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地方债务的审计即将展开。地方债到底规模有多大，问题有多严重，现在没有人能够说清楚。 地方债的最大病灶，就是它的信息根本不透明，责任不清晰。如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地方债将永远伴随着噩梦。 《预算法》规定，“地方各级预算按照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不列赤字。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按这个规定，一般情况下，地方政府并无发债权。
不许地方政府发债的理由或许是怕地方不负责地发债导致债务失控，造成财政风险。不许发债，那就需要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加强监管，管住地方政府借债之手。但是，在监督者中央政府和被监督者地方政府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很多关键信息，地方政府知道，但中央政府不知道，为了逃避监管，地方政府有很强的动机隐匿相关信息。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中央对地方的监管是很难奏效的。地方政府借债的手段多种多样，而债务又不列入预算，借债信息完全不透明。无论是当地人民还是中央政府，都很难掌握地方政府债务详情。等到中央政府发现问题严重，准备审计的时候，债务已经积累得非常多，债务风险已经非常大了。显然，信息不对称诱发了地方债务的道德风险。 中央政府兜底，强化了地方政府的道德风险。但是，如果中央政府放手不管，又会怎样？在目前地方并不自治，地方民主制度并不健全，地方人民对于地方党政的监督几乎不存在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如果放弃对地方的监管，约束借钱花销的冲动就只好寄希望于地方当局的自律，而事实证明，政府的自律是绝对不可靠的。如果没有中央政府的监管，地方政府会更加为所欲为，举债规模不知将会达到什么骇人听闻的地步。所以，在地方民主制度并不健全，监督无力的情况下，中央政府仍然不得不作为地方政府的监护人，不得不为地方政府的债务承担无限责任。这实际上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对于地方债，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建立信息披露机制，将地方债的信息完全彻底地向社会公开，接受从中央政府到地方百姓的全程监督。建立信息披露制度，公开所有债务信息，是公共财政、阳光财政所必需，符合最简单的常识。地方政府的债务既然需要地方人民埋单偿还，严重时还需要中央政府兜底，那么为偿还债务的人当然应该知道借钱的人到底借了多少钱，借得是不是合理，用于什么地方，用得是不是有效。 但是信息公开，遇到了难题。将债务列入预算，向社会公开应该是债务信息公开的最重要的一条途径。但《预算法》禁止地方政府预算列赤字，这个规定恰恰成为地方政府隐瞒债务，拒绝债务信息公开的保护伞。《预算法》此条规定的目的，是禁止地方政府举债；但地方政府玩弄种种花招继续举债的同时，却“依法”将债务不列入预算，也不向社会公布。这样，预算外运作的地方债务就完全处于黑箱之中，很难为地方人大和中央政府所准确知晓，地方百姓当然更无从了解了。 更成悖论的是，既然《预算法》禁止地方政府在预算中列赤字，那么，要求地方政府建立信息披露制度也就与《预算法》规定相抵触。因为如果建立信息披露制度，要求地方政府披露债务信息的话，则意味着承认地方政府可以借债，有权借债。这无疑是违背《预算法》的。所以，到目前为止，也没有规定要求地方政府将债务信息完全彻底地向社会公开。 地方政府借债本来是违法违规的。但是正因为它违法违规，反而比合法合规来得更加游刃有余，畅行无阻，给监管带来更多的困难。问题的关键在于对《预算法》的错误理解。《预算法》禁止地方预算列赤字，意味着预算内不能列入债务，当然它还意味着预算外同样不能任意举债。但现在的问题是，《预算法》只管预算内不列债务，不管预算外举债。预算外举债该承担什么责任，该怎么处理，《预算法》也没有只言片语的规定。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既然《预算法》管不到预算外的事，预算外举债不受《预算法》约束，那就索性预算外大肆举债，谁也管不着。 中央政府即将开始的地方债务大审计，一定能够查出些问题，暂时解决一些问题。但是，不可能解决长期的问题。既然债务信息不必向社会公开，中央的监管也可以欺骗，因而可以规避，既然借了钱最终中央政府要兜的，既然违规举债也不必承担什么责任，那么，作为地方政府尤其是地方主要官员来说，谁不借钱谁就是傻子。近些年，很多官员通过大肆举债轰轰烈烈地将GDP搞上去了，也升官高就了，却留下一大堆烂账，但也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官员因为地方债务问题而影响升迁，受到查处，也没有一家政府因为无法偿还债务而破产清偿。信息不明责任不清，地方债务将会长期困扰整个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