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凯雷收购徐工、花旗收购广东发展银行的两个并购案子时用的标题是《美公司通过中国“耐力测验”》，文中说，“我们可以从这些事件中吸取什么教训呢？首先就是，在与中国政府打交道时，务实、忍耐和极端的谨慎，是会得到回报的。……第二个教训是，这些美国公司似乎受益于美国政府在人民币升值等问题上对北京态度的放缓。这两个案例也提醒我们，在中国做生意，可能会有浓厚的政治意味。” 反过来看，中国企业到国外去，大概也要接受人家“浓厚的政治意味”，当然这个具体的含义是有差别，在欧洲，这个问题的含义是劳工问题，而出面的力量也并非政府机构，而是类似工会性质的组织。 到目前为止，中国海外并购金额仍然保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据估算，自1986年以来，中国企业在非中国企业的投资为300亿美元，仅2004年和2005年两年就占到总金额近三分之一。比之其他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和南非，这一金额占GDP的比重明显偏低。尽管如此，近期掀起的中国公司海外并购潮仅仅是一波更强大、更持久的趋势的开始。 来自波士顿咨询公司的《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战略影响》显示：第一，当下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活动有增强之势；第二，到目前为止，中国公司更适宜作为投资者（即成为小股东），而非收购者（即控股或全面收购）；第三，绝大部分中国收购方缺乏操作世界级并购的能力；第四，一种新的海外投资结构正在出现——“临时伙伴”，即中国收购方与被收购对象之间组建一家有时限的合资公司，令被收购对象得以向中国收购方输送能力；第五，对西方公司而言，中国公司的海外并购意味着潜在的威胁，也可能是机遇。 三大动力正在驱动当前的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首先，新一代中国公司致力于成为世界级玩家，这些公司已在中国本土市场取得成功，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其次，中国公司的海外扩张得到了政府的有力支持。大部分中国最大公司为国有企业这个事实，亦彰显了政府的角色。再次，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志向迎合了跨国公司调整业务、剥离不良资产的需求。 中国私营企业亦将积极参与其中；国际私人股权投资基金将在中国海外并购中扮演重要角色，包括为中国并购方牵线搭桥；发展世界水平的并购和整合能力至为关键；最成功的交易应力求双赢；全球其他公司在国际并购中会寻求中国的参与。 目前，缺乏国际水平的并购能力是中国企业展开海外并购的主要障碍。在战略层面上，中国公司对并购在其全球化战略中的角色并不清晰，对存在的并购机会缺乏选择。 另一个中国公司海外并购面临的主要障碍在于文化。西方企业与中国公司运作差异甚大。中国企业倾向于“企业家化”，企业文化以强大的家长制和强调个人忠诚为特征； 同时，中国企业的决策及管理进程亦比较无序。这样的公司文化要与大多数西方企业强调“专业化”的文化实现融合，需要非同一般的敏感、决心和灵活。
拿最近的两个案例明基和TCL来比较。明基选择的是一次性解决问题，也就是破产，劳工问题被直接暴露出来，也遇到最大的阻力。但从法律上讲，包括它与西门子签订的并购合同、一家公司对员工的法律义务两个方面，明基虽然情理上亏，但法律上并不亏：它与西门子的合同是并购一年内员工仍归西门子负责，它在这个期限之前宣布破产，因而不必承担责任。 目前德国可能采取的法律行动，也说明明基的确在劳工法律义务上可能问题不大。当前德国对明基的法律可能采取的法律行动是，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要求公司“在公司出现无支付能力情况时应无过失延迟地、但最迟在出现无支付能力后3周，提出破产申请”，当地人士指责明基可能违反这一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