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强国实现逻辑 中国实现“高教强国”高校必须“学术本位”

 文化强国实现逻辑 中国实现“高教强国”高校必须“学术本位”


 柴福洪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湖北 黄冈   438002)

 

[内容摘要]“高教强国”是发达国家200多年前的正确认识,新中国的高校之所以不强,其根源是,在高校里“官本位”取代了“学术本位”,如能在高校消灭“官本位”,重新树立“学术本位”,把高校视为人的“第二次生产”,给予“大爱”与“小康”,让高校教师体面、无忧地专注知识与技能的传授,以传承中华和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为己任,培养有国际视野的中国公民,高教强国之梦才有可能实现。

[关 键 词] 高教强国   学术本位   二次生产   公民教育

To Eliminate the Idea of “Official worship” in Universities, To Realize the Strategy of Strengthening China Depending on Higher Education

 

 Chai Fuhong

(Huanggang Polytechnic Huanggang   438002 Hubei)

Abstract: Since more than 200 years ago,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have realized that to be power should base on higher education. But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is not flourished enough, which originates from the idea of “official worship” substituting for “the academic worship” in the universities. Provided that we eliminate the idea of “official worship” and reestablish “academic worship” in universities, regarded the higher education as “the second production” and give it “generosity” and “well-off”, provided that the teachers in the universities can concentrate on imparting skills and knowledge with dignity and without misgivings, taking inheriting the outstanding civilized achievements of China and the human being as their own duty, cultivating the Chinese citizens with international range of vision, the dream of strengthening China depending on higher education could come true..

Key words: Strengthening China depending on higher education; academic worship; the second production; citizenship education

1806年10月14日,普鲁士军队在耶拿战役中战败,被迫向法国割地赔款,普鲁士王国风雨飘摇,危机四伏。以费希特、施莱尔马赫、洪堡等为代表的一批有识之士,对战争的失败进行了深刻的反省,谋求强国之路。1810年10月,原普鲁士(现德国)教育大臣、著名学者、教育家、改革家威廉·冯·洪堡(1767~1835年)创办了柏林大学,二战结束后改名为洪堡大学。洪堡大学自成立之日起,就倡导学术自由和教学与科研一体,全面人文教育的办学宗旨,树立了现代大学的典范,人们尊称它为“现代大学之母”[1]。翻阅世界高教发展史,“高教强国”早在200多年前,就是现在的发达国家共识。

中国建立现代大学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其中新中国办大学近60年。从1977年恢复高考,当年招收27万大学生,20年后的1997年超过100万,再过十年后的2007年达到567万人。30年增长21倍,其中后十年增长了17.3倍。18—22周岁人口入学率达到22%以上,中国高等教育的性质由“精英教育”转向“大众教育”阶段。全国在校大学生达到2500万,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

21世纪,高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大陆,各行各业急需世界顶尖级的大师、高级工程、技术、管理者和大批高素质、高技能的工人。然而,我国目前的高等教育结构,却是所有的普通本科院校,都在争办研究型、学术型大学;培养“高素质技术工人”的高职教育,虽然量上与本科高校基本实现1:1(本应占80%)的规模,但层次低,投入少,“体质”弱。中国的高等教育结构,与中国经济发展需要的人才结构不适应,毕业生的质量与用人单位的要求有较大距离,在世界上,中国大学“只大不强”。这样一个“品质不高、眼界不低,就业率不高、欠债不少”的高教系统,难以支撑与建设出一个强大的中国社会。

在中国发展的关键时刻,提出“高教强国”的关键问题,我们必须找出关键原因,拿出关键措施,在关键环节上实现关键突破,才可能取得关键成效。因为,社会品质是由人的品质决定的,现代社会主流人群的品质,最终是由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高等教育的品质,直接影响着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品质。

一、中国高校必须由“学术本位”取代“官本位”

在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建设和发展中,大学具有重要地位。受过高等教育者所占人口比例,大学数量的多少、在国际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的排名、所发论文引用率的高低……均被视为一国文化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而大学水平、质量的高低,无疑与大学的体制——即体制是否能保障大学的学术标准、水平和办学的自主性——密切相关[2]。

哈佛大学是举世公认的名校。1969年,哈佛大学著名教授基辛格要出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时,仍想保留受人尊崇的哈佛教职,但哈佛大学却对他说“不”。在官职与教职中,他只能选择其一,而不能兼得。“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权力炙手可热,大学却不愿他兼职,并可对他说“不”,显示出大学以学术为惟一标准的自主性。与“官本位”的中国许多名牌大学竞相以种种办法“礼聘”高官到大学兼职并引以为荣,形成鲜明对照[3]。

