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郭梓林 北京大学产业与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研究员、科瑞集团副董事长编者按： 本刊特邀身兼企业家和学者双重身份的郭梓林先生，跨越时空，挖掘主旋律热播剧《大明王朝1566》中蕴含的历史经验。作者不但将剧情比附今日企业场景进行评论，而且运用自己智识凝练出“警世通言”，“献给中国的某些企业家，以及某些想做企业家的创业者们”（作者语）。系列之十一扑朔迷离陷阱多aihuau.com翰林院的编修高翰文，算是一个高级知道分子了。但凡书读得太多的人，自然以为，天下事莫不在书本上都已经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只需照着做就行。所以，这种人对于讷于言敏于行的人，是不大看得上的。他们偶尔也会因不甘于寂寞，希望能在体制改革过程中站出来建言献策，撞撞运气，最好是能获得一个外派当官的机会，从纸上谈兵到现场实操。好处在于：一来经济上可以改善一下；二来公费旅游，风光乡里；三来干得好，还可以光宗耀祖，千古流芳。两千多年来，纯粹做学问的高级知道分子，一般是不屑于当官的。在他们看来，当官其实是风险很高的职业，而且官场上波谲云诡，水太深，费力不讨好，干一辈子能给后人留下的东西不多，而且还有杀身之祸。若想把官当得善始善终，一是得有靠山，二是赶上运气好，三是自以为真有那么一点能力。当然，多数读书人，读书的目的性很明确，就是为了当官，也自信自己能把官当好当久，并且建功立业。高翰文就是一个。高翰文在科考时是严世蕃的门生，属朝野中比较有影响的理学清流。由于身居朝中，信息比较灵通。他在得知浙江在实施“改稻为桑”的过程中，出现了灾情，杭州知府马宁远被斩立决，腾出了一个空缺后，便以过人的胆识，给朝廷递交了一份《关于“以改兼赈，两难自解”》的提案。虽然不在两会期间，更没有什么媒体炒作，但由于此提案恰好迎合了严党的战略部署，所以受到严世蕃和同党的激赏——用人之时，正好有自己人有胆有谋，不亦乐乎！于是，高翰文出任杭州知府的人事任命被高票通过。由于郑泌昌接任了胡宗宪的浙江巡抚，何茂才顶了郑泌昌的布政使，这两个人成了高翰文的顶头上司，一时间浙江的政局已经牢牢地控制在严党手中。严世蕃在这个回合中，的确心满意足了。高翰文的确是个好青年。不到三十岁，就当上了杭州知府，这拿到今天，也是一件不得了的事！他当然知道，这是恩师严世蕃的栽培。但高翰文毕竟年轻啊，他不可能知道，此去的风险不在于工作能力，而在于能不能做到盲从。他压根儿也想不到，走出这一步，他将以自己的政治生命和百十斤身躯去趟一池浑水。所以，这个不谙政治的毛头小伙子，在出任之前，来到严府告别时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当他接过严世蕃送的传世文房四宝时，是那样的激动万分，随即夸下海口：“学生此去，一年之内倘若不能为朝廷完成‘改稻为桑’的国策，就用这盒子里的笔墨纸写下自己的祭文！”出行前说这样的关于死的不吉利话，虽然纯属表忠心，但老天常常都会让说者应验。不仅中国人信这一套，1995年我在法国时，发现他们也这么认为。当时，法国人告诉我们一套消解的方法：当你不小心说漏嘴之后，必须立即用手摸一下身边的木器制品（也可以不怀好意地去摸身边人的脑壳）。高翰文是个好青年，他很自信，他说的是真心话，他的手要去摸未来那个建功立业的梦！胡宗宪虽然被革去了浙江巡抚一职，但还是浙直总督。当他得知有一个小青年要干大事业，心里有些不踏实。不仅是为了浙江的黎民百姓，也是为了恩师严嵩的那份感情，他要对高翰文敲一下警钟，有没有用，他没有把握，但总算是尽一点人意吧。