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山西省首次不再“唯GDP论”对县域经济发展进行考评,山西省县域经济发展考评指标体系分为经济发展、经济结构、民生改善和资源环境四大类,考核评价指标为34项。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也指出,再不能简单以GDP论英雄。 研究发现,过去二三十年,经济的表现对官员的晋升是有正面影响的,这就会激励官员更加关注地方的经济发展,为地方经济发展创造比较好的投资环境,吸引投资。这是中国政治体制里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个独特之处。 这种情况也会随着经济发展发生变化。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经济复杂性越来越高,老百姓收入提高了,对经济以外的东西有需求,比如对环境、食品安全、透明的政府决策有更高的需求。政府就面临着一个“多目标”的任务体系,原有的这种自上而下考核地方官员,以政绩以GDP为度量标准的简单做法开始不适应了。 中国比较大,地区差别明显,同样自上而下绩效考核制度,在大城市和中小城市,在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在东部沿海地区和内地城市是有不同功能的。现在挑战单目标考核的更多是发达地区和大城市。发达地区和大城市权重比较大,所以会影响中央高层的决策,出现不能以GDP论英雄的说法。但是在中西部地区,GDP还是非常重要的。改革不能一刀切,要注意各自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 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决策要更多反映民意,反映老百姓需求,落后地区可能比较单一,经济发展是主要任务,原来的考核体系还可以持续。

考核仅仅是适用于经济发达地区和大城市。跟大城市未来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的转型是不矛盾的。原有的这一套本身也走不下去了,不符合这个阶段多目标的任务,本身就需要调整。沿海发达地区通过简单工业化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经不可持续,需要发展附加值高的产业,需要率先转型,经济升级。 转型过程中,经济增幅肯定要下来,像上海不可能再保持过去20年那样的增速,成本这么高,原来简单的制造业不能生存,需要转移。产业的转移是未来十年中国非常重要的机制,大量的制造业会从沿海转移到中西部。沿海地区需要经济结构转型,发展高附加值产业,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生产性服务业,总部经济、高新科技。这些东西发展才能跟现在的劳动力水平适应。 在经济还没转型成功之前,需要一个调整期,沿海发达地区可能接下来5年都是调整期。需要通过深度开放吸引外资,高端的服务业和制造业进来。这5年里经济增速一定会慢下来。改变对政绩的考核是与之相适应的。现在改变对沿海发达地区官员单一的考核,没有GDP的压力了,有利于发达地区调整产业结构,实现产业升级。 中国地方政府不可能像老牌欧美国家,新兴国家中地方政府始终扮演比较重要的角色。地方政府在过去20年很重要,未来还很重要。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像沿海发达地区,经济建设的比重在政府支出的盘子里面会越来越小,它会更多地用财政收入来支持民生方面。大城市老龄化问题越来越突出,政府需要花更多的钱解决养老问题。公共开支里经济建设的支出比重会持续下降,这在发达地区已经显现。到了这个阶段,经济放缓,很多结构性问题需要政府用更多的财政来买单,公共储蓄会下降,公共消费上升,建设占比会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