以学术为惟一标准并坚持大学的自主性,也曾是我国一些大学的传统。五四运动中,北京大学一些学生被北洋政府逮捕,北大校长蔡元培挺身营救被捕学生。营救成功后便辞去校长之职,并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中抗议政府对他治校的干涉,“于是教育部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

1936年和1948年前后,国民党政府曾数次到清华大学捉拿反政府的学生,校长梅贻琦通知学生躲避,免遭逮捕。20世纪40年代,国民党为加强党化教育,加紧对大学的控制,强调课程、教材的统一。针对这一情况,梅贻琦主政的西南联大教务处拟定《教务处会议呈常委会文》(这份决议由梅贻琦转呈教育部)指出:“部中重视高等教育,故指示不厌其详,但唯此以往,则大学直等于高等教育司中一科,同人不敏,窃有未喻。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以同。世界各著名大学之课程表,未有千篇一律者,即同一课程,各大学所授之内容,亦未有一成不变者。惟其如是,所以能推陈出新,而学术乃可日臻进步也。”“今教部对于各大学,束缚驰骤,有见于齐而不见于畸,此同人所未喻者一也。”

郭之纯先生曾经写道,大学的学术功能和育人使命决定了:真正的大学,应该是文化精魂的滋养之地,文化风骨的养成之所;大学文化,应对整个社会的文化精神生活起一定的引导作用,遇有粗鄙低质的大众文化泛滥,更应砥柱中流。

然而,新中国办大学,正在、长期、有过之无不及地做着蔡元培、梅贻琦先生大力反对的事。并极力强化高校外部,尤其是内部管理的“官本位制”,给大学以行政级别,而不明确“国立”、“省立”与“市立”的区别;内部管理比照行政驾构、干部比照公务员管理。

这样的管理方式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一方面,扭曲了教育教学。从形式上看,中国目前的高等教育,事实上没有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需要,基本是“工业化”生产单一功能的“机器人”教育。从文化上看,独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经济学,并放弃了中华优秀文化和人类现代文明成果内核的传承。从动机上看,中国的大学教育,既不是中国公民教育,更不是世界公民的教育,仍然是“革命接班人”教育。从发展角度看,在“地球村”、经济全球化时代,仍然是革命的、反资本的、反剥削的、反私有制的“宪理论”,用“革命理论”指导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从客观上看,自觉或不自觉地限制发散思维、禁止批判性学习、限制学校和学生个性发展,形成事实上的缰化封闭的、有时甚至是虚假的、拔苗助长的教育。

另一方面,扭曲了高校各类组织和人群的行为。高校本身就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小社会,人们称之为亚社会。高校的正式组织应该有:校党委、校长办公会议、教授会议、学术委员会、教职工代表大会、工会委员会和各民主党派、共青团、妇女等社会组织。人群有:教师、行政管理干部、后勤服务职工三大类。不同组织与不同人群之间的利益追求、价值取向、工作性质与目标,很难统一到一起,在高校党组织高度统一的时段性目标下,党委取代了高校各类组织一切事务决策权,低标准的按劳取酬带来的强大的生存压力与行政俗务,对高教主体人群的普世价值、本体价值的追求的长期限制、打击、滥伐,学者追求真理的冲动被消磨得一干二净,做学问、搞研究的浮燥现象弥漫在高校校园,真实的思想观点和认识却没有市场,少数执着学者的求实观、真理观、高雅观得不到褒扬,高校知识份子的人生湮没在功利与世俗之中。

中国高校的管理与运作的症结——是“官本位”取代“学术本位”。根子是党在高校的权力过份集中,管了不该管的事,没有管好该管的事,党组织在高校里“越位”与“缺位”同时存在,没有凸显“教育专家治校、治教”。暂且不论高校复杂的亚社会管理科学,简单地把它当做一个行政单位,组织上“君主式”地运作,囚禁有思想的人,必然培养出“窥探与判逆”,在互联网普及的情况下,这种囚禁式教育显得十份笨拙与落后,最终的结果与我们的初衷可能相去甚远,社会管理永续在封闭与开放中循环,社会需要的人才目标就不可能实现。因此,在中国高校里必须由“学术本位”取代“官本位”。

二、高校是人的二次生产,是生产力源生产

现代社会的人,有三次生产过程。第一次是父母生产了生理上的人,如计算机的硬件。从三岁开始,就由学校开始了长达18—20几年(从幼儿圆到大学)以上的第二次生产,它生产了人的劳动知识、技能、态度和行为规范,如计算机的软件。第三次生产是生产了人的健康体能,人的健康生产贯穿于人的终生,如计算机的硬件维护。

