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西欧中世纪大学与中国古代书院
——组织社会学视角的历史比较
朱相潭
中文摘要：组织社会学制度学派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认为，社会是一个有机体，为满足需求，自身会创造“器官”（社会组织）来承担相应的社会功能。因此，社会功能需求决定社会组织结构。按照这种观点，可以认为，中世纪大学和中国书院的产生，均在于满足社会功能需求。但是，由于各自所在社会的历史背景、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不同所导致的社会功能需求差异，决定了西欧中世纪大学与中国古代书院在组织结构、组织属性、组织目标和生存方式等方面有着本质不同。从组织社会学视角出发，把大约相当于欧洲中世纪的中西方社会的所有高等教育机构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就会得出如上结论。目前，那种仅仅从组织功能和组织行为的角度将二者简单地进行罗列比较的做法，缺乏足够的学科视野和方法论基础。
关键词：中世纪大学；教会学校；中国书院；中央官学
如何解释社会组织的产生和变迁，老制度学派理论从“结构功能主义”分析方法出发，诊断组织的功能决定了组织的结构。他们把组织看成是自然、有机的系统，是一个有机体，它以一种自然的方式成长。如果组织社会学家能像生物学或心理学那样去分析生物组织的自然生长过程，就能充分解社会组织的结构与功能形成。新制度学派更是把制度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予以拓展，把宏观环境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都纳入制度分析的视野和范围。而关于社会组织的发展和变迁的解释，也随之深入到组织内部的目标分化、转换和组织内部的角色行为、动机转变等等层面。本文遵从制度学派的理论观点，对于中世纪大学的诞生及中西古代高等教育机构的比较进行探讨。
一、从结构功能视角看中世纪大学和中国古代书院的诞生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迪尔凯姆）在《教育思想的演进》中认为，社会是个有机体，这个有机体如果有着某种社会功能需求，那么它自身就会创造性的生发出新的“器官”（社会组织）来满足这种新的社会需求。在他看来，中世纪巴黎大学的诞生，就是中世纪欧洲民众社会精神需求的产物。而法国著名现代社会学家雅克·勒戈夫勒在《中世纪的知识分子》中，则把中世纪大学的产生，归结为随着中世纪城市发展，作为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群体的“教士”阶层要求专门从事社会分工发展的精神劳动、以教学为职业的谋生需求，所以他们模仿手工业劳动的行会组织模式，发展起教师行会或学生行会组织。而且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他们力求对于自己创办的这种民间组织采取“自由自治”的方式垄断经营。无论是涂尔干或是雅克·勒戈夫勒，都从新的“社会需求”的产生和满足方面，来解释中世纪大学作为一种满足社会新需求的创造性组织得以产生的社会学原理。
按照他们的说法，中世纪大学的产生满足了两种需求：一是民众社会精神生活的需要；二是知识分子独立谋生的需求。
熟悉中国史的人知道，中国封建社会进入隋唐时代之时，已经形成了“养士制度”、“学在官府”和“儒学一尊”那样一种官方高等教育态度和制度环境。
“养士制度”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不仅经营哲学知识、道德知识和社会治理知识的名家、道家、儒家、 兵家等学派的知识分子如此生存，就连传授纯粹职业知识的医家扁鹊，也带领学生加入食客队伍。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如孟子虽然认识到了专门从事精神生产在社会分工中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但是，在从事精神生产的生存方式上，却没有像他们在中世纪欧洲的同行那样，选择建立自己垄断经营的独立生存组织——教师行会或学生行会。虽然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曾经举办过例如“稷下学宫”那样一种官办民营性质的高等教育机构，但是，决定它能否独立生存的关健因素——经济资源，直接来自齐国政府的供给，而不是公众社会的捐赠或学生支付的学费。所以，“养士制度”决定了知识分子的在经济生活上的非独立生存状况，知识分子依靠皇室或豪门大族的“包养”而生存。同时，也许还因为，中国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也没有像中世纪社会的城市发展那样，给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族群提供一个人口迅速聚集的城市环境、产生一种局部密集的知识供求关系；也更没有像中世纪欧洲城市手工业劳动者所创造的行会组织那样，来为他们创造自己垄断经营的精神生产组织，提供原型启发。