期，如何解释得清楚。他们总想挖出一条隐藏得很深的大鱼，爸爸受尽了百般的折磨。
妈妈其实只有高中文化程度，她要陪伴父亲，忍受各种屈辱，成为父亲的挡风墙，又要照顾我们兄妹七人，放下粉笔就要和煤球为伍，买菜、做饭、洗衣……又要自修文化，完成自己的教学任务，她最后被评为中学的高级教师。她的学生中，不少是省、地级干部及优秀的技术专家，他们都对母亲的教学责任心印象深刻。妈妈这么低的文化水平，自学成才，个中艰辛，只有她自己知道。
父母虽然较早参加革命，但他们的非无产阶级血统，要融入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取得信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们不可能像普通农民、工人那样政治纯洁。他们是生活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这个社会又是多元化组成的，不可能只有一种纯洁的物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们都向党交心，他们思想改造的困难程度要比别人大得多，所受的内心煎熬也非他人所能理解。他们把一生任何一个细节都写得极其详尽，希望组织审查。他们去世后，我请同学去帮助复印父母的档案，同学们看了父母向党交心的材料，都被他们的真情感动得泪流满面。终其一生，他们都是追随革命的，不一定算得上中坚分子，但无愧于党和人民。父亲终在1958年国家吸收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时，入了党。当时向党交心，不像今天这样信息发达，那时，反对个别党员，有可能被说成反党。我们亲眼看到父母的谨小慎微、忘我地拼其全力工作，无暇顾及我们，就如我拼死工作，无暇孝敬他们一样。他们对党和国家、对事业的忠诚，已经历史可鉴。我今天要忏悔的，是我没有抽时间陪陪他们，送送他们。
回想起来，革命的中坚分子在一个社会中是少的，他们能以革命的名义，无私无畏地工作，他们是国家与社会的栋梁。为了选拔这些人，多增加一些审查成本是值得的。而像父母这样追随革命，或拥护革命，或不反对革命的人是多的，他们比不革命好，社会应认同他们，给以机会。不必要求他们那么纯洁，花上这么多精力去审查他们，高标准要求他们，他们达不到也痛苦，而是要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一同来支撑，以物质文明来巩固精神文明，以一种机制来促使他们主观上为提高生存质量，客观上是促进革命，充分发挥他们贡献的积极性。我主持华为工作后，我们对待员工，包括辞职的员工都是宽松的，我们只选拔有敬业精神、献身精神、有责任心、使命感的员工进入干部队伍，只对高级干部严格要求。这也是亲历亲见了父母的思想改造的过程，而形成了我宽容的品格。
我与父母相处的青少年时代，印象最深的就是渡过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今天想来还历历在目。
我们兄妹七个，加上父母共九人。全靠父母微薄的工资来生活，毫无其他来源。本来生活就十分困难，儿女一天天在长大，衣服一天天在变短，而且都要读书，开支很大，每个学期每人交2-3元的学费，到交费时，妈妈每次都发愁。与勉强可以用工资来解决基本生活的家庭相比，我家的困难就更大。我经常看到妈妈月底就到处向人借3-5元钱度饥荒，而且常常走了几家都未必借到。直到高中毕业我没有穿过衬衣。有同学看到很热的天，我穿着厚厚的外衣，说让我向妈妈要一件衬衣，我不敢，因为我知道做不到。我上大学时妈妈一次送我两件衬衣，我真想哭，因为，我有了，弟妹们就会更难了。我家当时是2-3人合用一条被盖，而且破旧的被单下面铺的是稻草。“文革”造反派抄家时，以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专科学校的校长家，不知有多富，结果都惊住了。上大学我要拿走一条被子，就更困难了，因为那时还实行布票、棉花票管制，最少的一年，每人只发0.5米布票。没有被单，妈妈捡了毕业学生丢弃的几床破被单缝缝补补，洗干净，这条被单就在重庆陪我渡过了五年的大学生活。
父母的不自私，那时的处境可以明鉴。我那时14-15岁，是老大，其他一个比一个小，而且不懂事。他们完全可以偷偷地多吃一口粮食，可他们谁也没有这么做。爸爸有时还有机会参加会议，适当改善一下生活。而妈妈那么卑微，不仅要同别的人一样工作，而且还要负担七个孩子的培养、生活。煮饭、洗衣、修煤灶……什么都干，消耗这么大，自己却从不多吃一口。我们家当时是每餐实行严格分饭制，控制所有人欲望的配给制，保证人人都能活下来。不是这样，总会有一个、两个弟妹活不到今天。我真正能理解活下去这句话的含义。