所以，他特地在驿站迎候新任杭州知府高翰文，并单刀直入地指出：在浙江受灾缺粮的关口，豪强势必借机贱买百姓土地、大搞土地兼并。你提出的所谓“以改兼赈，两难自解”，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并不会像你想得那么简单，不仅可能变成一纸空文，而且会被人利用，成为豪强敛财的工具。这是高翰文（高居翰林，只会做文章是也）没想到的。但凡一个人想做事，都难免被人利用，被利用其实也可以变为一种交易，如果是稀里糊涂被利用，死都不明白怎么死的，那就麻烦了。生姜还是老的辣呀！看到高翰文似乎已经把自己的话听进去了，胡宗宪不无动情地嘱咐他，一定要遏制豪强、为民做主。为了给高翰文打气，胡宗宪还告诉他，自己将带病为浙江借粮、为高翰文做后盾。对基层复杂局面一点都不了解的高翰文，听了胡宗宪的话，这时才知道什么叫“事不经历不知难”，浙江情形危急，浙江的水深得很哪！面对这样严峻的形势，对于一个初入官场一线的高翰文来说，的确惊出了一身冷汗。所谓“少年得志是人生的一大悲剧”，往往讲的就是：一个人过早地担了他担不了的担子，很容易就把筋骨压伤，此后便没有机会担当大事了。高翰文的悲剧就是从这一步开始的。现在的地球人都知道：小事开大会，大事开小会，重要的事不开会。如有反常，一定另有原因。在巡抚大堂之上，新任巡抚郑泌昌、布政使何茂才正领着浙江的大小官员，以高出应有规格的礼仪，迎接新任杭州知府高翰文的到来，目的就是专等见面礼一完，便让其认可贱买灾民田地的红头文件。高翰文看完早已起草好的文件，钦佩之情油然而生，果然不出胡宗宪所料，文件精神概括为一句话就是，让丝绸大户赶快买田，立马改种桑苗。至于买田的大户会不会趁灾压低田价，那些卖田的百姓能不能过日子，却一字未提。由于胡宗宪事先有所提示，高翰文心里已经有数，所以，他并没有因为在他刚一上任之时，上级领导给足了他官场上的面子，就来一个顺水推舟，做个傀儡。相反，他血气方刚，搬出了胡宗宪教导的那一套，来了一个硬碰硬，一脑门顶翻了新任巡抚和布政使大人。因为高翰文是“以改兼赈”的始作蛹者，所以如何理解这项政策他有当然的解释权，他不认可，要求另议，浙江的官员是没有办法的。高翰文的这一着棋，真是让郑泌昌与何茂才郁闷：严世蕃派来助仗的新任知府，怎么会如此不知事理？是不是小阁老看走眼了，把一个拆台的人给派来了？严世蕃恐怕也没想到，这个弟子竟然是如此书生意气。沈一石想借官员的行政力量，借灾情低价买到土地。作为交换，沈一石要通过生产丝绸来为官员创造政绩，并给官员个人以好处，这是一个完整的利益链。而高翰文不知或不耻于这种交易，在中间插了一杠子，这不仅影响了官员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同时也影响了商人的经济利益。于是，桌上解决不了的问题，往往可以通过桌下来解决，中国人在这一方面从来不缺乏智慧。明朝的官场早就有了潜在的规则，叫做“劣币驱除良币”。如果经济贿赂和政治拉拢都不能生效的话，自然还有更阴损的招儿，在等着像高翰文这样的不识相的傻官。因为，人都是有弱点的。往往自己以为是优点的东西，在别人眼里可能就是可以借以攻击的弱点。刚毅是不是优点？人家可以利用这一点来孤立你。耿直是不是优点？人家可以利用你去当炮手。上进是不是优点？人家看你求成心切，拿龌龊与你交易。注重名节是不是优点？人家可以用虚名来勾引你。一个人要成功必须具备许多优点，而遭遇失败有时只需要一个弱点就够了。沈一石要出场解决傻官的问题了，因为他知道人都是有弱点的。作为一个有文化的商人，沈一石知道了高翰文与自己有一个共同的业余爱好，这就是精解音律，尤其是对嵇康的《广陵散》情有独钟。沈一石正是要以此作为改变高翰文的最后突破口，因为这可能是可以借以打败高翰文惟一的也是致命的弱点！只是高翰文不知道人家在文化背后设了陷阱。