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平均数掩盖下的不平等教育
盛洪
在经济学家看来，教育是一种介于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之间的服务，只不过不同阶段的教育的公共程度或私人程度不大一样。亚洲银行的汤敏博士发现，职业中专是教育中最接近私人物品的部分。比较而言，小学阶段和大学阶段更接近公共物品。因为小学教育关系到起点平等，而大学教育更涉及公共知识的创造。那么，大学和小学比，哪个更具有公共性质呢？
那要看这里指的公共性质是什么。一般而言，到了大学阶段，教育已经到了该摘果子的时候了。无论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将要从事什么职业，或者经商（这似乎接近私人物品），或者从政（这个职业是提供公共物品的），或者继续走学术的道路，作为学生个人是可以获得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是可以排他地享受和消费的，因而可以分别地对个人收费。这很符合私人物品的定义。这种性质会鼓励对大学教育的投资，无论是学生家长，学生本人，还是企业赞助商，从而无需作为公共物品由政府提供。只是提供教育服务的大学教授还肩负着知识创新的重任，这些新的知识大多是公用知识，不能采取谁付钱才告诉谁的办法。然而即使是这些人，似乎也可以采取分别向学生收费的办法来谋生。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孔子。孔子的学说在当时是一个巨大的知识和文化成果，又使后来的中国人受益无穷，他却也靠学生们的几束干肉维持了下来。
另一个例子是亚当·斯密。据说在他那个时代，英国大学中的规矩是教授按学生人头收费。听课的学生多，教授的薪水才多。这个制度并没妨碍斯密开创了现代经济学。现代经济学家们也都免费享受了斯密的恩泽。在知识创新加速的今天，学费也许不能完全抵偿教授的成本，大学教育才有了更多的公共性质。然而即使如此，支付教育公共物品的资源并不唯一来自政府，民间的捐助也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
至于小学，则有很大不同。作为教育的初期，离获得回报的日子还比较遥远，这首先使企业赞助商失去兴趣。从这个意义上讲，小学教育比大学教育更需要公共资源的支持。不过功利一点说，这也只是投资回收期长短的问题。平心而论，任何个人（或他们的父母）对教育的投入，都会对他（或她）本人有好处。如果他不交学费，就很容易被排除出学校。因此也不存在搭便车问题。关键在于，在有些地方，有些居民可能过于贫穷，以致连初等教育的经费也支付不起。如果在人生的起步阶段落了伍，以后再追赶就非常困难了。由于人力资本的投资对于人的预期收入有着重大影响，这就可能会是社会不平等的重要原因。再加上已经贫困的父母还是供不起孩子念书，贫困将被“世袭”。不平等现象不仅违背了大多数人的社会理想，也是无效率的。按照边际效用递减的法则，一元钱在富人手里，比在穷人手里的效用要低得多。更何况，过度的贫富差距还会造成社会的紧张和冲突。一个重视平等又崇尚自由的社会，必将较之结果平等更强调起点平等。而实现起点平等的手段就是教育，尤其是公平的初等教育。
所以，小学教育的公共性质，并非起因于传统的对公共物品的理解，即它无法排他地分别收费，而在于它要保证所有的孩子都能享受起码的教育，不管他的家庭是否支付得起。从这点去审视我们今天的九年义务教育制，就会发现它存在着某种不易察觉的偏差。它使我们误以为政府要为所有的孩子最初九年的教育付费。其实不然。对于富裕的家庭来说，小学教育就是私人物品，他们无需由政府来资助。而对贫困的家庭来说，孩子的失学不仅是个人的损失，还损害了社会平等这样一种公共物品。因此，教育领域的公共物品，首先是消除初等教育中的不平等。保证所有的孩子都享受同等的初等教育，就应该体现为保证贫困家庭的孩子不因贫困而丧失受教育的机会。这种看法的政策结论，就会导致对教育经费的重新配置。在教育经费即定的情况下，一方面，政府可以从许多富裕地区的小学教育中部分地撤出，为民间力量让出更大的空间；另一方面，政府可以将节省下来的大量资源用于对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教育补贴。一言以蔽之，以教育公共物品的平等性质，教育经费的最显著的特征，不是平均分配，而是转移支付；不是从穷人向富人的转移支付，而是富人向穷人的转移支付；首先是“雪中送炭”，然后才是“锦上添花”。
当我们想继续探究教育经费的分配问题时，我们在教育部的网站上发现了一大堆平均数。如在“2000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中，就有“小学生均”、“初中生均”或“高中生均”“预算内事业费支出”，等等。
从追求平等的角度看，平均数显然是一种令人欣慰的数字，它们也许暗示着我们的教育部官员内心的平等理想。然而平均数又是一种障眼法，它掩盖了个体之间的巨大差异。
斯蒂芬·杰·古德尔在其《生命的壮阔》一书中，讲述了他曾得过一种“平均只有8个月就会死亡”的癌症，但对平均数的透视使他鼓足了勇气，因为实际病例的死亡时间必然分布在平均数的两边，比8个月时间更长的一边理论上可以是无限的。在他写这本书的时候，他认为他甚至可以活到百岁以上。有关教育的平均数也会使人们忽略，在一些人每年花费十数万以至数十万元钱将孩子送往国外读高中的同时，还有一些人交不起小学的学费。这些平均数恰恰不能反映起点是否平等。由于我国还是以乡镇政府为主筹集教育经费，而一些研究表明，贫富程度主要依城乡和地区的分布而呈现差异。因此这种制度无法避免在教育经费上的不平等。在贫困的乡镇，不仅学校更少、校舍破烂以及经常拖欠教师工资，教育经费仍是乡镇政府不堪的负担。一些调查指出，在贫困地区，教育经费一般占乡镇财政支出的75~80%。事实上，这笔钱仍是出自贫困的农民之手，是乡镇政府以教育附加费和教育集资的名义征收上来的。尽管如此，农民的孩子上学还要交各种名目的学杂费。所谓“义务教育”实际上并不存在。
这种贫困人口还要靠自己的钱支付孩子学费的制度，显然违背了上述教育公共物品的平等精神。解决的办法就是要将筹集教育经费的责任放在更高的政府层次上。这里指的主要是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因为在全国的范围和在省的范围内，地区收入的差距比在县以下范围内的差距要大，更需要在这样的大范围内转移支付。如果我们同意上述分析，我们就有理由检讨中央政府的教育经费分配。在没有保证中国所有的孩子都能有同等的人生起点之前，其它教育上的支出比较而言都是次要的，甚至包括向“世界一流大学”的冲刺；因为潜在的爱因斯坦有可能在小学时代就被淘汰了。我们不能在称赞“希望工程”捐赠者的爱心的同时，忽略了这本应是政府的责任。有幸的是，这一点已被不少有识之士指出，政府部门也开始了转移支付的举措。接下来的问题是，到“每个孩子起点平等”，我们还要等多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