我高三快高考时，有时在家复习功课，实在饿得受不了了，用米糠和菜合一下，烙着吃，被爸爸碰上几次，他心疼了。其实那时我家穷得连一个可上锁的柜子都没有，粮食是用瓦缸装着，我也不敢去随便抓一把，否则也有一、两个弟妹活不到今天。（我的不自私也是从父母身上学到的，华为今天这么成功，与我不自私有一点关系。）后三个月，妈妈经常早上塞给我一个小小的玉米饼，要我安心复习功课，我能考上大学，小玉米饼功劳巨大。如果不是这样，也许我也进不了华为这样的公司，社会上多了一名养猪能手，或街边多了一名能工巧匠而已。这个小小的玉米饼，是从父母与弟妹的口中抠出来的，我无以报答他们。
1997年我国的高等教育制度改革，开始向学生收费，而配套的助学贷款又没跟上，华为集团向教育部捐献了2500万元寒门学子基金。
父亲一生谨小慎微，自知地位不高，从不乱发言而埋头在学问中，可在“文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运动中，他还是被揪出来，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历史有问题的人……万劫难逃。他最早被关进牛棚。
1967年重庆武斗激烈时，我扒火车回家。因为没有票，还在火车上挨过上海造反队的打，我说我补票也不行，硬把我推下火车。也挨过车站人员的打，回家还不敢直接在父母工作的城市下车，而在前一站青太坡下车，步行十几里回去。半夜回到家，父母见我回来了，来不及心疼，让我明早一早就走，怕人知道，受牵连，影响我的前途。爸爸脱下他的一双旧皮鞋给我，第二天一早我就走了，临走，父亲说了几句话：“记住知识就是力量，别人不学，你要学，不要随大流。”“以后有能力要帮助弟妹。”背负着这种重托，我在重庆枪林弹雨的环境下，将樊映川的高等数学习题集从头到尾做了两遍，学习了许多逻辑、哲学。还自学了三门外语，当时已到可以阅读大学课本的程度，终因我不是语言天才，加之在军队服务时用不上，20多年荒废，完全忘光了。我当年穿走爸爸的皮鞋，没念及爸爸那时是做苦工的，泥里水里，冰冷潮湿，他更需要鞋子。现在回忆起来，感觉自己太自私了。
“文革”中，我家的经济状况，陷入了比自然灾害时期还困难的境地。中央文革为了从经济上打垮走资派，下文控制他们的人均标准生活费不得高于15元。而且各级造反派层层加码，真正到手的平均10元左右。我有同学在街道办事处工作，介绍弟妹们到河里挖砂子，修铁路抬土方……，弟妹们在我结婚时，大家集在一起，送了我100元。这都是他们在冰冷的河水中筛砂，修铁路时冒着在土方塌方中被掩埋的危险……挣来的。那时的生活艰苦还能忍受，心痛比身痛要严重得多，由于父亲受审查的背景影响，弟妹们一次又一次的入学录取被否定，那个年代对他们的损失就是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除了我大学读了三年就开始文化大革命外，其他弟妹有些高中、初中、高小、初小都没读完，他们后来适应人生的技能，都是自学来的。从现在的回顾来看，物质的艰苦生活以及心灵的磨难是我们后来人生的一种成熟的宝贵财富。
“文革”对国家是一场灾难，但对我们是一次人生的洗礼，使我政治上成熟起来，不再是单纯的一个书呆子。我虽然也参加了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但我始终不是红卫兵，这也是一个奇观。因为父亲受审的影响，哪一派也不批准我参加红卫兵。后来我入伍后，也是因为父亲问题，一直没有通过入党申请，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
1976年10月，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使我们得到了翻身解放。我一下子成了奖励“暴发户”。“文革”中，无论我如何努力，一切立功、受奖的机会均与我无缘。在我领导的集体中，战士们立三等功、二等功、集体二等功，几乎每年都大批涌出，而唯我这个领导者，从未受过嘉奖。我已习惯了我不应得奖的平静生活，这也是我今天不争荣誉的心理素质培养。粉碎“四人帮”以后，生活翻了个个儿，因为我两次填补过国家空白，又有技术发明创造，合乎那时的时代需要，突然一下子“标兵、功臣……”部队与地方的奖励排山倒海式地压过来。我这人也热不起来，许多奖品都是别人去代领回来的，我又分给了大家。
1978年3月我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6000人的代表中，仅有150多人在35岁以下，我33 岁。我也是军队代表中少有的非党人士。在兵种党委的直接关怀下，部队未等我父亲平反，就直接去为查清我父亲的历史进行外调，否定了一些不实之词，并把他们的调查结论，寄给我父亲所在的地方组织。我终于入了党。后来又出席了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父亲把我与党中央领导合影的照片，做了一个大大的镜框，挂在墙上，全家都引以自豪。