巡抚出面设套，高翰文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沈一石骗入了陷阱。在一番推心置腹、晓以利害的规劝之后，高翰文最终还是未能就范，算是敬酒不吃。沈一石只好逼着这位不明事理的知府大人吃罚酒了，他使出了最阴损的一招：引诱高翰文与沈一石的所谓侄女芸娘单独切磋琴艺。而这个美女竟是太监杨金水的“对食（相好）”！同时还花了四千两银子收买杨金水的四个侍从太监，借机“抓奸”！这一招，终于胁迫高翰文写下了有辱名声的字据，被迫成为顺应官场规则的“正常”官员。尽管每一个贪官是如何同流合污有着不同的故事，但一个人是无力同既成的潜规则较劲的。要么屈服，要么出局，没有人能在现有体制中以另类的规则获得更多的好处，这在经济学中叫做“一旦均衡形成，任何人想通过改变现状，都不可能获得更多的利益”。这就难怪集体腐败能成燎原之势，朱元璋当年刀子都砍卷了刃儿，在他治下的贪官还是“刑火烧不尽，任用便丛生”。明朝的腐败大趋势，的确不是几个好人能扛得住的，否则历史上就不会出现海瑞这样的“极端分子”了。可以说嘉靖年间的腐败横行，是逼出一个海瑞的充分必要条件，没有海瑞，中国文化中恐怕就少了一种可敬可佩的傻气元素。而高翰文只能成为一个不肯同流合污却又单纯无知的悲剧人物而已，他映衬的是海瑞的特立独行的孤傲品格。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了—高翰文在第三天的讨论会上，被胁迫准备签字，海瑞，王用汲挺身而出制止，严词质问郑泌昌、何茂才。郑泌昌、何茂才丧心病狂，在大堂之上与海瑞剑拔弩张。高翰文心力交瘁，正欲为海瑞争辩，却当场晕倒在大堂之上。郑泌昌命海瑞立刻带臬司衙门的兵去淳安，将受冤无辜的灾民正法，否则同样以通倭罪论处。剧情开始走向一个新的高潮。政治、经济、文化，是人类社会的三个基本形态。政界、商界、文化界各有各的规则，一个人如果能通两界，甚至三界，那就很容易从中获得意想不到的利益。因为，不同资源之间的组合，必然产生巨大的剩余价值，这种价值可以是通过权力带来的“租值”，也可以是信息不对称带来的知识价值。因此，官商结合的好处是权钱交易，关键的是要有一个好的名义。而文化在官场和商场之间恰好起到一个转合的作用，政治的龌龊和商业的赤裸，在文化界能够得到一种净化或者调出一种好味道。由于高翰文不懂现代西方经济学，空有一腔报国热血，这一切对他来说，真是：“明明白白我的心，渴望做一份真事情，曾经为正义用尽了心，为什么好人的梦容易醒？” 警世通言 可以不参加你认为不好玩的游戏，也可以在参加之后不遵守游戏规则，但不应该希望通过违规来获得比别人更多的利益，更不要指望名利双收。 系列之十二家国之间的维权中国的皇帝，自秦始皇以来，都喜欢在自己的名片上印“天子”职务，而且常常还在前面打上“真龙”的品牌商标。这个职务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皇权不仅是自己或祖先靠刀把子打天下杀出来的，而且是上天的安排（自从历史唯物主义战胜历史唯心主义之后，现代人对此的表述叫做“历史的选择”）；二是既然是皇帝等同于天子，那么，天下就理所当然是天子的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国乃一家之国。这样一种“国”与“家”的产权制度安排，从表面上看，似乎解决了“国”与“家”的资产矛盾：私有即公有，公有即私有。正如当下的一些家族式民营企业：公司就是家，家就是公司。当然，家族企业说清楚了这种产权关系，也没有什么不好的，怕就怕一方面标榜的是现代企业之名，一方面行的是家族之实。更有甚者，公司成了大股东的钱柜，公司的账户就是大股东的开支账户，大股东可以任意挪用公司资金为己用。由此看来，公私不分，我们中国人是有传统的，一直可以从皇权统治的基本理念中追溯到详尽的注释。但是，“国”与“家”毕竟还是有所不同的。