人的第一次生产,是爱的产物,由家庭完成,另两次生产,也是“爱”的产物,主要是社会的责任。人,从出生到衰老全过程,充满爱的追求,希冀父母之抚爱、夫妻之情爱、朋友之友爱、儿女之赡爱。这些,都是“私人小爱”,人的第二次、第三次生产,是“社会大爱”的产物,由教育和医疗等机构来完成。一个充满“大爱”的社会,人的平均寿命就长,受教育的程度与质量就越高,劳动所得就越多,个人幸福期望就更容易实现。

人们只知道人有第一次生产,不知道还有第二、第三次生产;只知道“私人之小爱”,不知道人类社会之“大爱”;只知道教育和医疗机构,是公共产品,不知道它是“社会大爱之器”;只知道从社会功利角度看教育和医疗机构的经济学意义,没有从社会论理和道德层面审视它的社会学意义。

人类社会的“大爱”,是相对于家庭、私人的小爱而言。其“大”,形式上是指全社会,甚至全人类;内容上是指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的大事,社会进步与和谐的大局。其“爱”,形式上是指为全社会所有人口(有教无类、有医无类)未来的幸福着想;内容上是指人人享有良好的、高级的、人类通用的、适用于个人需要的教育与医疗。

人,在第二次生产过程中,学校“生产”的是人的知识、技能和现代社会人的品格,统称为劳动能力。社会人群整体劳动能力,决定社会物质和精神产品的质与量。

基础教育是为高等教育服务的,高教是劳动能力的终极生产环节,社会全部生产由有劳动能力的人来生产,高校的本质是生产社会生产力的机构。从这意义上讲,高校是“生产生产力,生产第一生产力,生产社会品质”的源生产,或称“生产力的源生产”。

因此,中国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首先要实现大学全面小康;中国要建设富强的国家,首先要建设富强的高等院校;中国要建设民主与法制的国家,首先要在大学里实现民主与法制;遵守规律,包括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教育也有教育的规律,高教有高教的规律,违犯高教规律也要受到惩罚。

大学小康,就是我们不能仅仅从社会功利角度,把高等教育机构看作准公共产品,具有私人产品性质,可以收取一部分费用,还应从社会论理和道德层面,审视它的社会学意义,它是社会大爱之物,优先于社会经济发展阶段,首先实现小康,让高校和教师超前过上体面和相对富足的生活。引领人们对知识的渴求,激发人人成为高级劳动者欲望,把“尊师重教”落在实处。

富强的高校,就是欲建设富强的国家,首先要建设富强的高校,高校富强就是优质。只大不优的高校,只能“大批量”,不能生产出“高质量”的人。高校富强的途径,象中国企业改革一样,首先要给高校以办学自主权,由教育专家按教育规律自主办学,让其“产品”(毕业生的知识和劳动技能)在人才市场上去竞争和用人单位去展现。党和政府对高校管理不松绑,就不可能办出高质量优秀的大学。松绑,不可能全部成为优质、优秀的高校,甚至有的可能关闭,但不松绑,就没有一所可能建成为真正优质、优秀的高校。

民主与法制的高校,就是高校必须实行民主管理,发挥高校各类组织的职能作用,依法办学、依法办事。对高校的内部管理与教学事务,党和政府不干预,政府只负责分钱资助,评估引导。

高教的规律,就是按社会人才需求规律办事,人才需求是分类分层次的,高校要按各自的教育资源禀赋定位,分类、分层发展。普通高教的教育教学规律,就是按人性发展的需要,开发学生的智力潜能;意识形态教育不是高等教育必修内容,高校应传授人类普适的知识,人类优秀的文明成果;普通高校也不纯粹为社会主义培养接班人,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的主体是党校系统和行政学院系统的义务,普通高校是培养高素质具有中华文化优秀传统的中国公民,甚至世界公民。

三、普通高校应培养有国际视野的中国公民

公民,是具有一个国家的国籍,根据该国的法律规范享有权利和义务的自然人。公民具有自然属性和法律属性两个方面。自然属性是指基于自然生理规律出生和存在的生命体。法律属性是指公民作为一个法律概念,以一个国家的成员的身份,参与社会活动、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这样的自然人,是一个基本的社会人、合格的公民。

做一个现代社会合格公民,必须学会学习、学会做人、学会做事、学会与人相处,具有较高层次的民主、科学、文化素养,把国民培养教育成中国的“君子”西方的“坤士”一样的人。换句话说,公民教育就是“君子”(西方称“坤士”)教育。

