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日前在关于中国航班延误的检讨中，根据广州地区某空中管制员以及某机长的透露，有些延误是因为飞机“插队”造成的。 该消息的透露让人有些吃惊，因为此前人们一般把航空延误与天气、军事等原因联系起来，很少有人会想到在天空中飞行的飞机，竟然也存在“人情放行”。然而，从该空管员和机长的介绍来看，政界权要、商界大亨以及民航业内领导等在内的航班，都会“插队”予以优先放行。这不能不使人感到惊讶，因为所谓优先放行的背后，体现的恰恰是特权逻辑。 过去人们对乘飞机特权的印象，不过是一些人有优先通过特殊通道或享受贵宾室之类的权利，且这种权利很多时候还与机票挂构，换言之，如果你是头等舱客人，你也可享受这些权利。但现在，人们突然发现，在这样技术和安全要求极高的地方，上述三类人竟可轻松让航班为自己服务，可见，现实中特权到了何等膨胀的地步。 然而，细细想来也不奇怪，民航飞行是一个高度管制的行业，管制本身就代表着一种特权，因此，有权力的地方就有特权，这符合权力也符合特权的本性。 中国的特权首先表现为一种制度特权。也就是特权是由制度或法律所规定的。制度特权在中国非常普遍，如警察和司法特权、歧视性的户籍制度、黑箱化的财政制度、领导人的特供、等级化的社保制度，等等。这些制度特权很大程度上是计划经济遗留的产物，虽然它对某些群体不利，但由于它涉及者众，甚至普通民众也可享受某方面的制度特权，因此，它还不是那么令人难以容忍。 当然，从平权的角度看，任何特权都是不应该存在的，制度特权也必须越小越好。改革就是一个不断破除制度特权的过程。 但如果说，某类制度特权还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那么，那些完全由权力和财富决定的超公民权利，就没有丝毫的合理性可言。它是一种法外权利，享有这类特权者，是权贵和富商以及少数知名的公众人物如影星歌星等。他们不仅占有的资源多，且占有的方式完全不合法和黑箱操作。这类特权者就是一般所说的既得利益者，它是人们最痛恨的一类特权。 该类特权在现实中也司空见惯，如近年来让人们痛恨的“官二代”现象。 目前，这两类特权有合流趋势。一方面，随着改革推进，那种由制度规定的少数大众也能享受的特权越来越少；而剩下的制度特权，基本上局限于权力者即官员系统。另一方面，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富豪和公众人物也能通过财富和影响力来换取过去只有权力者才能得到的特权，包括制度特权。它们合流的一个表现是，某些特权看似是权力、财富、关系在做支撑，实则背后有隐秘的制度支持。如上述政要和富豪的优先放行权，根据空管员的说法，只要官员达到一定级别，上级管理部门会下发书面通知，由管制部门执行优先放行。再如官员的特供，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实际执行的却是一个长期以来的惯例。 无论是权贵还是富商，特权的基础是不受约束和监督的权力，因此，无处不在的特权现象无疑会助长权力崇拜，导致追逐权力成为社会时尚，这又会侵害社会的公平正义。道理很简单，社会的资源在一定时期内总量是有限的，虽然享有特权者人数不多，但由于它单个占有的资源量多，加起来其实也非常庞大。这势必会减少民众享有的资源，尤其在特权贪得无厌时，更是如此。而且，对特权者来说，他享受特权只是为了炫耀权力、地位和身份，这些资源在他们手上很难转化为社会的实际生产力，从而，他们占有的资源越多，社会生产的财富量反而更少，最后能分配到大众手中的财富也就越少。这样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导致社会总的财富量趋减。所以，特权盛行的地方，民权必定得不到有效保障。 特权由于不受监督和制约，它还具有自我复制的特性，即特权可以创造特权。例如，特权者可以给自己自赐特权，将自己的特权合法化；也可将各种特权恩赐他人，或者默许他人创造特权，从而形成五花八门的特权现象。现实中人们总是看到，权贵们在尝到特权甜头后，便会成瘾成癖，于是变着法子，不断扩充特权的范围，加深特权的程度，最后整个社会被特权所摧毁，它的极端形式，就是曾经存在于前苏联如今存在于朝鲜等极权社会所创造的各类闻所未闻的特权现象。 中国当今的特权，来源是传统。中国传统上是个特权社会，特权思想和制度安排源远流长。3000多年前的周公制礼，就是对整个社会特别是官僚体系进行系统性的特权设置和改造。所谓“礼”并非仅仅是礼仪，而是等级制度。古代官员上下级之间，不但生活待遇不平等，政治待遇不平等，人格也是不平等的。皇帝当然是最大的特权者。而在官员和平民之间，也有着严格的特权界限，一句话表述，就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 而对于当下之特权，不能小视。各类制度和法外特权的存在和蔓延，已经造成了社会的巨大机会不公，流动性断裂和巨大的财政代价。更严重的是，正如一些学者所说，特权政治正在形成“城堡政治”，使得执政党及其政府官员和社会严重脱节。如果对中国的特权现象不加以控制，发展到最后，特权者为了维持自己的特权统治，甚至可以任意制定法律和政策，任意征税，左右司法，操控媒体，乃至随意剥夺、践踏民权。这并非毫无可能，目前在某些地区，就出现了这样的苗头。
在民智和民权未开之时，社会对各类特权尚可容忍，现在民智和民权已开，人们就无法继续容忍不公正的特权侵蚀自己的权益。不过，既然特权的基础是权力，要最大程度地削弱特权现象，必须将权力关进法治的笼子，消除特权政治。此乃治本之策。但这会是一个长过程。当务之急，是加强治标力度，为治本创造条件。它包括强化社会对权力和特权现象的监督，从制度上减少特权的种类和范围，实行社会服务和福利的货币化，在官员退休制度的基础上，结束领导干部级别终身制等。 总之，形势决定中国需要下大决心治理各类特权。这将是个政治民主化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