我父亲也在粉碎“四人帮”后不久平反。由于那时百废待兴，党组织需要尽快恢复一些重点中学，提高高考的升学率，让他去做校长。“文革”前他是一个专科学校的校长。他不计较升降，不计较得失，只认为有了一种工作机会，全身心地投进去了，很快就把教学质量抓起来了，升学率达到了90%多，成为远近闻名的学校。他直到1984年75岁才退休。他说，他总算赶上了一个尾巴，干了一点事。他希望我们珍惜时光，好好干。至此，我们就各忙各的，互相关心不了了。我为老一辈的政治品行自豪，他们从牛棚中放出来，一恢复组织生活，都拼命地工作。他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计荣辱，爱国爱党，忠于事业的精神值得我们这一代人、下一代人、下下一代人学习。生活中不可能没有挫折，但一个人为人民奋斗的意志不能动摇。
我有幸在罗瑞卿同志逝世前三个月，有机会聆听了他为全国科学大会军队代表的讲话，说未来十几年是一个难得的和平时期，我们要抓紧全力投入经济建设。我那时年轻，缺少政治头脑，并不明白其含意。过了两、三年大裁军，我们整个兵种全部被裁掉，我才理解了什么叫预见性的领导。转入地方后，不适应商品经济，也无驾驭它的能力，一开始我在一个电子公司当经理也栽过跟斗，被人骗过。后来也是无处可以就业，才被迫创建华为的。华为的前几年是在十分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起步的。这时父母、侄子与我住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房里，在阳台上做饭。他们处处为我担心，生活也十分节省。攒一些钱说是为了将来救我。（听妹妹说，母亲去世前两个月，还与妹妹说，她存有几万元，以后留着救哥哥，他总不会永远都好。母亲在被车撞时，她身上只装了几十元钱，又未带任何证件，是作为无名氏被110抢救的。中午吃饭时，妹妹、妹夫才发现她未回来，四处寻找，才知道遇车祸。可怜天下父母心，一个母亲的心有多纯。）当时在广东卖鱼虾，一死就十分便宜，父母他们专门买死鱼、死虾吃，说这比内地还新鲜呢！晚上出去买菜与西瓜，因为卖不掉的菜，便宜一些。我也无暇顾及他们的生活，以致母亲糖尿病严重我还不知道，是邻居告诉我的。华为有了规模发展后，管理转换的压力十分巨大，我不仅照顾不了父母，而且连自己也照顾不了，我的身体也是那一段时间累垮的。我父母这时才转去昆明我妹妹处定居。我也因此理解了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华为的成功，使我失去了孝敬父母的机会与责任，也消蚀了自己的健康。
回顾我自己已走过的历史，扪心自问，我一生无愧于祖国、无愧于人民，无愧于事业与员工，无愧于朋友，唯一有愧的是对不起父母，没条件时没有照顾他们，有条件时也没有照顾他们。
爸爸妈妈，千声万声呼唤您们，千声万声唤不回。
逝者已经逝去，活着的还要前行。
（作者：华为集团 任正非）
管理艺术
查尔斯·施瓦斯是美国著名的企业家，他属下的一个子公司的职工总是完不成定额。该公司经理几乎用尽了一切办法——劝说、训斥，甚至以解雇相威胁，但无论他采用什么方法，都无济于事，也就是说，工人还是完不成定额。有鉴于此，施瓦斯决定亲自到该公司处理这件事。
施瓦斯在公司经理的陪同下到公司巡视。这时，正好是白班工人要下班，夜班工人要接班的时候。施瓦斯问一位工人：
“你们今天炼了几炉钢？”
“５炉。”工人回答说。
施瓦斯听了工人的回答后，一句话也没说，拿起笔在公司的布告栏上写了一个“５”字，然后就离开了。
待夜班工人上班时，看到布告栏上的“５”字，感到很奇怪，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就去问门卫，门卫将施瓦斯来公司视察并写下“５”字的经过详细地讲述了一遍。
次日早晨，当白班工人看到布告栏上的“６”字后，心里很不服气：夜班工人并不比我们强，明明知道我们炼了５炉钢，还故意比我们多炼１炉，这不是明摆着给我们难看，让我们下不了台吗？于是，大家劲儿往一处使，到晚上交班时，白班工人在公布栏上写下了“８”字。
智慧过人的施瓦斯用他无言的挑拨，激起了公司员工之间的竞争，最高的日产量竟然达到了16炉，是过去日产量的3.2倍。结果这个平日落后公司的产品产量很快超过了其他的公司。
施瓦斯的故事告诉我们：企业管理不仅是一门技术，更是一门艺术。企业管理首先是一门学问，是一门艺术，是企业管理者和决策者们尽情表演的剧目。管理本身有自己的法则和规律，但是更多的是管理者的表演和创新。说企业管理是一门艺术，是因为在企业管理的过程中方法是可以创造和选择的、不同的方法会带来明显不同的效果。