在不同王朝的不同皇帝手里，“国”与“家”的资产矛盾，往往是不可协调的。一旦到了多数人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时候，“家”、“国”都要面对崩溃的危险。因为，像中国这样的大国，除了皇家，还有官家，更有众多的百姓之家。所以，在“国家究竟是属于谁的”这个问题上，说的是一套，做的是一套，是所有帝王的通病，也是一种不得不为之的意识形态。不论这些个皇帝是多么地聪明，多么地能干，最终还是绕不出“天子”与“天下”这个根本性的冲突。这是因为，在“天子”个人与广大的“天下”之间，存在一个非常复杂，也是鞭长莫及的委托代理的问题。“天子”必须委托大批的官员来代理他的统治职能，这些代理人都是有家有口的，所以，其中的代理费，从来都是一笔糊涂账，这笔糊涂账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越来越贵，一直到最后帝国的解体。正像一个管理混乱的企业，一开始股东的一部分权益得不到保障，而当股东权益都得不到保障变成一种公开的秘密之后，职业经理人对企业未来就没有一种好的预期，而在没有好预期的情况下，经理人选择在职侵占公司利益的策略，既是自然而然的事，也是愈演愈烈的事。嘉靖皇帝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董事长，他的全部古怪行为，其实说来说去，都是在无法亲自经营的情况下，使尽全力维护他的这个“家”对“国”的所有权控制。他一方面让严嵩带领着内阁为他的国库敛财，维持帝国的运行；另一方面又让司礼监深入各地，创办了一批“三产”，为他自己捞私房钱。之所以采用两条线齐头并进的策略，原指望着在政治和经济上相互监督的同时，能够从经济上也获得好的收成。然而，实践的结果，到头来并不像设计时那么巧如人意，充其量只是利用了矛盾，在政治上增强了控制力，而在经济上却无形中增大了管理成本。西方人所谓的“一个奴隶有两个主人，这个奴隶就是自由人；一个奴隶有三个主人，这个奴隶就成了主人”，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人在利用矛盾的时候，其实也在被矛盾利用。任何对产权的维护，都会产生成本。作为具有特务性质的司礼监，其爪牙并不是个个都在具备特务专长的基础上，同时具备商业才能，而且能够把对财富的欲望也像对女人的欲望那样给根除了。因此，他们一方面是拿虎皮做大旗，与当地的官府进行一系列的政治和经济交易，另一方面要以“宫里”的名义，加上与地方官府勾结获得的实权，进行各种资源的交易。有了这样一种特殊的影响力，他们能够很容易地拉到一批像沈一石这样的商人，冠冕堂皇地为董事长也为自己捞好处。《大明王朝1566》正是围绕敛财这样一个主题，反映各种利益集团在浙江这样一个丝绸生产的重要基地，所进行的错综复杂、精彩纷呈的博弈。首先，从地方官员的角度来看司礼监。这批人是“宫里”的人，离皇帝最近，具有监督之秘密特务职能，他们可以借助政治手段来玩经济，占据绝对的垄断地位，而且名正言顺，他们敛财的第三只手，其实是完全可以称之为第三把看不见的剑，是最不好得罪的。既摆脱不了，又不能靠太近；既要给他们好处，还不能让他们觉得你抓住了人家的把柄。其次，对于像沈一石这样的商人来说，只要把自己的事业与“为宫里做事”联系在一起，拿虎皮做大旗，好处是很明显的：官府不敢人为设置障碍，过多为难；竞争对手看到他有背景，也会让步三分。所以，沈一石之所以能做强、做大，最重要的一条在于，他能同时利用司礼监和地方官员这两种政治资源进行商业竞争。而利用这两种资源最有效的手段，当然就是要用经济利益拉官员下水。不论是应对“宫里”的杨公公，还是应对官府的郑泌昌、何茂才，沈一石无非是用皇帝和老百姓的钱，来做一些重新分配的游戏而已。