无论如何，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在社会分工劳动中，没有选择建立属于自己独立经营的社会组织形式。即使那些从事纯粹职业知识生产，例如医学知识，也被纳入政府职能部门所附设的学校组织（中央官学）之中为官方垄断。纯粹职业知识的传授在社会动乱时期也许偶尔流落民间。这时，它的知识传授只是以师徒相传的教师作坊生产方式进行而不是以学校组织的生产方式进行。所以。在古代中国，即使纯粹职业知识的生产，也始终没有打破“学在官府”的学校组织生存局面。欧洲中世纪大学得以产生的另外一个源头，就是文化或精神信仰的矛盾分裂。基督教作为一种起源于民间而最终走向官方意识形态的信仰文化，在欧洲中世纪遭遇到了质疑。经院哲学家阿贝拉尔，以其具有叛逆精神的著作和演讲，回应了民众社会对于基督教信仰的怀疑和对于基督教精神压迫的反抗，吸引众多学生，最终催生了巴黎大学。而在中国，“儒学一尊”的文化协调性局面拒绝了中世纪巴黎大学在中国找到翻版的机会。儒家思想在中国，不仅仅是一种作为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官方意识形态，同时还是一种民间伦理文化，同时更是儒家知识分子的理论学说。“三位一体”的认同性决定了儒家学说不但是一个知识系统，同时还是一个牢不可破的精神文化和信仰体系。在唐代，佛教的引入和道教的勃兴虽然曾经使儒家知识和信仰遭遇危机，但是，由于儒家思想的中庸态度，使得儒家采取包容的态度度过难关，同时由于儒家思想中积极入世的精神更加迎合官方需求和民众需求，“敬鬼神而远之”的哲学态度比起佛教和道教学说更能调和理性和信仰的冲突，所以“儒学一尊”的地位最终得以稳定下来。
唐朝末年政权衰亡，官学失守 。五代十国期间私立书院产生。在今天，中国古代书院这样一种高等教育性质的民间教学组织形式，引起了社会学家、教育学家等在中西方大学组织的历史比较研究方面的兴趣。他们以为，在中世纪大学和中国书院之间似乎有共同之处，因此，在比较研究中，径直将二者放在一起比较异同，本人认为这种方法稍欠妥当。
虽然和中世纪大学一样，书院产生于社会动荡，政权分裂时期，但是，就书院组织的教学活动内容和方式而言，它与社会稳定、政权统一时期的官方儒学教育机构（例如太学，国子学等）承载着同样的社会功能。这种功能所能满足的社会需求，依然是为官僚集团培养政治人才，为民众社会子弟企图通过儒家知识的学习和科举考试走上仕途提供教育机会。在组织行为上， 它主动接受和迎合官方的政策和制度的指导和影响。因此，中国古代书院的产生，只是由于社会政治动荡的原因，儒家机构在举办权上由官方向民间的转换或让渡，是官学组织机构之一种（儒学机构）的民间化，或者就像今天的许多有关研究所申明的，中国古代书院这种民间组织在经营模式和价值取向上是官学化的。与中国古代书院不同，中世纪大学是一种纯粹的民间组织。它得以产生的社会机制，在于满足知识分子在城市社会分工中寻求职业生活以便在经济上独立生存的需求；满足民众社会的职业技术知识需求；同时也满足民众社会反抗宗教压迫，寻求信仰自由的精神生活需求。
由于这种根本性差异，决定了二者在组织行为和组织特征上具体体现出许多不同。
首先，从组织的目标和组织程序看，中国的书院首先不是一个多“学科”知识的共同体，而是传授知识类型单一的儒家经典（文史与政治知识）的儒学机构。儒学机构虽然可以是私立的 ，但是它从机构外部所吸取并在机构内部进行加工的知识资源，在拣选标准上是以满足政府需求为目的的“官方标准”。组织的目标在于培养国家治理人才和社会道德教化人才，在培养程序上经常性地接受来自官方的直接干预，例如经常性地官方考课等。在当时和后来，那些满足民间社会需求的实用性质的职业知识例如医学知识，未能进入书院这样一种私立高等教育机构，而是在宫廷学校进行，或者在学校外部的民间以师徒相传的方式进行。但在中世纪大学，对于知识的吸收则采取把当时所有的高深学问几乎要一网打尽的态度和做法，其培养人才的程序和目标则主要是面向城市公民社会的需求而非官方标准和官方导向的人才需求。
其次，从组织的角色看，中国书院的教师是当时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的维护者和传播者并因此而获得政府支持，而不是像中世纪大学教师那样，是主流意识形态（基督教信仰）的质疑者甚至叛逆者（例如阿贝拉尔）和无政府主义者（例如13世纪的哥利亚德派知识分子），因此，中世纪大学经常遭遇来自世纪俗权力和宗教权力的双重干预。同时，书院的教师采取个人单独授课的教学方式，而不是像中世纪大学那样由多学科教师组成一个组织中的教师群体的角色丛。中国书院教师的权威和组别，以个人能够“通讲”多少部儒家经典为标准，分为“一经博士”至“五经博士”。在中世纪大学，教师资格和权威的合法性，主要建立在他的学历层次、职业资格考试（公开辩论）成绩以及他在职业生活中的个人魅力基础上。在组织管理上，书院组织采取山长加助理的管理方式，这有点类似于中世纪教会大教堂学校和僧侣学校的管理方式，而不是像中世纪大学那样，采取民主和集中相统一的民主议事制度。在学生方面，中国书院的学生入学要经过以“贤、良、方、正”为标准的选拔，学生温顺守德。而中世纪大学则采用自由入学的方式，那些涌入城市的乞丐和流浪汉也可以进入大学，他们之中不少人不是循规蹈矩者，他们写诗歌颂性爱、勾引房东家的女儿、因为房租或物价同房东和市民争吵甚至和大学活动的干预者发生流血冲突等等。
