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酒的作用常常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高兴时痛饮以尽兴，不高兴时小酌以消愁。有人以喝酒为累，比如在应酬公关活动中陪吃陪喝宁伤身体不伤“感情”之类；有人则以纵酒称逸，比如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以“酣饮为常”。对于以喝酒为累的人来说，不防从竹林七贤纵酒之中领略一下其超然的风姿情调，不过那真需要具有“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山水之间”的情怀才能做到。
竹林七贤是汉魏之际的七个士大夫：嵇康、阮籍、阮咸、山涛、向秀、王戎、刘伶，他们都是一时名流，跌宕太行之脊，共同的特点就是嗜酒，相聚后往往肆意酣畅。阮籍本不屑于做官，但是听说有一个“步兵校尉”的官职空缺，该官职管辖的“厨中有贮酒数百斛”，便想办法谋得了这个职位，所以有人把他叫阮步兵，因酒而得名。沛國(今安徽宿縣)人刘伶酒瘾最大，可以把酒当水喝。但是他老婆管得严，常常把家里的酒放起来。有一次刘伶口渴的厉害，便向老婆讨要。死缠硬磨，老婆不给，他发了脾气。老婆在神庙前祭祀，向祖宗哭诉：“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那意思是说，喝酒不利于健康，求鬼神帮助夫君把酒戒掉。刘伶就跟老婆商量：“这个办法不错，‘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你供酒肉于神前，我亲自向鬼神许愿。”老婆信以为真，按照礼俗将大块肉大碗酒摆在神案上，让刘伶发誓。谁知道刘伶跪下来说的却是另外一套：“‘天生刘伶，以酒为名’，我的酒量一次可以喝十斗，平常喝五斗根本没有问题，‘妇人之言，慎不可听！’”说完便引酒进肉，痛饮起来，等他老婆发现时，他已经酩酊大醉矣。从此刘伶老婆再也不管他喝酒了。刘伶有两个酒习，一个是巡饮，就是一边行走一边喝酒。他经常随身带着一个酒壶，乘着鹿车，一边在山林间梭巡，一边饮酒。刘伶的一首《酒德颂》说的就是这种情景。还有一个是裸饮，就是脱衣裸形在屋中放怀喝酒。有人讥笑他，他说：“我这是把天地当房屋，房屋当衣裤。”
“七贤”相聚之时，能够敞开心胸，完全不必拘泥于世俗礼数，不必相互设防，饮酒谈笑，妙趣横生，笑傲权贵。有一次，嵇康、阮籍、山涛、刘伶在竹林酣饮，王戎姗姗来迟，阮籍说：“俗物已复来败人意！”王戎是“七贤”中比较庸俗的一位，在官职上虽然没有什么建树，家产倒置了不少，却非常扣门。这次他又是来蹭酒的，所以阮籍讽刺他，说他来了就让人扫兴。王戎也不恼，反正有酒喝就中，笑着回答：“你们有这么大的兴致怎么能会让我给扫了呢？”王戎比阮籍小24岁，两人也属于忘年交。王戎20岁行弱冠礼的时候请阮籍主持冠礼，有个叫刘公荣的高官在坐。王戎说明来意后就想在阮籍家里蹭酒，阮籍心情正不错：“我这里刚好有二斗美酒，我们俩好好喝，这位刘公荣大人就免了。”二人交觞酬酢，真个把刘公荣大人晾在一边。不过言语谈戏还像是三人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没有什么不自在。有人觉得奇怪，问阮籍为啥慢待刘公荣大人，阮籍回答：“比这位权贵强的，我不可不与饮酒；不如这位权贵的，我不可不与饮酒；唯有像这样的权贵，不能让他和我们一齐饮酒。”原来这位刘公容大人标榜自己广交天下朋友，与人饮酒不分贵贱：“比我强的，我不能不和他一块喝酒；不如我的，我也不能不和他一块喝酒；和我一样强的，我同样不能不和他一块喝酒。”阮籍的态度正是对他的讽刺。
竹林七贤退隐山林，放纵形骸，嗜酒的程度有时候显得荒诞，但是他们的灵魂深处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充当社会脊梁的信念，仍然心系天下，只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采取了一种特殊的生存方式，我们今天应当给予正确的理解。正如《晋书》本传评说阮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酣饮为常”。阮籍的母亲病逝，晋文王却让他伺宴，阮籍也没有推辞，坐进酒肉如常。