沈一石不愧是中国封建社会培养出来的典型商人，他在公开场合总是一副俭朴谦恭的样子，并且很会给足官员面子，但私底下却把官员当做真正的商人看，因为他深知，只要官员采取哪怕是不作为的态度，一切事情都会变得难办许多。尽管中国人没有创造出西方现代经济学的理论，也没有什么经济理性人假说，但中国人自古以来就知道这个道理。两千多年前，太史公在《史记?货殖列传》里说：“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所以，中国封建社会的商人最知道怎么搞定官员。这恐怕也是古代帝王痛恨商人的重要原因之一：“思想教育几十年，毁在商人一夜间。”中国的皇帝最怕的事情有两件：一是谋反篡位，二是下面的官员贪墨他的家产。这两件事，中国历史上的三百七十六位皇帝硬是没想出什么一了百了的好办法。这是因为，政治上的皇位与经济上的个人财产紧密相连的时候，当皇帝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嘉靖皇帝算是有幸之人，遇到严嵩这样的只要钱不要皇位的首辅，自然是少了第一个麻烦。但严嵩自恃经营能力很强，又嫌年薪太少，于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一点让嘉靖在背地里很难受。说起来自己是个皇帝，不但不能大把大把地分红，而且国库年年亏空，这些自称能力很强的经理人个个富得脑满肠肥，尤其可恶的是：名师出高徒，在严嵩的众多手下当中（包括儿子严世蕃），更出了一批“青出于蓝而甚于蓝”的巨贪，他们不仅支撑着帝国大厦，而且同时也是一台台抽水机，上侵皇帝家产，下掠民脂民膏。比方说，郑泌昌与何茂才贪墨一案，问题就很严重，嘉靖听后很生气！然而，牵一发而动身，董事长一旦要与经营班子彻底翻脸，往往都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情，投鼠忌器呀！杀人太多，事后还得有人做事，何况老祖宗朱元璋也不是没有做过大开杀戒的事，结果还不是“前腐后继”。因此，嘉靖所生的这种气是一种怪气，是那种在肚子里窜来窜去，就是放不出屁的气。编导们的确很有办法，把嘉靖被这种窜来窜去的气折腾得够呛的心态，用一个精心构思的情节刻画得十分到位——嘉靖想表达对处理浙江贪墨一案的意见，但不好明说，只好赞扬徐阶的青词写得好，并大声朗诵了其中的两句：“离九霄而应天命，情何以堪？御四海而哀苍生，心为之伤！”借此来表达自己的无奈。在场的严嵩、徐阶、吕芳，此刻都听出话外音，这分明是嘉靖暗示要将浙江的大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倒严”的主要干将徐阶，眼看一场获胜的战局又要偃旗息鼓，稀里糊涂地打成平局，忍不住挺身而出：“圣上，臣这两句话还有另外一番解释，要向圣上呈奏。”嘉靖立刻知道他要说什么了，因为他自己心里也很矛盾。只见他目光转向徐阶闪了一下：“说来听听。”徐阶毕竟是老臣了，说话柔中有刚，且很有分寸：“圣上上膺天命，数十年恭行俭约，为的都是我大明江山社稷和天下苍生。却有一班辜恩负义的贪吏，上侵国帑下掠民财，如浙江贪墨一案者！这些人倘若不严加惩治，实有负圣上肩负之天命、爱民之仁德。”自然，大家都听得出所谓“数十年恭行俭约”是恭维之言，但前面捧之，是为了后面堵住嘉靖的退路，前面把话说得好听一些，后面才敢说重话，这是官场上的一种非常高明的进攻性说话技巧。而且，这么说话，严嵩是无法接茬的。皇帝在犹豫的时候，其实是很希望有人来反对他在矛盾中做出的两可决定的。此时的嘉靖，他只是想试试这些人的态度。如果没有人反对，嘉靖可能就只好从轻发落了，但既然有人站出来反对，也就等于给了他从重处理强有力的支持，而且这个责任有人揽过去，这也是一件好事。或者说日后如果有错，可以找到替死鬼。