李嘉诚就曾指出：做老板，简单；你的权力主要来自地位之便，这可来自上天的缘分或凭仗你的努力和专业的知识。做领袖，较为复杂；你的力量源自人性的魅力和号召力。要做一个成功的管理者，态度与能力一样重要。领袖领导众人，促动别人自觉甘心卖力；老板只懂支配众人，让别人感到渺小。由此可见，领导是一件艺术的事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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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诚谈管理艺术
我不敢和那些管理学大师相比，我没有上学的机会，一辈子都努力自修，苦苦追求新知识和学问。管理有没有艺术可言？我有自己的心得和经验。
翻查字典，“艺术(Art)”的定义可简单归纳为人类发自内心的创作、行为、原则、方法或表达，一般带美感，能有超然性和能引起共鸣。它是一门能通过求学、模仿、实践和观察获得的学问。
我常常问我自己，你是想当一个团队的老板还是领袖？一般而言，做老板，简单；你的权力主要来自地位之便，这可来自上天的缘分或凭仗你的努力和专业的知识。做领袖，较为复杂；你的力量源自人性的魅力和号召力。要做一个成功的管理者，态度与能力一样重要。领袖领导众人，促动别人自觉甘心卖力；老板只懂支配众人，让别人感到渺小。
想当好的管理者，首要任务是知道自我管理是一重大责任。在流动与变化万千的世界中，发现自己是谁，了解自己要成什么人，是建立尊严的基础。儒家之“修身”、“反求诸己”、“不欺暗室”的原则，西方之宗教教律，围绕这题目落墨很多，到书店、在网上，自我增值的书和秘诀多不胜数。我认为自我管理是一种静态管理：是培养理性力量的基本功，是人把知识和经验转变为能力的催化剂。
这“化学反应”由一系列的问题开始，人生在不同的阶段中，要经常反思自问：我有什么心愿？我有宏伟的梦想，但我懂不懂得什么是节制的热情？我有拼战命运的决心，但我有没有面对恐惧的勇气？我有信息、有机会，但我有没有实用智能的心思？我自信能力、天赋过人，但有没有面对顺流逆流时懂得恰如其分处理的心力？你的答案可能因时、因事、因处境，审时度势而有所不同，但思索是上天恩赐人类捍卫命运的盾牌。很多人总是把不当的自我管理与交恶运混为一谈，这是很消极无奈，在某一程度上是不负责任的人生态度。
十四岁，还是穷小子一个的时候，我对自己有一很简单的管理方法——我必须赚取足够一家勉强存活的费用。我知道没有知识我改变不了命运，我知道今天的我没有本钱好高骛远。我也想飞得很高，在脑袋中常常记起我祖母的感叹：“阿诚，我们什么时候能像潮州城中某某人那么富有？”我可不想像希腊神话中伊卡洛斯(Icarus)一样，凭仗蜡做的翅膀翱翔而堕下。一方面我紧守角色，虽然我当时只是小工，但我坚持每样交托给我的事，都做得妥当出色；另一方面绝不浪费时间，把任何剩下来的一分一毫都用来购买实用的旧书籍。因为如果欠缺学问知识，程度与人相距甚远，那么运气来临的时候也不知道。还有一重要小点，讲究仪容整齐清洁是自律的表现，但能选择自律心灵态度的人更容易备受欣赏。
二十二岁，我成立公司以后，进取奋斗的品德和性格对我而言层次有所不同。这时“能忍”和“任劳任怨”的毅力需要被赋予新的内涵。意志需要和知识结合，静态管理自我的方法要伸延至动态管理，问题的核心在如何避免聪明组织干愚蠢的事。成功也许没有既定的方程式，失败的因子却显而易见，建立减低失败的架构，是步向成功的快捷方式。“如果”一词对我有新的意义，多层思量和多方能力皆有极大的价值，要知道“后见之明”在商业社会中只有很狭隘的贡献。人类最独特的是不仅是我们有洞悉思考事物本质的理智，而是我们有遵守承诺、矫正更新的能力，坚守价值观及追求目标的意志。
商业架构的灵活制度要建立于实事求是、能有自我修正挽回的机制(Check and Balance)上。我指的不单是会计系统，而是在张力中释放动力，在信任、时间和能力等等范畴建立不呆板、能随机应变的制度。你们也许听过我说企业应在稳健中寻找跳跃的进步，大标题下的小点要包括但不局限于：开源对节流、监督管治对创意和授权、直觉对科学观、知止对无限发展……等等。
每一个机构有不同的挑战，很难有绝对放之四海皆准、皆适用的预制组件。老实说我对很多人云亦云的表面专家的分析是“尊敬有加”，心里有数。说得俗一点，有时大家方向都正确，耍的却是花拳绣腿、姿势又不对。管理者对自己负责的事和身处的组织有深层的体验和理解最为重要。了解细节，经常能在事前防御危机的发生。
其次成功的管理者都应是伯乐，摩登伯乐的责任在甄选、延揽“比他更聪明的人才”，但绝对不能挑选名气大但妄自标榜的企业明星。高度竞争的社会中，高效组织的企业无法负担那些滥竽充数、唯唯诺诺和灰心丧志的员工，同样也难负担光以自我表演为一切出发点的“企业大将”。挑选团队，有忠诚心是基本，但更重要的是要紧记光有忠诚但能力低的人和道德水平低下的人迟早是会累垮团队、拖垮企业，是最不可靠的人。