君子,是指有志于完善自我、进德修业、服务国家的社会精英。君子教育,是《易传》的主要内容。《易传》强调君子学习的最高目标是圣人之道。在学习方法上,强调君子要注重书本与实践结合,要注重从自然之象和卦象(理论)之中学习。《大象》集中体现了君子求学于自然之象和卦象的内容,包括君子之德、处世之道、教化之方、管理之术、刑狱之事等等。这种注重从自然之象中学习的方法,是先秦教育思想的一大特色[4]。我们所倡导的君子教育,不完全等同于孔子所倡导的君子标准,而是吸取了孔子的君子观的精华,赋于它现代内涵。

中国的现代企业家用人原则,有四句名言:“有德有才,提拔重用;有德无才,培养使用;无德有才,限制使用;无德无才,坚决不用”。这一观点,得到中国社会广泛推崇,由此可见,现代中国人中君子精神不足。

为了说明“君子教育”的主要内涵,除专业知识和技术、技能教育之外,只就我国高等教育不足的方面列举如下:

1、哲学,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兼修中国哲学介绍、世界哲学简史。

2、经济学,以市场经济学、公共经济学为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再不要作为教学内容了,劳动价值论只对造反有用,对社会主义建设有害无益)。

3、汉语言、文学,现代汉语、汉语发展简介、先秦诸子百家、古汉语文学欣赏、汉语艺术欣赏。

4、历史学,中国古代史、中国现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世界经济发展史、世界近代史。

5、政治理论,国际人权宪章讲座、起点终点与规则平等、法制与法的精神、国家理论与人民的幸福、现代国家管理职能概述、西方民主和议会与党派竞争。

6、人品修养,中国古代人格与品德、中国传统道德观、现代人品与品格、中国名人与伟人人格欣赏、公民人格与品格底线、道德操守与爱心、世界典型人格与操守简介。

7、人际交往,礼仪学、现代人际关系学、人际关系危机管理、公共关系学、胸怀品德与交往、个人心理调适与调控、兴趣与欲望的合理调节管理。

8、艺术修养,声乐讲座与艺术欣赏、舞蹈讲座与艺术欣赏、绘画讲座与艺术欣赏、中国民间艺术讲座与欣赏、世界民族讲座与艺术欣赏。

9、避险与自救,灾害与险境自救、日常生活行为中的避险与自救、投资风险与避险、生存危机管理、行车安全避险。

10、谋生与生存,职业生涯规划、谋生技能学习与扩展、学习方法与技能训练、家庭幸福与子女教育、照顾病残老人与孝敬、喜庆与丧葬事务等。

11、卫生与保健,人体器官与卫生常识、劳动运动中身体保护、性知识与卫生、营养与健康、老年身体保健、寂寞排解自人调节、良好习惯养成与修身养性。

上述列举的是一个现代社会的公民应该具有的基本生存知识和技能,加上文化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技能,这样的人,才是一个合格的现代人,才可能培养出有素质的公民。

上述课程和教学科目,主要是继承人类和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成果,面对全世界全人类,把人类文明全图,连同马克思主义一起传授给学生,不用“革命的观点”对自己有利的,不是科学当科学硬灌,对自己不利的,是科学也避而不谈。强化马列主义教育,基本道德规范做不到,却试图把个个培养成活雷锋。

中国的大学老师和大学生,不缺追求高深知识的眼光与能力,是缺乏追求高深知识应有的态度,缺乏做学问的耐心与精神,大学和全社会一样,处于“浮燥”状态,细心耐心与毅力不够。培养教育出的大学生,主要缺的是幼儿园和小学生应该教的东西,做人的一些基本规范,生存与交往的基本知识。所以上述列举的课程,有些是在在基础教育中传授的。如避险与自救知识、谋生与生存知识、卫生与保健知识三类中的一些内容。

高等教育,教的是人,不是机器,不可能输入什么软件就怎么运行,是人,就要尊重人求真的本性,这也是科学原理,违背了,就会受到惩罚。

                                              2008年3月30日

                                                    

参考文献:

[1]迈克尔·H·哈特,苏世军、周宇译,《历史上最有影响的100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

[2][3] 雷颐,大学的学术标准与自主性[N], 经济观察报, 2008年02月24日

[4] 武汉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孙劲松,《易传中的君子教育》,wfdwfdconfucius2000网,

网址: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1894

                                                    

柴福洪, 男,(1957年5月---), 湖北蕲春人,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高教研究所研究员、所长。

研究方向:高职教育、公共经济。

E-mail:[email protected];[email protected]

电    话:0713-8348688; 传真:0713-8345265

地    址: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南湖桃园街109号; 邮编:438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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