当然，高明的当权者们，从来不会做出别人一说，他就改变主意的事，他们会找到一个合适的台阶自己下来。嘉靖知道徐阶在逼自己表态，两眼翻上去，想了想才开口：“‘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这首《国风》流传到今也两千多年了。老鼠年年打，年年打不尽。贪官朝朝杀，朝朝有贪官。徐阁老，朕交把快刀给你，你也杀不了许多。可该杀的朕也会杀。”朝廷之上，一句话杀人，就是这样的！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谋反自然是必杀的。但贪官会不会被杀，这要看大臣在皇上面前如何白话，杀贪官从来都会有另一些人的另一个目的包藏其中。正如嘉靖预示的：“老鼠年年打，年年打不尽。贪官朝朝杀，朝朝有贪官。”其实让他伤心的不是一个“贪”字，而是一个“过”字。所谓“知止而有得”，多数被杀的贪官，不在于贪，而在于贪得无度，而且形成了一种制度性的可持续发展的贪婪。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改稻为桑”是没戏了，国库亏空怎么填？严嵩不愧是在位二十多年的总经理，他比朱厚璁更知道“朱家”的钱在哪儿藏着。得到嘉靖的批准，严嵩让他的亲信鄢懋卿下去收盐税，忽悠了一圈，满载而归，收了三百三十万两银子。可是收回来了这么多的银子，嘉靖反而高兴不起来了。因为嘉靖发现，通过正式渠道，前年只收了一百七十万两银子，去年才收了一百四十万两银子。好厉害，严嵩一出手，一下子比前两年的总和还多出二十万两。这不是一种挑战是什么？大明国库的钥匙明摆着一半多是控制在严嵩手里，朝廷要用钱，得由他们来调度。更让嘉靖愤怒的是，据锦衣卫情报透露：这次鄢懋卿巡盐，实际上至少收了五百多万两银子，还有两百多万两银子早已分三条船，分别是送往江西分宜严嵩家和江西丰城鄢懋卿自己家（真不容易啊，现在只要用支票和信用卡就能轻松解决的事，当年得用船来处理，结果目标大了不是？被发现了），还有一条装作商船驶回了北京。
嘉靖真是火了：“好嘛，两百多万两银子三条船，游南游北，我大明这条运河是为他们修的！”当着吕芳的面，嘉靖气急败坏地拿起鄢懋卿的奏疏说：“鄢懋卿这只老鼠，居然还敢在奏疏里说什么‘为解君忧敢辞其劳’，又说跟严世蕃商量了，专留下一百万给朕修万寿宫？朕的钱他们拿二百多万两，分朕一百万，还要朕感谢他们！？” 这鄢懋卿死到临头了！不过一百多万两银子，也抵得上现今好几千万美金呢。替老板收回三百三十万两银子，这可能是严嵩不得不为之的失算，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其实，话又说回来，在“家”与“国”产权不清的情况下，给老板做事，有时也很难，做砸了不行，做好了也不行。现代人在反封建社会的贪官时，必须设定一个前提：产权归皇帝是合法合理的，否则，就没有是非可言。没产权就没有正义！嘉靖与严嵩的财产之争，有正义可言吗？正所谓“窍国者侯，窍钩者诛”！当然，两者的区别是，前者可以打出“替天行道”的旗帜，后者没有旗帜可打。西方人有句名言：“一切权力都信赖于被赋予权力的人对维护权力所做的努力。”这句话说起来的确有点绕，因此，做起来也就更不容易了。中国的几百位皇帝都说：“我已经努力了。”历史老人在20世纪初就悄悄地说了：“中国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在这个舞台上，不需要神仙、皇帝。”警世通言 在企业创业与守业的过程中，获得某种权利是远远不够的，能够持续地维护权利才是最重要的。为此，我们是相信制度，还是相信某些“人”，这是检验一个人市场意识的重要尺度，也是检验一个企业是否成为现代企业的重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