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儒家代表人物孔子把教育内容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其中以德行为根本。孔子是一位成功的道德教育家，教育理念与世界观的一致性，是孔子教育成功的原因之一；善于运用德育方法是其教育成功的关键。
德育方法由不同层次的方法构成的，有方法论层次上的德育方法，如因材施教法，也有具体方法。不同的教学方法有着不同的特点和功能，有着不同的适用范围。孔子非常善于运用教学方法，本文尝试着对孔子的身教法加以探究。
一、身教及其作用.
身教就是以身垂范。《说文解字》上说，“教，上所施，下所效也”，其中包含有身教的意思。
首先，身教具有教化作用。人的行为是在一定的思想、信念等指导下进行的，所以，别人可以透过一个人的行为体会到他的思想信念。如果受教育者认同他人行为的合理性，也就能接受他人的思想信念，具体表现为或增强已有的道德信念，或改变原来的错误观念，从而实现教化功能。王安石在《原教》中说：“善教者之为教也，致吾义忠，而天下之君臣义且忠矣；致吾孝慈，而天下之父子孝且慈矣；致吾恩于兄弟，而天下之兄弟相为恩矣；致吾礼于夫妇，而天下之夫妇相为礼矣。”
其次，身教具有榜样作用。一个人的行为如果对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就容易被周围的人所肯定，并自觉不自觉地进行模仿。社会学习理论认为，儿童只需要通过观察学习就可以获得大部分的新行为，环境、社会文化以及成人榜样直接影响儿童的道德形成和发展。
再次,榜样还通过激励和感染，促使人们坚定信念并化为实际行动。激励程度比较重，短时间内就产生作用并可能立即使人付诸行动。感染是程度轻的，不一定短时间内就转化为行动。
二、孔子重视身教的作用
儒家的教育是做人的教育，因此，身教法就显得尤其重要。
1、孔子重视统治者的表率作用。
孔子认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第十二》），这句话的意思是：身居高位的主政人的品质如风，在下者之品质如草。风加在草上，草必然会随风而倒，由此可见统治者在道德教化中的重要作用。
中国古代，官员特别重视自身的道德修养，西周时有“作之君，作之师”的说法。从孔子创私学，官与师分离，使教师成为职业。到了战国，天、地、君、亲、师五类同受崇拜。
大舜见人捕鱼，年轻体壮的人捕于深潭厚泽这些好的地方，而年老体弱的人捕于激流浅滩，心里很不是滋味。于是大舜与年老体弱的人为伍捕鱼，在捕鱼的过程中，见渔者相争而不言，渔者相让则赞扬之，一年之后，则人们相让深潭厚泽矣。在这里，大舜就是通过榜样的作用来教育大家。对榜样的模仿本身就是一种道德行为。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颜渊第十二》）这句话指出了为政者在道德教化中的作用。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第二》）这句话指出为政者当以德行为本，不断完善自己，为百姓做出好榜样。
这种发挥官员在道德教化中的作用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尧舜禹时代实行的禅让制，说明当时的领导者是以天下为公，所以能够不谋私利，为百姓选出德才出众的接班人。
尧为陶唐氏，名放勋，史称唐尧。因为仁爱有德，被推举作了部落联盟的首领，在位70年时，问四方首领：“你们能接替我的位置吗？”四方首领都回答：“在下德薄，有辱首领之位。”尧又问：“那就请你们举荐朝野的有德之人吧！”于是唐尧禅让虞舜，并把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许配给舜。
舜又禅让给治水有功的禹，禹年老后，把职位传授给伯益，但给了启很高的职位。许多诸侯都反对伯益而拥护启，伯益发觉，拘囚了启，启摆脱了拘囚，率部下攻击并杀死了伯益，作了部落联盟首领，自立为帝，建都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因启的部落名夏后氏，故史称夏朝。“天下为公”的原始社会被“天下为家”的阶级社会所代替。，儒家经典把夏禹作为“小康之世”的开端，以区别于以前的“大同社会”。
现在社会也是如此。官员如何做，百姓如何学，所以，要建设和谐社会，政府官员起着根本的作用。
2、孔子严格依礼行事，践行了身教法。
“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述而第七》）这句话表明了孔子以道德修养为目的，因此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完善自我。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第七》）这句话告诉我们，孔子以道德修养为重，所以能够择其善者而从之，不善的便反省自身并加以改正。
“……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学而第一》）从子贡对孔子的评价可知孔子为人温和、善良、恭敬、节俭、礼让，可见孔子非常重视自身修养，为学生做出了好榜样。
道德教育是做人的教育，教师都做不到，怎么会希望学生去做呢？要想使大家都去做，必须理论本身是正确的，然后还要有一个优化的环境，即无论是家庭还是社会，还是学校，能使有道德的人有好的结果，才能引导大家成为道德人。
在中国古代，不仅官员自觉践行道德标准，而且社会有一个道德环境，官员的提拔也与道德水平挂钩，如汉代的举孝廉制度。清代的雍正皇帝，在日理万机地批阅奏折时写道：我若是这么做，会让后人骂的。可见，古代的道德教育不仅是教室中的照本宣科，而是一个全方位的复杂的系统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