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旅美夫妇13年追寻，记录西班牙内战里的中国人： 这是一群被遗忘的中国人。 1936年，中国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夕，西班牙内战打响。一群中国人，与其他52个国家的4万多名志愿军一起，先后奔赴西班牙，与当地反法西斯军民并肩作战。1939年，战争结束。这群人的故事也戛然而止。 半个世纪后，旅美华裔夫妇邹宁远、倪慧如无意间发现了他们的身影。二人不禁好奇：他们是谁？为何千里迢迢来到西班牙，参加一场无关的战争？为何外界对他们知之甚少？疑问始终萦绕在这对夫妇心头。两人决定追寻这群人的足迹，抹去角落尘埃。 历时13年，四方求索，两人最终合力完成了这本有关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中国人的著作。2001年以《橄榄桂冠的召唤》之名集结成书，在台湾和香港出版。经著名摄影评论家鲍昆引荐，此书近日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更名为《当世界年轻的时候：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中国人(1936-1939)》。 书中详细记述了13名志愿军的身世经历。“其实，他们用不着去参战，那是一个陌生国家的战争。这场战争不能为他们的家乡带来荣耀，但是他们还是不顾一切地，走进了西班牙死亡的阴影里。”倪慧如在接受时代周报专访时坦承，是因为感动，才坚定了两人继续追寻的决心。 扭转“自扫门前雪”的中国人形象 邹宁远、倪慧如夫妇成长于台湾，上世纪70年代初留学美国，从事自然科学研究。
夫妻二人的这场找寻，与一部名叫《正义之战》的西班牙内战纪录片有关。在这部纪录片里，倪慧如和邹宁远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不曾想象的“国际主义精神”。不过，夫妇二人最初并未在片中发现中国志愿军的踪影。只是因为感动，他们开始有意留心有关志愿军的消息。 1986年，正值国际纵队参加西班牙内战50周年，美国参加西班牙内战的志愿军“林肯旅”出版了一本纪念册。在查询纪念册中的美国参战者名单时，邹宁远、倪慧如意外发现了三个中国人的名字—Dong Hong Yick，Chi Chang以及Edwin Wang。 “我们怎么也不会料到有中国人参加，这是多么的不可思议！他们到底是谁？”即使现在谈起这个发现，夫妇俩还是难掩心中激动。但当他们采访相关美国参战老兵时，却没人能回答得出关于中国志愿军的更多消息。夫妇俩也遗憾地认为，惊喜过后，谜底最终仍将深埋在历史尘埃里。 但故事并未结束。因为采访美国老兵，夫妇二人与“林肯旅”的老人们熟络起来。邹宁远受邀与老战士们同去西班牙，纪念国际纵队撤退50周年。 在这次西班牙之行中，奇迹出现了。“一次会议散会时，人声鼎沸。有人从背后拍了我一下。我回头一看，是个陌生的老先生，矮胖的身躯，泛红的四方大脸，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有个朋友知道有中国人参加西班牙内战。”邹宁远回忆道。 五天后，在这位老先生的家里，邹宁远听到了那位名叫Yick的中国志愿者的事迹，并在《正义之战》里发现了他的身影。“那个镜头一闪而过，我们看的时候根本没有注意到，但是老先生把画面停住了给我们看，才发现是一个个子不高的中国人，有中国南方人的轮廓。” “很多朋友听说我跟宁远在寻找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中国志愿军，总会问这个问题：为什么？”倪慧如的解释非常简单，“怎么可能不被这场非比寻常的战争吸引？我们一直生活在美国，大家对华人的印象永远是各人自扫门前雪。可是当我们了解到，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人自顾不暇的时候，还有人去西班牙做志愿军，才真正感到我们不是别人以为的那样，我们中国人也会关心国际社会。”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刘禾在他为此书撰写的序言中，为两人13年的坚持给出了另一种解释—“我不由猜想，倘若倪慧如和邹宁远生活在20世纪30年代，他们无疑是最早报名参加国际纵队的华人志愿者。” 