领袖管理团队要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杠杆”心态。“杠杆定律”始祖阿基米德(Archimedes)(公元前287至前212年)是古希腊学者，他曾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举起整个地球。”寻找支点是以效率和节省资源为出发点，与海克力士(Hercules)单凭个人力气相比，阿基米德是有效得多。聪明的管理者要专注研究，精算出的是支点的位置，支点的正确无误才是结果的核心。这门功夫倚仗你的专业知识和综合力，能否洞察出那些看不见的联系之层次和次序。今天很多公司只看见“千斤”和“四两”的可能性转化，而忽视了找到支点的可能性，因过度扩张而陷入困境。
我未有幸在商学院聆听教授指导，我年轻的时候，最喜欢翻阅的是上市公司的年度报告书，表面上挺沉闷，但这些会计处理方法的优点和漏弊、方向的选择和公司资源的分布，对我有很大的启示。
对我而言，管理人员对会计知识的把持和尊重、对正现金流以及公司预算的控制，是最基本的元素。还有两点不要忘记，第一，管理人员特别要花心思在脆弱环节；第二，在任何组织内优柔寡断者和盲目冲动者均是一种传染病毒，前者的延误时机和后者的盲目冲动均可使企业在一夕间造成毁灭性的灾难。
最后，好的管理者的真正的艺术在其接受新事、新思维与更新传统的能力。有时我很惊讶地听到今天还有管理人以“劳累”为单一卖点。“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不息”的方法很重要，“君子”的定义也同样重要。要保持企业生生不息，管理人要赋予企业生命，这不单只是时下流行在介绍企业时在幻灯片上打出企业的使命，或是懂得说上两句人文精神的语言；而是在商业秩序模糊的地带力求建立正直诚实的良心。这路并不好走，企业核心责任是追求效率及盈利，尽量扩大资产价值。商场每一天如严酷的战争，负责任的管理者捍卫企业和股东的利益已经天天筋疲力竭，永无止境地开源节流、科技更新及投资增长，却未必能创造就业机会，市场竞争和社会责任每每两难兼顾，很多时候，也只能是在众多社会问题中略尽绵力而巳。
(作者系长江实业董事长，本文是其在汕头大学的演讲稿，编者有所删减。)
思想力，行动力
约翰·科特指出：领导不是通过控制机能将人们往正确的方向推，而是通过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来达到目的，即满足人们的成就感、归属感、自尊感，使之觉得自己得到社会认可，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和价值。一个有思想的人的脉搏始终和时代一起跳动，他们能够发现社会亟需，能够作出自己的价值判断和选择，并迅速行动提供社会供给。
纵观现在的500强企业，几乎全部企业都有自己独树一帜的激励人心的愿景，这个愿景就像一面旗帜，指引着公司同仁前进。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中有一句很著名的话：要在茫茫的黑暗中，发出生命的微光，带领着队伍走向胜利。战争打到一塌糊涂的时候，将领的作用是什么？就是要在看不清的茫茫黑暗中，用自己发出微光，带着你的队伍前进。谁挺住了最后一口气，胜利就属于谁。而这个“生命的微光”就是领导人人的思想。
从心理学的角度而言：思想决定行动，行动决定习惯，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所以命运是由习惯和思想决定的，有什么样的思想就决定什么样的命运。一个没有思想的企业注定不是长久的企业，而缺乏良好行动力的企业则必然陷于夸夸其谈之中。
企业家未必是研究高深思想的学者，但是企业家一定有学者的思维眼光，能够具备一双慧眼（张瑞敏认为企业家应该具有哲学家素质），迅速看清问题的实质，作出商业和社会价值的评判。宗庆候做决策相信自己的感觉，而这种商业上的感觉其实就是思想的表现形式。
《基业常青》这本书出来以后，大家经常会去追问：某某企业到底能够走多远？有些时候，企业家自己也进行深入的反思，华为任正非写了《华为的冬天》其实就是在思考如何实现企业发展做得基业常青。我的答案是：思想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
沟通能力
一个朋友给我讲过这样一个幽默的故事：
一艘载有各国乘客的轮船载海洋中遇到危险，必沉无疑。乘客加入死守在船上，便会和船一起沉没而不会生还；倘使带着救生圈跳水还有生还的可能。可是无论船员怎样对顾客解释，谁也不愿意跳下波涛汹涌的大海。这时船长来了，他对生性浪漫的法国人说：跳海是一种非常潇洒的动作，于是法国人毫不犹豫的微笑着跳了下去；他对习惯于接受命令的德国人说：跳海吧，这是命令，德国人一句话不说也跳了下去；他对非常讲究实际的美国人说：跳海吧，我们已经为你买了保险，美国人于是兴高采烈的也跳了下去；他转身对虔信上帝的意大利人说：上帝正在蔚蓝的大海中召唤您，跳海的人有福了，意大利人迫不及待的跳了下去；他最后对讲究忠孝的中国人说：跳海或许能够生还，不要忘了，你家里还有年迈的老母亲，中国人也勇敢的跳了下去。
