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面对房价的“拐点迷雾”，持币待购者依然在观望着；与此同时，“夹心层”住房问题正在被列入一些地方政府的议事日程，有的已经采取了具体的实施步骤。这对于那些既买不起商品房，又不符合购买经济适用房条件，也不能参加集资建房的“夹心阶层”来说也许是一件好事，不过它远没有“房价拐点”那样倍受关注，由此可见，控制房价才更为关键，否则很它可能为房价继续升温提供支撑。
与经济适用房相比较，针对“夹心层”所设计的“限价房”（与政策性租赁住房合称“低租低价房”之类），虽然价格受限，开发商依然有利可图。利润率虽然偏低（北京市限制在8%—10%之间），但是如果形成一定的规模，其绝对值仍然是一块诱人的“蛋糕”，因而开发商总会愿意抓住从中分一杯羹的机会。况且“限价房”市场相关政策尚在探索阶段，有一定的空子可钻，可能引发新的一轮博弈。比如，“限价房”价格多少才合适，应当卖给哪些人，其开发资金来源如何保证以及建设运营采用什么模式等等，都有较大的自由操作空间，开发商与地方政府部门之间有可能产生新的权钱交易。如果“限价房”一哄而上，还可能形成地方政府与中央宏观调控的博弈，例如以开发“限价房”为由加大建设规模，使得“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的政策失效；以解决“夹心层”住房问题要求银行提供贷款，“从紧”的货币政策不得不有所放松。
毫无疑问，解决“夹心层”住房的问题需要一个过程，如果房价过快上涨势头得不到遏制，部分楼市目前的限价承诺给“夹心层”所带来的优惠很容易被涨价因素冲销。重庆市南岸区在对住房困难低保家庭实现全覆盖的过程中，商品房价格由每平方米2000元左右上涨至5000元。按照这样的时段价格差计算，后来的“限价房”价格远不及当初的商品房价格实惠。一般说来，所谓的限价需要按照当时商品房价格的一定比例来确定，如果限价的比例远不及房价上涨的幅度，那么它还是解决不了“夹心层”当初买不起商品房的烦恼。其实，“限价房”的出售价格低一些，往往要以政府出让土地时价格低一些为前提，这并不是对开发商的限制。除此之外，房屋品质、物业配套、小区环境都会对房价产生重要影响，开发商如果在这些方面做些文章，投机行为难以避免。加上原材料及劳动力成本上涨，“限价房”的价格必然随着走高的商品房价而水涨船高，无法体现保障功能。由此可见，以“限价房”之类的形式解决“夹心层”买房难的问题不如直接控制房价。
事实正是如此，按照北京市确定的“比周边普通商品房价格低10%—15%”的定价原则，海淀区西三旗首批限价房定价为6350元/平方米、比周边楼盘价格低3000元左右，但是许多北京市民似乎并不觉得有多实惠：“挺贵的！还是买不起！”。将普通商品房的价格下降一定幅度后，如果连收入相对稳定的中产阶级都感到承受不起，或者说明商品房的价格有问题，或者说明房地产的开发政策脱离了中国国情，都应当予以控制和纠正。中等收入者为了拥有体面的住房而沦为房奴，为此付出几十年打工的收入，甚至要心甘情愿地重新归入“下流社会”的行列，这种现象显然相悖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想解决这样的问题，控制房价才是治本之道。“限价房”问题的提出说明，控制房价是可以做到的，至少可以在特定时期促使房价下浮10%以下。控制的办法就是拿出政府解决“夹心层”住房问题的方案，将其用在整个商品房市场上，至少值得再“摸着石头过河”一回。只要能够在整体上将商品房价格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中等收入者购房理应有一定自主选择的余地，是不应当成为政府的一个“包袱”的。
人们有理由相信，各地政府只要愿意，完全能够在不影响经济发展的前提下控制住房价，问题在于能否抑制自身追求土地收入之类的冲动。正如开发商在“限价房”建设中仍然有利可图一样，政府在为此提供“限价地”时仍然会保持一定的收入，如果地方政府不能自觉抑制提高土地收入之类的冲动，那么在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出现转折性变化的时刻，关注“夹心层”住房可能会在控制房价方面起到相反的作用。如果将“夹心层”住房做成“夹生饭”，反而会对中等收入的家庭不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