第三，中国书院坐落在风景优美的寂静山林，很少有机构分化和组织生存环境的搬迁的情况，而中世纪大学则由于独立的经济利益和精神特质，不断与外界发生冲突，从而导致组织机构分化和组织生存环境搬迁。
第四，从组织的技术看，中国书院的教学由于知识的“学科”（ 类别）性质单一，所以，关于知识的研讨方法，是教师个人对于儒家经典文本的理解、引证和阐发，是建立在引经据典的“考据学”基础上的、以追求个人道德完美和社会秩序稳定为目的的一种灌输和说服。而在中世纪大学，类似于“三段论”的逻辑推理经常被应用于教学辩论中。是建立在师生之间的思维互动基础上，以追求个人精神自由和普世真理为目的的一种灌输和说服。而在中世纪大学，类似地“三段论”的逻辑推理经常被应用于教学辩论中。是建立在师生之间的思维互动基础上，以追求个人精神自由和普世真理为目的的思想互动和知识交流。
第五，在组织信仰和文化方面，中国书院存在多种形式的偶像崇拜，在精神特质上和中世纪教会学校的一神崇拜并无本质不同，而在中世纪大学，虽然也讲授神学，但是反映在精神特质和具体行为止，他们的教师和学生蔑视一切权威，关于这一点，哥利亚德派教师的做派和巴黎大学学生对于校门口亚历山大雕像的嘲弄式损害应该是典型的例证。
第六，就组织生存的稳定性看，就局部历史看，中国书院的兴衰，在其作为一种类型的社会组织形式彻底走出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舞台之前，也总是随着朝代的更迭变化无常，私学组织的官学化实质决定了它的命运。而中世纪大学的生存与发展，虽然一直与外部社会的冲突与妥协之过程中，但是，一方面，这种组织的行会性质使得它和当时社会的其它行会组织一起能够得到法律认可，另一方面，它产生于民间并深深地植根于当时的社会的各种需求之中，城市社会分工中知识分子追求经济独立的需求、市民社会的职业知识需求、全社会各阶层的精神信仰和精神探索需求等等，这一切决定了它在与外部社会的冲突中不是走向萎缩和消亡，而是走向了穿越历史、跨越环境的分化和成长。当然，这种分化和成长，也是它在保持前述优点的前提下，不断适应环境和改变自身的过程。
假借社会学家汤普逊（Thompson）的组织环境理论，对于二者之间的差异也许能给出一个一般性解释。汤普逊以社会组织同质性——异质性和稳定性——变动性两个向度来分类环境并研究解释不同类型的环境对于组织的影响。他认为：在同质性强且稳定性高的环境中，组织的结构会趋向简单化，决策权力集中，与环境进行直接互动的单位少，功能分化的程度低，强调标准化的规则：而在异质性强且变动性高的环境中，组织的结构会趋向复杂化，决策权力分散，强调弹性的沟通和调适，较少依赖标准化规则。显然，中世纪大学和中国书院所处的社会环境分别属于“异质性强——稳定性低”和“同质性强 ——稳定性高”两种情况。它们各自的组织结构特征也符合汤普逊的解释。
但是，如果我们更加具体地深入分析，也许会获得对二者之间差别的更进一步认识。这种更加具体深入的分析方法，就是，把大约同一历史时期东西方社会的所有高等教育机构放在一起进行，通过对于它们的组织活动与组织功能的考察，来分析高等教育机构的发展、高深知识发展和社会需求之间的关系。
综合以上所述东西方高等教育机构的四种主要形式，按照其组织要素、结构和组织程序，我们可以做出如下列表（表 1-2）对比。
表1-2中世纪大学与中国古代书院的组织要素与功能比较
通过以上图表（1-1），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出：在中世纪大学诞生时期的中西方社会，人类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社会政治背景下所创造的高深知识，在其类型上并无很大差别，但是在高深知识的存在、生产与传播方式方面却有着很大不同。尤其是那些社职业和知识和科技知识的生产和传播，在西方是同上中世纪大学这样的民间组织来经营的，而在书院消亡之前的中国，这类知识的保存、生产和传播，则由中央政府各职能部门附设高等教育机构来经营的，体现为官方垄断。从这个广阔的社会背景看，中世纪大学与古代中国中央官学在其所经营的知识类型上存在共同之处，中国书院与西方教会学校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中却承担着相似的文化教化功能和国家官吏培养功能。中世纪大学与中国书院虽然同属于私立高等教育机构，但是由于二者在其所保存、生产和传播的高深知识类型上存在巨大差异，导致其在社会功能上确实很少共同之处，因而径直将二者进行比较，缺乏方法论基础，这种方法的缺失所导致的最直接结果，就是不能够在将两种组织截然不同的历史命运，放置在宽广的历史学和社会学视野中给予合理解释，因而也使得这种方法的比较研究显得意义淡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