作为企业家更要像船长那样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和技巧，因为沟通是塑造良好人际心境、激发人的创造性思维的重要途径。沟通分语言和非语言沟通两种类型。有一位专家指出，良好的沟通＝理解＋合作；良好的沟通要素＝听＋说；沟通的基本法则＝知彼知己＋保持个性＋尊重差异＋其乐融融；沟通的润滑剂＝赞赏＋幽默＋委婉＋寒暄。我认为是很有道理的。
我们讲沟通，其实是一种心灵的对话，也是人的综合素质的反映。这里主要指我们要注重沟通的形式，比如商务礼仪，比如企业中建立一套建言机制，比如华为公司设置的穆斯林。
我在讲课咨询中发现，凡是发展比较好的公司，都是内部外部共同比较好的公司。有了沟通，大家就能够更多的自觉的进行换位思考，所以团队也就更团结高效。
危机管理
张瑞敏曾经指出：“没有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的企业家，不配做现代企业家；没有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的企业，早晚会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被淘汰出局。”
作为企业家，首先必须认识到，企业最大的危险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企业内部。企业成长的过程就是企业不断战胜自我超越自我的过程，有时甚至需要壮士扼腕、凤凰陧槃的勇气和决心。国内一家企业的老总写了一本书叫做《主动危机论》，具体在本企业的执行情况怎样，我不大熟悉，但是这种意识是值得提倡的。
市场经济，大浪淘沙。企业竞争的优劣转换瞬息可就，永远保持一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心态实在必要。这也就要求企业家要培养自己的集体主义精神，确立共存共荣的经营理念，建立起优秀的工作团队。当危机来临的时候，企业家的使命不是独自承担，而是向下属及时有效的传达危机预警。企业管理者包括每一个员工都能警觉身边已经存在的种种危机，从而焕发出大家的斗志。有了危机意识，大家才会奋发图强，防微杜渐，避免危机发生，即使危机发生了，也会挽狂澜于既倒，转危为安，保持企业的繁荣昌盛。
志向宏大
作为一个企业家，他的奋斗已经超越了自身；作为一个优秀的企业家，他更应该把自己的梦想建立在国家、民族甚至为世界服务的宏大主题上。因为企业家就意味着重任担当，意味着胸怀天下。
三一集团总裁梁稳根有很深的民族情节，在他的办公室里，没有名人名言和诗词绝句，只有“根在中华”几个字，他进而指出：“一个没有精神寄托的企业是做不大的。”
而蒙牛集团老总牛根生的做法更是堪为中国企业家表率。2004年6月，蒙牛在香港一上市，牛根生便马上启动了“老牛专项基金”——作为蒙牛最大的自然人股东，集团总裁牛根生将自己不到10％的股份全部捐出。他自己豪迈的说：“放弃了这份财富，蒙牛就会成为一个群体的蒙牛，它就有机会成为一个几百年的企业，只有你们放弃这个继承权，蒙牛才不会因为继承人的优劣改变，它才能稳定地不断壮大。你们的后代就会说，这个世界级的乳品帝国是我的祖辈创建的，享受这个骄傲不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吗？”
李开复也是我很尊敬的一个人，我尊敬他不是因为他的管理才能和演讲技巧。而是他的理想——一生写三本书：“我要写的第一本书是一本能真正能够帮助中国大学生成长的书；第二本书我要描述计算和技术的未来和对社会的影响；第三本书我要完成我父亲的遗愿：《中国人的未来希望》。”正是这种志向指导着他的人生突破庸常。我也衷心祝愿他实现自己的理想。
养成好习惯
我的朋友家在农村，他曾经给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父子俩住山上，每天都要赶牛车下山卖柴。老父较有经验，坐镇驾车。山路崎岖，弯道特多。儿子眼神较好，总是在要转弯时提醒道：“爹，转弯了！” 有一次父亲因病没有下山，儿子一人驾车。到了弯道，牛怎么也不转弯，儿子用尽各种方法：大声吆喝，下车又推又拉，用青草诱之，牛还是一动不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子百思不得其解。最后只有一个办法了，他看看左右无人，便贴近牛的耳朵上大声叫道：“爹，转弯啦！”牛应声而动。
