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福洪
中国的高校,社会大众对其表现十分不满。主要是:育人环境不佳;大学如行政机构;学术味不浓,“象牙塔”变成了“假山”;没有培养出世界级的科学人才;以及人才适用性差。
而高校的教师,对高校也有许多的不满意,主要体现在:教师主体地位在高校没有体现;官本位盛行;教师收入太低,投入与所得不对称;科研只讲数量,不讲质量等。
内部和外部都不满意,说明中国高校的确有问题,非改革不可了。
一、中国高校分类发展要来真的
分类发展,不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给钱多与少的区别,而是如何给钱的问题;考核与评价问题等。
分类,不是因为谁本事大小的问题,名气问题,而是培养人才的定位问题。
中国高校受精英教育模式的制约,所谓普通本科大学规模太大,培养的人才“低不成高不就”,就业成了一个社会问题。社会人才结构是一个正宝塔形,即顶尖人才需求小,普通人才需求大,即高、中、低逐次加大的正态分布。但中国的高校,按顶尖级人才培养的大学生,比普通高级人才数量大得多,且所有高校都向培养顶尖人才的方向努力,并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而用人单位“人才高消费”现象愈演愈烈,一般岗位专科生就行,硬要招收本科生;本科生就可以的岗位,一定要招研究生;而必须是研究生的岗位,反而被专科生,杂牌军占领。
本科和研究生招生规模一直在扩大,大学生毕业即失业,已成普遍现象,国家教育部至今没有改革的方案出台,冷漠到无法容忍的地步。
中国高等教育已进入大众化教育阶段,大众化教育阶段同样有精英教育,高级人才也有类别之分。作为国民教育,就是要针对社会人才需求岗位的量、等、级,划分学校人才培养目标,即类别。这一点没有搞清楚,就是定位不准,发展就是糊涂发展,浪费国家教育资源。
国家教育部,不要被那些貌似高深的教育理论和西方的一些做法所左右。中国是什么国情就按国情需要办,适合自己的就是科学的。我国要学习的外国办高等教育的经验,就是要“说真话、做实事、学术本位”。
定位,就是培养的人才的就业方向。虽然毕业生不一定是按培养方向就业,但学校必须按就业方向的人才标准培养。其中,本科生与研究生之间应该有所区别。
我认为:“986工程”类的学校,就是中国高等精英教育,所谓“精英”,就是就业方向是中国国家级科研单位和“211工程”类的大学。其中的清华、北大、科技大三所大学,就是中国的顶尖大学。所谓“顶尖”,就是他们将来有可能成为中国最高级科学技术人才,是科学院院士、工程院院士、社科院院士(虽然现在中国没有社会院院士,这是中国社会科学届之悲哀)级的人才。
“211工程”类的大学,除“986工程”学校外(“211工程”的大学包括“986工程”的大学),其人才培养方向,应该是国家科研单位和“211工程”类的大学以外的全社会所有企事业单位的最高级人才岗位。“211工程”类的大学培养的人才是研究型、开发型、工程型、创造型人才。创新素质的培养,是其核心要求。
非“211工程”类的普通大学和高职教育,都是“职业型”、“就业型”大学。其研究生教育,也要按就业岗位的需要来培养。高等职业教育的专业来自社会职业,但高于社会职业的知识与能力。它与“211工程”类的大学的区别的核心表现,就是教学要按“工作过程系统化的课程”教学,提高毕业生的职业能力,外在的表现就是“产、学、研一体化”。
这就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定位与三层分类。
二、中国高等教育要从国办的禁锢中走出来
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对于高等教育来说,除80年代有一段时间外,整体上仅仅是量的扩张,既没有改革,也不开放。除沿海发达地区有一些非国有高校,内地有“独立学院”这个“怪胎”外,全部都是国有国办。国家财政,尤其是地方财政不堪重负。
中国高等教育的投资体制,要进行必要的改革。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教育部没有改革的意思,好像投资体制一变,他就没权了一样,发达地区国有高校和内地“独立学院”这个“怪胎”,都是在体制外运行,成了中国社会的弃儿。其实,它是中国社会对高等教育体制的创造,与“小岗村”是一回事。国家教育部“睡”在国家财政部的“温室里”,就是“醒”不了,宁可穷死,低三下四地求财政部,没想到立个《教育拨款法》,叫了十几年的教育经费占GDP的5%的标准,始终没有实现,“屁”也不敢放一个。
