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过去的专栏里，我花了很大的篇幅讨论中国式管理的特质是礼治而非人治。想做事、能做事的领导者也懂得以法治理的好处，而不会肆意威权成为“人治”，所以好的中国式管理是礼法并治的。但是，总有人问我，现在很多企业中都有“能人”现象，难道不是人治管理吗？就让我从三九药业集团开始谈起。谈到三九集团，不能不谈赵新先。他原本只是第一军医大学的一位主任，1985年带着自已的研发成果和从学校借来的钱开办了南方制药厂。1991年解放军总后勤部收购了南方制药，使之成为具有军方色彩的企业。1992年，三九集团成立，赵新先开始多元扩张；1994年，在短期内就兼并了五十多家中小型企业，使其营业额在6年内从16亿扩张到153亿，并在2000年成功上市。该集团一度扩张到四百多家子公司，赵新先也因此当选“军队优秀企业家”、“联合国和平奖”等多项荣誉。只是扩张太快使得三九财务吃紧，而盲目的多元扩张又使三九在药业之外多了农业、食品、汽车、旅馆等等非其专长的业务，大多都经营不善赚不到钱。而赵新先却表现着“能人”特色，多大的投资都他一人一句话就算，而且很多决策十分粗糙，少了层层讨论以及层层把关，所以“五千万以下的资金流向，他也未必清楚”。最后，资金不足爆出财务危机，也爆出赵本人挪用公款而锒铛入狱。三九集团的例子说明了“人治”色彩太重的公司并不是一个好的管理典范：它或许成功于一时，但绝不是基业长青的卓越企业。如果我们眩目于今天这个企业很成功，那个老总得了奖，就很难归纳总结出什么是好的中国式管理，因为它们都有太多不一样的地方，更糟糕的是，今天的优良企业明天就濒临破产，今天的明星企业家明天竟成阶下囚，使得我们的结论一夕之间成了笑谈。所以我们看到的“能人”可能只是一时的能人，今日兴明日衰，兴衰如流星，也可能只是一世的能人—他在公司在，他去公司亡。另外，我们也太喜欢从“技术”的层面去分析一些成功的企业，有多少研究指向它们的公司文化如何孕育?公司核心价值如何产生? “能人”背后的做人处事哲学是什么?公司内如何维持和谐与合作?这些会在一个公司内形成做人做事的“潜规则”，也正是传统意义上的“礼”。
另外也有人问我，今天已经“现代化”的中国企业还需要中国式管理吗?西方的管理理论难道不够用吗?回答这些问题，我想从两个方面来谈，一是我们的产业结构；二是我们的经济发展阶段。在产业结构上，我们是“世界工厂”。这已经说明了我们长于制造业，但谈到服务产业与研发创新，我们还有一段距离要追。西方管理学有许多值得学习的部分，比如它的流程设计、工作设计、组织结构设计与制度设计以及其数字管理的精神，这当然是我们要学的，尤其是对制造业的管理，工作设计、流程设计与数字管理等等科学管理的知识更是万分有用，其实我们学得也很好，所以执世界制造业之牛耳。然而，工厂管理与工业工程是管理学门中数学用得最多的，因为其中人的行为因素较少，所以对西方管理理论与实务的引入最积极，也最有效。到了财务管理，行为面与制度面的因素就开始增加。至于onmouseover=displayAd(4);onmouseout=hideAd(); onclick=linkClick(4);>人力资源管理、领导及营销管理，面对的就是人，行为面的因素成了主要研究内容，西方管理理论一部分是符应一般人性的，仍然适用，但也有很多不加以修正就很难解释中国人的行为模式。最后是创业、创新与战略管理这些领域，不但行为面因素重要，制度环境更重要。这时，中国人的心理、行为以及今天中国转型经济里的制度环境就必须加以考虑，不能再对西方管理理论生吞活吃了。我的一个朋友—汉略科技的副总黄健吉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发现：如果一个经济仍以“供给面”为主，管理水平就不用很高，因为对重要资源的垄断，土地资源的供给不足，特许经营或政策限制等等因素，使得供给不足，供给就能创造需求，于是乎，取得关键资源或特许权力就能赚钱，对管理的要求不高。等到转为“需求面”主导经济时，消费者会开始挑剔，管理水平自然需要提升。不是吗？管理学理论也说企业会经过三个阶段:发机会财阶段、发管理财阶段以及发战略财阶段。如果今天大量的公司都在发机会财，甚至在发“寻租”财，靠着特许或垄断也有很好的赢利，那么一个老总的外部关系就会比内部管理重要得多，公司为什么要重视管理？老总再怎么作威作福，再怎么随意而为以至于管理混乱，也不会危及公司的生存甚至赢利，这时别说中国式管理，任何管理都是不重要的。这也正是把中国式管理归因于人治，把企业成功归因于“能人”的危险所在，因为我们研究的不是好的管理，而是特殊时代、特殊情境下的特殊个案。当我们的经济仍以工厂管理为主时，管的主要是蓝领工人，仍然是德鲁克所说的团队三型中的军队型管理——这种管理中人性因素相对较低。但随着经济转型，服务业越来越发达时，企业要管理的是专业人才，也就是德鲁克所说的交响乐团型企业。我们可曾研究过中国的人才有什么行为模式，他/她们有什么特殊的需要，他/她们与西方理论中的人才有何不同?到了德鲁克所说的网球双打型企业，也就是提供总体解决方案服务的企业以及研发、创业、创新的企业，人才的自主性就更高了，而且人才更需要自我组织成团队一起工作。此时，不只是个人行为模式重要，人与人如何相处并自发性地合作更重要，我们就不能不研究中国人的行为与人际关系的模式了。当然，随着国内市场经济的深化，我们已经看到某些行业进入高度竞争时代，甚至某些公司已经具有全球竞争能力，它们对管理的重视是毋庸置疑的。在今日中国由剥而复的岁月里，我们的管理水平也在逐渐提高，此时向西方学习有其必要，甚至足堪其用。然而自主创新的提出正标志着新的产业升级的开始，有朝一日，我们想要在研发创新以及服务产业也能具有国际竞争力时，就必须对管理中国专业人才有更多的了解，中国式管理的价值也将更为显明。 （本文摘自作者即将出版的新书《中国人的管理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