刘禾所言并不夸张。2011年夏天，邹宁远与其他33名美国人—包括著名作家爱丽丝·沃克尔（Alice Walker）以及一位86岁高龄、“二战”时进过纳粹集中营的犹太人，不顾美国和希腊政府的阻挠，与西班牙、加拿大、瑞士、爱尔兰等国的11条船只联合行动，试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巴勒斯坦人民的封锁。邹宁远所在的船名叫“无畏的希望”，上面载着上千封美国人民写给巴勒斯坦人民的信—早在前一年冲击加沙封锁线的“国际船队”的行动中，9人死在以色列特种兵的枪口下。在美国政府的授意下，希腊当局在海上扣押了邹宁远所在的“无畏的希望”，并对船长提起了法律诉讼。那次行动没有成功，但也无人丧生。 邹宁远说：“我们在台湾长大，接受蒋介石统治下的台湾教育。虽然那时对大陆的情况以及‘左翼的思想’是完全封闭的，但是整个教育依然还是遵循真善美的宗旨。我觉得我们做的这些事，无论是自然科学的研究还是参加社会运动、找寻志愿军，都是在追求真善美。” “华工”类与“知识分子”类 为探寻国际纵队里的华人志愿者，倪慧如和邹宁远曾多次自费旅行到荷兰、法国、捷克、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他们也到访过大陆，寻找志愿者中的幸存者及遗孀和朋友。 通过大量走访，邹倪两人发现，参战的中国志愿者实际上来自世界各地，有从中国出发的，也有从法国、荷兰、美国出发的。来到西班牙后，他们被分配在不同的国际纵队，与来自五十多个国家的志愿者并肩战斗。 倪慧如还记得一个名叫陈文饶的广东人。“他从纽约来到西班牙，加入林肯兵团。这个快乐的小伙子在战场上受过伤。最终，他战死在西班牙，还不满25岁。”另外一个叫谢唯进的四川人也让她印象深刻。西班牙内战爆发时，谢唯进身在瑞士，已在英法德等国留学和工作了17年之久。上战场前，谢唯进把年幼的儿子托付给身边的朋友，只身来到西班牙，分配进入奥地利军团机关枪连，担任士官。 “战败后，谢唯进被关进法国的集中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才返回重庆，在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从事秘密地下工作。其实，有陈文饶和谢唯进这种经历的人，在西班牙的国际纵队中并不少，他们都是一些可歌可泣的人物。” 倪慧如介绍说。 如果要给《当世界年轻的时候》一书中记录的13位志愿军做一个归类，倪邹二人说，大致可分为“华工”类和“知识分子”类。 倪慧如感慨，在“华工”类别中，有些人的经历非常奇特，如大字不识的刘景田和他的工友张瑞书。两人在一战期间被欧洲协约国从山东招聘到法国，加入了将近20万人的华工队伍，为协约国赢得最后一战立下了汗马功劳。战后，绝大部分华工被遣送回国，刘景田和张瑞书成为法国雷诺汽车厂的工人。西班牙内战刚一爆发，他们就报名上了前线。 “知识分子”代表如湖南人张纪，上海复旦中学毕业，1918年赴美留学，先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后转入明尼苏达大学读矿冶工程，大学毕业后在奥立佛矿场公司谋得了一份工程师的工作，本想一心融入美国主流社会。1929年10月，华尔街股票市场突然崩盘，引发全球经济大萧条，同时也将张纪的美国梦打个粉碎。几年后，张纪毅然参加了国际纵队—当时有很多美国人不顾政府警告，冒着诸多风险跑到西班牙参加林肯纵队，这些人在大萧条中的经历和张纪很类似。 但无论华工还是知识分子，书中记录的日后返回中国的中国志愿者，很难再次找到踪迹，谢唯进是个例外。 在大陆的寻访中，倪慧如和邹宁远找到了谢唯进的养女谢进珍，更联系到其身在莫斯科的儿子谢弥东，借此了解到了更多有关谢唯进的故事。 “‘文革’时，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谢唯进也逃不掉屈辱。由于太太是苏联人，他被人叫做谢老修。1976年，‘四人帮’倒台，原本进京希望获得平反的谢唯进却被查出了癌症。知道自己命不久矣，谢唯进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整理出了他在西班牙内战时期的资料，有两大箱，并在临终前交给了谢进珍。” 在这本书的扉页上，有一句话让人过目不忘—“相信‘四海一家’不是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