有个叫做何曾的“司隶”看不惯，向晋文王告状，建议晋文王把阮籍流放边疆：“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坐饮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阮籍何尝不知魏晋崇奉礼教，但他深知那只是做给别人看的虚伪面孔。曹操杀孔融，司马昭杀嵇康，所用不孝的罪名都是莫须有之辞。阮籍敢于在大庭广众挑战礼教，虽然不能说是对司马氏的抗议，至少也可以看作是一种讽刺。七贤常以竹林相聚，代表的就是一种气节。竹子“寒风不变终身节”，颇有君子之风。所以魏晋文士对“比德于君子”之竹有特殊的爱好，素有“君子之与友也固宜”之说。据史料记载，司马昭称帝后欲为其子求婚于阮籍之女，阮籍不便于固辞，借着酒醉，躺了60多天，使得司马昭没有机会开口，只好打消了这个念头。
其实在竹林七贤中也有对自己的酒量相当克制的，向秀对饮酒态度是最平淡的，他的饮酒兼容儒道的名教与自然，但求中和之理，颇得庄子不齐之齐的深意。山涛借酒交友，酒量大而有节制，颇像他的为人处世，很善于把握分寸。王戎饮酒虽然有时狂如阮籍，但更多的时候又掌握节度似山涛。竹林七贤饮酒不会惹是生非，晋文王称阮籍说话太谨慎，每与之言，没听说过他随便道人短长。王戎说他与嵇康相处二十年，从没有见过嵇康的情绪忽高忽低。这些对于我们今天来说，长期生活于闹市或者处于竞争旋涡之中，如何掌握生活节奏，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都可以从中受到诸多有益的启示。
竹林七贤超逸的酒风酒德，雅致高量的自由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在历史中形成了一种精神的象征，创造了一种在今天的人们看来仍然令人企慕的生活模式。在修武县云台山百家岩周围有嵇山、刘伶醒酒台、嵇康淬剑池、阮氏竹林等许多有关七贤的遗迹，至今仍有不少人前去探古访幽。近年那里又发现了暴露于地表的约5平方米的红烧土以及同时出土的汉代瓦当、红陶菱形纹饰缸沿和陶片，还有3个酒坛。根据其质地、彩绘、纹饰、造型来推断，完全是东汉制陶风格，更引起了人们的兴趣。不过，今天的学者们挖掘和弘扬竹林七贤的文化及其精神，热情不在竹林七贤的嗜酒或者酒量，而是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精神：
首先，回归自然需要以酒为媒。和大自然友好相处，生存质量的提高，酒是一个很好的媒介。现在依然有人贪杯，有人迷恋自然风光，但是很少有人能将两者很好地结合在一起。酒绿和“灯红”常常连在一齐不说，旅游常常是行军式、猎奇式、走马观花的观光，热门景点离不开商贩的搔扰和购物的诱惑，回来都很累。这就不如学学竹林七贤，将饮酒与旅游结合起来，真正“陶醉”在其间。这当然不能算作退隐，可以形成一种渡假式的旅游，以便更好地贴近自然。
其次，追求健康可以以酒为媒。酒喝多了会伤身体，但饮酒本身不是和健康相悖的。服食和饮酒是魏晋名士三块“金字招牌”中最为流行的两种。服食也就是吃保健药石，促健康长寿。竹林七贤两者兼顾，嵇康是其中的典型。史料记载，嵇康“常修养性服食之事”，时常进山采集草药。在他看来，如果“导养得理，以尽性命，上获千馀岁，下可数百年，可有之耳”(《养生论》)。保健酒、健康酒的生产似乎解决了这个问题。不过我们说的健康还包括心理健康。饮酒对于心理健康的作用主要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解荣辱、生死、苦乐的偏执，重新找回心理上的平衡。在适量饮酒中，身体和心理健康的调节可以相辅相成。
再次，陶冶性情更须以酒为媒。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人们的生活节奏变得快捷，人们的精神压力也陡然增加，如何减轻精神压力，使人在现实生活中得到最大的满足，竹林七贤的一些做法值得参考。投入大自然的怀抱之中净化心灵，以饮酒放松身心；还可以在饮酒中表露出率真，回味一下童趣，使得难言之隐自然流露，彼此之间也用不着客套，直言无忌。借酒怡情遣性，怡养身心，陶冶情操，可以使我们的心灵得到净化，其中营造生活情趣的正面价值不可低估。
当然，汉魏之际战乱频仍，不能与我们今天的复兴盛世同日而语，但是市场经济难免有竞争乱像，还会有各种“败德”行为的困扰和诱惑，如果我们能像竹林七贤那样绝不肯同流攀附，开辟和坚守经营规范，以把盏交杯坐观商机，正当致富，也不失为一代儒雅风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