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市教育局杨帆 由“杨帆门” 事件说惩罚教育



 自从“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在中华大地流行以后,学校里的教育立马就换成了“以生为本”。于是,学生随之就变成了可怕的上帝,,甚或成了老虎的屁股,根本摸不得。如果胆敢有老师和学生较真,对学生进行批评甚至惩罚教育,那汹汹之舆论就会使你陷入千夫所指的危险境地。2008年1月4日的“杨帆门”事件就是明证。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在上课时发现听课的人数大大不够,因为那是本学期最后一节课,不少学生在上课之时把论文上交后就离开了,没有留下来听课。杨教授就骂那些走了的人,大意是:那些学生不象话,把论文交了就想走,没道德欺骗老师,并声称没在的学生全部都要挂科,还要把他们的名单整理出来送到各个院,以考试作弊道德败坏处理。随即他把门锁上,说:不许进来也不许出去!!里面的人也不许给外面的发短信,凡有敲门者,一律认为里应外合,要一并处分。然后接着讲课,门外渐渐聚集了很多问讯赶来的同学,在门口试探,片刻,门外响起了轻轻的敲门声,又过了一段时间,门外突然响起重重的踹门声。杨帆不动声色地走到门口,打开门开始破口大骂:是谁踢的门给我站出来,送到保卫处去,什么学生啊,扰乱课堂,混蛋,畜生!!!给我站出来,属老鼠的啊!!……骂了大约骂了十分钟,进教师后,把门重重地关上,又就着事情接着骂,这时一个女生背着书包从后面一路走向门口,杨帆说:你别走,没讲完呢,你干什么呀你?那女生很不以为然的说:你不觉得你讲这些很无聊吗?话不投机,这师生二人发生了肢体冲突,据说还打了起来,女生竟然踢了杨教授两脚。

 合肥市教育局杨帆 由“杨帆门” 事件说惩罚教育

       该事件在网上暴光后,迅速引起了网民们的热评,不过,大部分是指责杨教授的,什么“有辱斯文”,什么不配“为人师表”,有的还翻出了杨教授以前卖书卖光碟的老底,总之,把杨教授贬了个一塌糊涂。客观地说,此事件中杨教授是有他的不对之处,不能冷静地对待与学生之间发生的冲突,性格急噪,话骂得重了点,但话又说回来,杨教授充其量也就是实施了一下惩罚教育,可学生的表现却让我们这些做老师的感到了一种彻骨的寒心。我不明白,汹汹舆论为什么铺天盖地全指向杨教授了呢?面对犯错的学生,难道老师只能和风细雨地苦口婆心婆心苦口,这才是一个让人尊敬的老师?如果老师胆敢疾言厉色地批评惩罚学生,就要陷于口诛笔伐的可怕境地?看来,做老师的只能像海南的那位中学校长周常德学习了,“面对着调皮学生无心向学、校风日下的状况,为感化学生,重新唤回学生的向学意识,做为一校之长,他曾经3次跪在三尺讲台上为学生上课。更令人震惊的是,在全校的早操上,面对千余师生,众目睽睽下,他双手合拢跪下,发自肺腑地大声呼喊,‘求你们了,不要再玩闹了,好好学习。’”是不是只有这样做,包括杨教授在内的老师才是一个合格的好老师? 我悲哀地发现,现在的大环境已经不允许老师实施必要的惩罚教育了,在“快乐教育”、“赞美教育”的大好形势下,“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教不好的老师”这样的口号喧嚣于各级学校,谁不让学生快乐,学生也不让他快乐;你不赞美学生,学生就不赞美你。教育本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然而,现时教育者和政府、社会的关系,已变成简单的雇佣与被雇佣关系,教育者的收入则取决于对教育制度的服从(甚或盲从)程度;与学生的关系变成简单的现代消费关系。在这种简单的、赤裸裸的关系中,教育者丧失了师道尊严,为了能生存于这个世上,对受教育者只能“顾左右而言它”,或者盲目赞美,这就和家庭教育的溺爱一样,导致学生以后难以适应惩罚和挫折,有的甚至因一些小的挫折而萌生自杀的念头。这样的悲剧还少吗?

     事实上,社会中充满了惩罚,人们为了保证法律和社会规范的严肃性和有效性,经常会对违反法律和规范的行为进行惩罚。那么,老师又如何能够不把惩罚作为一种教育手段而让孩子们了解一个充满惩罚的社会呢?前苏联著名的教育家马卡连柯曾指出:“不惩罚的办法只是对破坏分子有利,如果学校中没有惩罚,必然使一部分学生失去保障。”“凡需要惩罚的地方,教师就没有权利不惩罚。在必须惩罚的情况下,惩罚不仅是一种权利,而且也是一种义务。”辽宁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傅惟利说得更明白:没有惩罚的教育是不完整的。

     写到这儿,我不禁想起了老北大的一个惩罚故事。1922年10月,北大教务会议通过一项决议:收取讲义费充作图书经费;购买讲义与否,由学生自行决定,如上课能认真听讲做笔记,讲义尽可不购。原来免费的讲义现在要出钱,顿时激起了学生们的强烈反感,要知道,北大是个有“造反”传统的大学。10月17日下午,数十名学生闯进会计室,对职员大肆谩骂恫吓;18日早晨,又有数十名学生拥至校长室,要求蔡元培废除讲义费。蔡元培将收费决定详细解释,并说三日内不收费;但学生寸步不让,双方越谈越僵,而且校长室外走廊上迅速聚集了几百学生,呐喊起哄,局面一片混乱。蔡校长又急又怒,一下站起身来,捋起袖子,向向吼道:“我跟你们决斗!”然后满脸青筋地步步进逼,学生们害了怕,方才散去,这就是北大的“讲义券事件”。蔡元培对这场风潮深感恼火和痛心,当天就写下辞职呈文离开北大,为了挽留蔡元培,校评议会还开除了一个叫冯省三的闹事学生。(《民国多少事》谢轶群著)

     蔡元培是幸运的,那时还有师道尊严,如果换到现在,他遇着的是那些酷爱辱师、欺师的学生,那北大就要上演一出全武行了,被侮辱不说,蔡校长还不知要受到多少流言蜚语的围追堵截呢,更不要说开除学生了,情形比现在的杨教授也好不到哪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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