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石元康先生住在香港元朗锦绣花园，生活如同隐士。每天饮食简朴，读书，散步，看体育节目，有时来畅谈学问的是学生周保松。石元康讲一口地道的国语，对华文学界十分关心，对西方哲学的探索依然孜孜不倦。 牟宗三像魏晋人物
1943年，石元康在浙江出生，四岁时随家到台湾。1961年考上台湾大学哲学系，曾听过殷海光的几门课。石元康去过几回殷海光家，但彼此不熟，他回忆：“殷先生是一个启蒙的角色。殷先生告诉学生自由主义是什么，对学生相当热情，所以，在台大有一批人受殷先生影响。那个时代跟殷先生最熟的大概是陈鼓应和王晓波。”而石元康评价徐复观与殷海光的关系：“徐先生和殷先生很特别，开过笔战，后来没有来往了。殷先生得胃癌以后，徐先生马上来看他。殷先生过世，徐先生写文章说：痛悼吾友，痛哭吾敌。” 在台大哲学系，石元康与西洋哲学史的年轻教师傅伟勋颇熟，晚上常常聊天。林文月则教过石元康的大一国文，“林文月在台大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台大路边有一个大水沟，听说有男学生骑脚踏车，只顾着看林文月，就骑到沟里去了。” 石元康在台大读了七年书，获得硕士学位。毕业后教过几年书，1974年到加拿大渥太华大学留学，石元康当初的想法是要好好学习马克思的思想。“因为当时的世界一半是自由主义，一半是马克思主义。我们在台湾是不准读这种书的。我想了解马克思到底有什么想法。我觉得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非常深入。”石元康的博士论文是研究罗尔斯，六年后获得博士学位。他对自由主义下过很深的研究功夫，后来出版了《当代自由主义理论》，介绍罗尔斯、德沃金、伯林、哈特等重要的当代自由主义思想家。 1980年，石元康到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教书，2006年退休。从中文大学退休后，他去台湾中正大学教了两年半书，在2009年初退休。石元康曾与劳思光同事，他说：“劳先生头脑非常清晰，写文章条理分明。记得我的硕士论文指导老师黄振华告诉我，他一辈子碰过最聪明的两个人，一个是劳思光，一个是南怀瑾。”这两个聪明人不久前相继去世了。 石元康与牟宗三关系甚近。他说：“牟先生有一点像魏晋人物，很有真性情。牟先生跟余英时先生去金庸家里下围棋，常常输。牟先生下棋好像不用心，他教学生下棋，下了一阵子后，就输他们。他的书，讲儒家的是《心体与性体》，讲道家的是《才性与玄理》，讲佛家的是《佛性与般若》。《才性与玄理》里面讲魏晋这一段，深切表现魏晋人物的悲凉。牟先生一辈子信奉儒家，可是他对魏晋的感受非常深。我觉得牟先生是民国以来哲学思路最清晰的哲学家。” 读书时梁文道常常逃课 石元康教过社会政治哲学、伦理学、历史哲学等课程，开过关于自由主义、社群主义与儒家的专题性课程，还开过研究哈贝马斯、麦金泰尔的课。石元康说：“中国这一代的哲学工作者应该做一些工作，其中之一就是介绍一些西方哲学到中国来。秉持着这种想法，我就第一个把罗尔斯的东西介绍到华人世界里来。1980年代，大陆刚刚接受自由主义的思想，我想很多人也都看了我的书稿。我总是鼓励学生出国去读西方哲学。西方哲学是在西方文化里产生的，去那里住，才能感受那种文化。我在台湾没有学到什么了不起的哲学，我的哲学全部都是在西方学来。我跟学生讲：我教你们的这些东西，你们到西方去可以跟得上。学术上、教学上，我希望还算多少做了一些工作。” 石元康的学生中，如今颇有名气的有梁文道、周保松、周濂、邓伟生。石元康说，梁文道读书时代常常逃课，现在看他读书勤快，文章也写得不错，可惜太忙了，“做学问要有闲”。周保松的博士论文也是研究罗尔斯，现在任教香港中文大学，算是接续了石元康在中文大学开出的教授政治哲学的传统。石元康不大上网，他听说周濂现在也是颇有名的作者了。 石元康认为对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不必悲观：“希望久而久之会有人出来吧。当然，这是很难的事情。像罗尔斯的思想也是从洛克、卢梭、康德的传统来的。哪有像孙悟空一样从石头里蹦出来，还是要靠传统。凭良心讲，中国的人文，无论是哲学、历史、文学作品，跟西方实在有相当的差距。谁也不能否认这个事实，中国一百多年来各方面都显得衰落。希望慢慢能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2009年底，石元康重游故乡，不免感慨中国的变化是天翻地覆。“我去杭州看西湖，看看那些建筑，觉得中国文化真有优雅的一面。中国传统的琴棋书画是好东西，书香是在其中浸润出来的。不像现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流行的东西给我的感觉只是恶俗。中国现代化一百多年，虽然跌跌撞撞，可是食衣住行、娱乐、教育各方面，除了食之外差不多都是现代化了。我们穿的衣服是洋装，盖的是洋房，行的是汽车、飞机。娱乐节目、体育运动基本上都是洋人的。学校学的不是我们传统的所谓六艺、六经，而是自然、物理、生物、经济、政治、社会、哲学，基本上已经洋化得差不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