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孔子的学生都学《诗》，孔子注重在艺术中陶冶性情，成就圣人之道。
《诗》是中国文学的精华，最能陶冶性情，使人的喜怒哀乐皆能中节。《为政》篇：“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三百篇全为真情流溢之作，学得这个真字，言行思想无不率真，便是由《诗》入道。这样，内容上是大道的表达，再配上和谐的音乐，使学生在生动活泼的艺术教育中提升人格，从而做到寓教于乐。
《尚书》中记述舜继位后对掌理音乐的官说：“诗言志，歌咏言”。意思是用诗来表达道，咏是吟诵，诗作成后，用歌唱出来叫咏言。道加上音乐作用于人，使人修道的心引发出来，和谐之音声使心净化。
《关雎》是《国风》中《周南》的第一篇，赞美后妃之德，写周文王作为殷诸侯时想求到理想的后妃，帮助他办理宫中的事务。“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窈窕是既悠闲又娴静，思想端正；淑是善。
《蒹葭》属《秦风》，代表中华文化，天下太平。周平王封秦襄公为诸侯，把岐山以西的土地封给秦，这块土地上的礼乐教化的状况与自己秦地原有的状况不同，此诗劝诫秦实施礼乐教化。“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如果仅从文辞研究，显然这是怀人诗，但诗经小序则说：“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礼，将无以固其国焉。”秦国在周朝原为一个附庸，到了秦襄公，因以大夫领兵，替周家解救犬戎之难，作战有功，周平王东迁，襄公又出兵护送，平王因此封襄公为诸侯，并赐岐山以西之地。襄公治理此地时，不用周家施之已久的礼教，而实行兵戎政策，以致周家的遗民不服。诗人鉴于礼教为治国之本，遂作此诗刺之，希望襄公戒而改之。诗用比体，蒹葭是水边初生的荻苇,蒹葭苍苍，比喻周家的黎民。白露为霜，比喻周王的德政转变为襄公的霸政。所谓伊人，是指当时尚有西周的贤者，堪与襄公共图国事。在水一方，是说贤者隐于苍葭水湄之间，也就是隐逸于民间，可以求得。但如求而不合乎礼，则使求贤之路受阻而且遥远，所以说：溯洄从之，道阻且长。如能依礼而求，便与贤者逐渐接近，所以说：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蓼莪》属《雅》，讽刺周幽王，是孝顺教化最好的诗。
由此可见，《诗》的内容是很适合道德教化的，所以，孔子非常重视诗教。
据《阳货》记载：“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这一段话告诉我们，孔子的学生子游在担任武城县长时，用《诗》和音乐进行教化，孔子非常高兴，和子游开玩笑地说：“杀鸡焉用牛刀？”意思是说，治理这么一个小县城，怎么能用得上弹琴唱诗这种“牛刀”？可见，孔子和弟子们都认识到弹琴唱诗和人的道德修养有着密切联系。
《乐记》阐述了音乐与人的道德修养之间的关系：“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乐记》引用子夏的话指出了淫溺之声、纤柔之声以及急促偏邪之声使人的心智烦乱骄狂，不利于道德修养：“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乐记》进一步阐明了先王立乐之方：“先王耻其乱，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乐而不流，使其文足论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气得接焉。是先王立乐之方也。”这几段话说出音乐与人的道德之间的关系。
可见，艺术教育作为道德教育的重要手段，有着深刻的理论依据。《韶》是舜时所作的乐曲，反映了舜的德治教化，孔子聆听《韶》乐之后，三月不知肉味，孔子在《八佾第二》篇中对《韶》的评价是“尽美矣，又尽善也”，可见艺术对人的影响之大。
孔子不仅在教学内容上重视《诗》的教育，而且在形式上重视寓教于乐。中国古代的教育在小学时主要的教学方法是读诵，老师不讲解，学生在读诵的过程中，道德仁义的内容占领着头脑，思想就比较纯正。而且古人的教学理念是“书读百遍，其义自见”。
等到十五岁以后上了大学，也就是太学，老师开始讲解。老师是背过的，学生也是背过的，所以，教学过程中基本上不需要书本。老师就经常带领着学生游山玩水，一边进行着学术研讨，共同提升着学术境界和做人的品味。由此可见，古人的读书真的很快乐呀！
参考资料：徐醒民教授的《儒学简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