教育部2008年4月公布的《二ΟΟ七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称:2007年,全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2321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1908所,成人高等学校413所。普通高校中本科院校740所,高职(专科)院校1168所。全国共有培养研究生单位795个,其中高等学校479个,科研机构316个。2007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超过2700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3%。2007年,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共招生565.92万人,在校生1884.90万人;当年毕业生447.79万人。成人高等教育本专科共招生191.11万人,在校生524.16万人,毕业生176.44万人。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报考956.27万人次,取得毕业证书54.23万人。这就是中国高等教育的总规模。
这些学校,除740所本科院校和少数发达地区的高校外,财政都没有满足学校基本的经费需求,大部分靠收费来维持其运行费用。
我国高校应该是世界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在国家财力不足的情况下,教育最高行政当局,本应研究投资体制、经费来源进行改革,依靠社会、依靠市场、引进外资、股份制等,都应该纳入是我们的视野和研究范围。我就不信教会办的学校,就是培养信徒的教育,当年的上海同济医学院就是德国教会办的学校。
我国的高等教育,必须改革开放,国民高等教育不要试图培养“马克思的信徒”,而是要培养“爱国的公民”。这一点突破了,改革开放的空间就非常大,外资和社会资金就会流向高等教育,投资和经费,自然有其解决方法。
三、高校教师应该是中国顶尖收入人群
1926年8月,鲁迅离开北京赴厦门大学,由林语堂推荐专任厦大国学院研究教授,月薪国币400圆;当时的普通警察月薪是两圆。
1927年2月鲁迅在广州中山大学受聘担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月薪国币500圆。从1927年12月到1931年12月,整整四年又一月中,由蔡元培推荐,鲁迅受聘为“大学院”特约撰述员,得月薪300圆大洋(1929年1月起《鲁迅日记》中改称为“教育部编译费”,实质上是一回事)。由大学院和教育部定期支付49个月之久,未曾拖欠,共计14700圆大洋,折合黄金490两。
还有资料显示:1926年夏—1927年秋鲁迅在厦门和广州期间整一年,共收入教学费国币5000圆,月平均417圆;1927年秋—1936年在上海期间他共收入国币(法币)75278元4角1分,月平均697圆。相当于现在月收入三四万元。
由上述资料可推想出,民国时期对文化教育工作的者视程度,那时的国家财力与现不可同日而语。21世纪的中国,始终在说:“要保证教师的工资收入不低于公务员。”这是什么话,应该说:“中国政府应保证国家公务员工资不少于教授收入的10%”才对。公务员与教授不是一类人才,对社会的贡献与人才的稀缺性不同,不可类比。
高校教师,一般都经历过长期的教育投入,而且始终处于学习之中,没有超过公务十倍以上的收入,抵顶公务员的体面、尊严、公务消费和灰色收入,必然是:几十个博士争聘一个处级干部岗位,上千大学生、研究生考一个公务员岗位,“诺贝尔奖”离中国更远。
我设计的中国高级知识份子的工资表如下(无公务消费和取消任何津、补贴条件下):
中低知识份子和就业起薪标准:
四、高校收费应该区别对待
清华、北大、科技大三所大学,应该年学费不低于4万,其他“985工程学校”不应低于3万;“211工程”类大学不低于2万,其他本科高校不低于1.5万到2万之间。高职高专也必须在1万至1.5万之间。高于原收费的部分,用于提高教师工资和教学投入。
在提高学费基础上,提高幅度大的高校,国家财政拨款维持原有水平,收费的30%用于救助贫困生,改革贷款助学制度,实行大学学费学生自理,就业还学费的社会氛围(详见本人的《财政贴的“助学贷款”不如强化信用的“贷款助学”》)。
这样的学费标准和档级,基本上能体现当今中国高校的基本价值和办学成本。2000年以后,物价上涨,工资增长,可高校收费没有增长.国家是从减轻家长负担角度考虑,没有错,但财政拨款没有相应补齐机制,最终必然反应到教学质量上来。因为学校为经费不足,必然“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寻找新的财源门路。或扩大招生规模,或招收自考生,或招成人教育类学生等。其后果就是招生竞争,生源大战,违规招生,在校生性质复杂,在校生同时考自考的“专升本”,教师帮助学生答题,试卷泄题等等,无奇不有。
2009年,中国进入通货紧缩期,正是高校学费调整的机遇。建议:从2009年起,中国高校进行四项改革,一是教师工资改革;二是收费改革;三是分类定位改革;四是投资体制改革;五是管理体制改革(即改“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为“党委监督下的教授委员会决策校长负责制”,详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保危机期的社会稳定》一文)。
2008-1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