其实人和牛在很多方面都是一样的，牛用条件反射的方式活着，而人则以习惯生活。就像我们开车，其实就是一个熟练工种而已。在人的一生中，起到最大影响就是习惯，一个健康的生活习惯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这两年企业家“过劳死”的频频发生。我们只要稍微的回顾一下，就会发现很多人的去世都让人遗憾：2005年04月10日上午8点44分，陈逸飞因上消化道出血在上海华山医院去世，享年59岁；2004年11月7日晚，均瑶集团董事长王均瑶，因患肠癌医治无效，在上海逝世，年仅38岁；2004年4月8日，爱立信中国有限公司总裁杨迈由于心跳骤停在京突然辞世，终年54岁；2004年3月4日，52岁的大中电器总经理胡凯因心脏病突发逝世；2002年，青岛啤酒老总彭作义游泳时突发心肌梗塞意外去世……这些都是大名鼎鼎的企业家，都是一手创立或者带领着令全球关注的企业的领袖。他们的去世一方面固然由于工作的紧张忙碌，也在于自己生活习惯不良导致健康恶化。
当然还有一点忠告，那些取得事业成功的人往往都把奋斗作为自己的一种习惯。2004年10月，由吴天明执导的以张瑞敏为原型的电影《首席执行官》在日本公映，公映前的新闻发布会上，张瑞敏即席发言：“1984年海尔刚刚开始创业的时候，我读过日本三洋电机创始人井植岁男写的一本书，里面‘没有钱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奋斗精神’的话，特别是他把中国的一句成语‘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改为‘谋事在人，成事在己’，对我产生很大影响。20年来，海尔和很多日本企业打过交道。海尔不仅是引进日本企业的技术和管理，更主要的是学习日本企业的创业精神。”这种精神引导着海尔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的确是一种值得弥足珍惜的好习惯
企业家和企业文化二战后，日本一片废墟，原有的财阀体系被盟国解散，剩余的军舰飞机等军用物资也被收缴一空，几十年的工业积累毁于一旦。整个日本的经济体系必须在这个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从头开始，然而，20余年后，日本一跃而成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此中原因何在？
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整个日本的资源都被集中，服务于体内循环的重工业，消费品工业大半被迫停产。日本人的生活水平被压到最低，只能靠本土残存的农业生存。农地改革，使农民获得土地，使他们能够承受低的粮食收购价格和高的税收。粮食和极少量生活必需品均采取统购统销，按人头配给，自由市场则被取缔，每个日本人每天只有四支火柴的定额，一年才能得到一块肥皂（《日本经济白皮书》。这种匮乏不仅仅限于日本平民，而是基本平均的施加到整个社会，举个例子，1947年10月，东京地方裁判所就有一名34岁的法官，由于遵纪守法，拒绝食用黑市的粮食，营养失调死亡。
然而这个时候的日本企业家没有任何怨言，记得松下幸之助先生曾经说过：“当年创业的时候，我对自己说：要好好努力喔，多比别人付出一些。只是埋怨辛苦是不会出人头地的，现在拼命努力和忍耐，将来一定有出息。因此，在冬季结冰的天气下做抹布清洁工作，虽然很辛苦，转念一想，这就是忍耐，努力干吧，将辛苦化为希望。”其实何止松下，盛田昭夫和井深大，甚至我们可以追溯到大保久力通的时代，坚强执着的日本人拿出了“不成功，毋宁死”的勇气，真的令人羡慕又敬畏！
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日本经济的崛起首先是日本企业家的崛起！
企业家对于企业文化构建及完善的意义自然不需要过多的赘述，所以现代企业中对企业家的文化综合素质要求是非常高的。我将企业家在企业文化营造方面的影响归结如下：
企业家作为领导者对企业文化的影响
叶生在其著作《企业灵魂》一书中指出：企业的首席企业文化设计师是企业家。企业文化离不开企业高层领导的积极倡导和精心培育。著名企业家张瑞敏在《财富》上谈到个人在海尔充当的角色认为：首先是设计师，在企业发展中如何使组织结构适应企业发展；其次是牧师，要不断地布道，使员工接受企业文化，最终把员工自身价值的体现和企业目标的实现结合起来。
作为领导者，企业家需要对企业的部门机构设置、员工聘用、员工奖惩、制度的构建等进行管理。把自己的管理理念和风格，体现到各项制度以及各项规定中去。作为领导者，他还时常需要调解组织内的各种矛盾和冲突，如部门制度和公司制度的冲突，生产部门与后勤部门的协作问题，甚至于一些影响组织行为的个人矛盾。处理这些问题的过程包括方式方法以及态度等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企业的文化建设。。
企业家最重要的管理职能是战略决策与精神导向，当好一名企业精神领袖，一家企业的首席企业文化设计师，一名企业圣经的牧师，是任何有抱负的企业家永远追求的目标。从这个角度来说，优秀的企业文化并不是适合所有的企业家，它只适合那些有抱负的企业家或追求成为一名有抱负的企业家的。
正如管理大师德鲁克所说的“中国什么都能引进，就是不能引进管理者!”中国企业缺乏精神领袖，更缺乏有抱负的精神领袖。我们不难看到，中国并不缺乏有钱有实力的企业家，改革开放后中国有许多人通过各种方式富起来，但这些人的企业并没有成为知名企业或者永远都不可能成为知名企业，更谈不上为中国经济繁荣而奋斗，因为这些老板只想赚钱，而不是追求一种事业，他们不缺乏做事业的能力与实力，但缺乏做事业的胸怀与眼光。
企业家作为经营者对企业文化的影响
作为经营者，企业家需要参与经营决策，并组织实施执行。企业行为更多的是经营行为，很多活动也是围绕着经营目的而展开，作为经营者，企业家需要合理调配资金、人力、物资、时间，审核企业生产计划等，协调经营行为过程中的冲突，指挥排除生产所遇到的各种困难。除去作为经营者赢利的目的，我们的目标是给客户提供最一流的产品和服务。理念影响生产行为，新华昌企业主追求完美的个人理念无不渗透在生产管理的每一环节，在公司，大家都非常熟悉企业主的一句名言：做大事的人一定要会做好小事。细节的讲究影响了他的管理理念，于是就有了宁波新华昌的生产产量节节高升，生产质量受到啧啧称道，宁波新华昌后来者居上的表现不能不归结于企业主的生产管理理念：以提供一流的服务、一流的质量为目标。
企业家作为交际者对企业文化的影响
企业家通常要以本企业首脑的身份，参加各种会议，接待重要客户。企业家的社交直观地向外界辐射着自己的企业形象和文化，社交过程中的礼仪礼节展示着企业好客的态度，有张有弛树立起企业理性的形象，周到的安排透露着企业的严密管理。企业家在社交过程中的行为和态度不仅展现和传播了企业的形象和理念，客观上也教导着身边的员工，形成一种集体的美德。著名学者埃德加。沙因在《企业文化与领导》一书中认为：“组织创建者的假设是组织文化产生的来源之一，领导者在企业文化的形成方面起领导作用；企业的高级成员会通过日常的谈话，企业的特殊庆典、仪式反复讲述企业自身的重要价值观念；企业高级成员的更迭会削弱企业文化力量，甚至改变企业的文化。”
一个企业的高层管理者，尤其是在企业里众人仰慕的企业家，他的行为、能力和领导艺术对企业文化影响力的发挥起着重要的作用。一个企业的高层管理者，他的风格、精神会影响着其下属和员工，所以他首先要作为企业文化的身体力行者，美国总统肯尼迪在旅日考察后的专家意见座谈会上谈到：“一个总经理的最终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正确理解本公司的文化，以及对文化进行精雕细刻，并使它形成适应市场不断变化所需要的能力。”
“理念的领先几乎决定企业的命运，可以这样讲，没有思路就没有出路。” 我想，企业家的理念，即便是经验化的管理理念，只要它是先进的，它就能让企业文化永葆青春，健康发展。
美国学者杜克曾经说过，“企业家精神是追求改变和追求人力资源开发的一种力量。”在很多中外学者看来，诸如中国等第三世界的富豪丑闻的出现背后，隐含的是企业家精神的流失和破碎。哈佛政治学者弗兰西斯·福山在批判拉丁美洲企业家精神沦丧时指出，拉美继承了17、18世纪西班牙与葡萄牙的封建制度，拥有的只是重商主义，哪怕是错误的经济自由哲学其实都并未出现过，只有“一种官僚化而没有规则的国家体制”，企业家精神丧失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拉美的经济悲剧在一定程度上与企业家精神缺失有关。
当然，我们也不能把企业家在企业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和地位神化。我们一定要确保企业文化应该具有一种广泛的包容性，也就是每一个企业家都只是企业文化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当企业领导的决策想法与公司的文化基调不同，会有一个机制来反复探讨：是修改企业文化还是抛弃企业家的想法。制度建设尤其文化必须要争取超越企业家个人的自然寿命，从而保证了企业持续经营与发展。通用公司总裁韦尔奇无疑是当今伟大的商业领轴，但通用公司更是卓越的百年企业，韦尔奇的角色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才是一个真正的百年企业所应该具有的超越企业家个人文化的优秀的制度文化。这种优秀的制度文化着眼于建立使公司拥有更多卓越领导者的制度和机制，而不是仅仅依靠一个企业领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