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似乎进入了民主的时代。这不，以前一向是肉食者谋之的教育改革，也开始学会向小民百姓征求意见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于2009年1月7日正式启动公开征求意见工作以来，1个月来，小民百姓就通过多种渠道发表意见建议110多万条。本来，对中国的教育改革，我已经懒得再说什么了，因为以前写得说得太多了，效果却微乎其微，中国的教育依然是死水一潭。但现在我被小民百姓的参与热情所鼓舞，在网上看了一些意见后，觉得意犹未尽，不由得也 想把自己的一点浅见表达出来。
中国的教育改革表面上看千头万绪纷繁复杂，三十年的改革过后，中国教育还是深陷泥淖无法自拔。实际上，只要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所在，教育改革也不难取得实质性突破。而反观现在管理部门归纳出的四类二十条意见，不过是如何加强农村教育，如何解决各级各类教育中的突出问题，如何保证教育投入和健康发展等等意见建议。好不容易有个深化教育教学以及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建议，里面却丝毫不见管理体制改革的影子。这不由得让人怀疑往后的教育改革有避重就轻的迹象，似此，中国教育只能在歧路徘徊，祖国的花朵只能在水深火热中垂死挣扎。
依我这个小教师看来，教育改革的关键所在有两个，一是进行教育体制改革，二是大幅度提高教师的经济地位。
先说教育体制改革，这是教育改革中最重要的一环。要彻底改变行政办教育的僵化落后模式，把民主模式引入学校，让教育者自己办教育。民国时的大学为什么能取得那么伟大的教育成就？以致现在全国的大学加起来都无法达到它们昔日的辉煌。原因现在人们都知道了，那时候是真正的教育者民主办教育，行政权力轻易难以染指教育。两个小例子就可以说明这种情形。 一个是1940年春天，当时中国最高科学、学术机构中央研究院院长空缺，在学界呼声最高、有望竞争这一位置的有胡适、翁文灏、朱家骅等人，而蒋介石属意的却是国民党政坛上有老资格的顾梦余。但学界对此并不买账，认为此举伤及学术独立的原则。陈寅恪就大谈学术自由，认为“院长必须在外国学界有声望”，并私下表示“我们总不能选几个蒋先生的秘书”。果然，在中央研究院正式开会选举院长时，翁文灏与朱家骅各得24票，胡适20票，顾梦余只有象征性的1票。最后，蒋介石犹豫斟酌了半年之久，被迫选定朱家骅代理院长。另一个是西南联大的事情。193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三度训令必须遵守教育部新训令，由教育部安排应设课程、统一教材、举行统一考试等。联大对此不以为然，推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执笔抗辩。抗辩函说，这种做法的结果是“大学将直等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一科”，如果什么都由教育部规定，那么，“教授在学生心目中为教育部一科员之不若”；而且，如果大学内部事务，甚至课程的设置都要听命教育部，“这必将受部中当局进退之影响，朝令夕改，其何以策研究之进行，肃学生之视听，而坚其心志？”抗辩函最后说：“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规，行之多年，纵不敢谓为极有成绩，亦可谓为当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西南联大不但抵制了国民政府对内部事务的干涉，而且在1942年把大一新生必修的“三民主义课”改为若干专题，不做考试，不计学分。1940年10月，教育部又公布《大学及独立学院教员资格审查暂行规程》，要重新审查大学教师的资格。这一文件在西南联大教授会上激起公愤，全体教授拒填“审查”表格，导致被扣当年的学术津贴。
如果不摆脱行政权力的束缚捆绑，民国的大学教育不会比我们现在的大学强多少。大学如此，中小学教育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而实际情况是，现在的各级教育，正被行政权力以高度的大一统集权方式管理着，谁来领导教育，用什么教材，什么时间用什么考试，甚至连教师的评聘、学校的考核，都要由行政权力来决定，作为实施教育的主体——教师，则连丁点的自由也没有，甚至还不如农民，农民种庄稼还有选择的自由，在村里还有选村长的权力，可怜老师们只能被动地跟着行政权力亦步亦趋； 就是那些当校长的（这些人还能算教师吗？只能算是教师的老板，一官僚而已），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为保乌纱，一样只能在权力欲海中随波逐流，这才导致中国教育长期处于“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局面之中。因此，让教育彻底远离权力这一魔鬼的骚扰，还教育以自由之身，就是教育改革的重中之重。
当然，这并不是说国家行政权力对教育一点用也没有，它的唯一作用就是及时足额保障教育经费，不能让教育者老要为钱而烦恼。行政权力的作用，也就仅此而已。有人说，那教育的方向谁来把握呢？教育方向通过立法形式就可解决，根本不需要权力在一边指手画脚。如果这样做了，教师队伍将得到进一步的纯洁，相当一部分教育“混混”将不能在教育界中滥竽充数。 能够自主办教育以后，另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要大幅度提高教师的经济地位。“重教必先尊师”，古人的这一道理，现在的人们哪个不明白呢？可问题的实质是，人们在尊师上只是玩弄一些形式主义，堆砌一些好听的名词，在节日里虚伪地阿谀一番，好像教师们是三岁小孩儿，几句甜言蜜语就能哄骗得了。在经济地位上，教师长期处于弱势地位，虽然法律上规定“教师工资不得低于或高于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但始终是低于公务员的工资水平。特别是去年公务员实行所谓的“阳光工资”以来，人家的工资以四位数的速度一路高歌猛进，遭到人们的强烈反对，有些地方的教师甚至以罢课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国务院这才在今年准备给义务教育阶段的教师实行绩效工资，这依然是哄小孩子的把戏。今年因为财政不堪重负，要实行事业单位养老金改革，目标是降到与企业退休人员一样的水平，教师又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这种种不合理的政策措施，伤了多少教师的心啊！以后谁还会当教师去呢？
要想真正的尊师，方法很简单，提高教师的经济地位，提高到人们都羡慕，都争着抢着去当教师的程度。这方面要学习日本，日本教师的工资就比公务员高，我们中国为什么就不能立法规定让教师工资也高于公务员呢？不要以什么教师群体数量庞大财政难以供养来推脱，中国的“三公”消费已经达到了惊人的每年9000亿，只要公仆们稍微节俭点，还愁没钱吗？教师经济地位提高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最大限度地把社会精英选拔到教师岗位上来，极大地提高教师的总体素质，否则，依目前一代不如一代的教师素质，不管再进行什么花样翻新的教育改革，再引进学习什么先进的教育思想，教师的学历即便都成了硕士博士，中国的教育依旧只能在死胡同里打转。现在各地都在进行新一轮的新课程改革，本来是要减轻学生负担，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结果却变成了考试考试再考试，高一学生比即将高考的学生都苦，教师们则是叫嚷课时不够，于是实行了几十年的上午四节课制度，改革成了五节课。课程新了有什么用？教师们依旧“星星还是那颗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在这种情况下，什么样的教育改革不都在酱缸里被酱得面目全非呢？所以说，没有好的教师，空谈发展教育是非常可笑的事情。
这两个关键的教育改革，实行起来难度之大，不亚于以前的经济改革，它要求掌舵者必须具有“蝮蛇一蛰手，壮士疾解腕”的决心。多年的行政办学已经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当官的，谋利的，各种利益错综复杂，如今要剥夺他们的权力，敲掉他们的金饭碗，他们会善罢甘休吗？就是让教师工资高于公务员，在这个官本位社会里，那些大小官员们能心理平衡吗？说到底，官员的行政权力没有像小布什说得那样成为“被关在笼子里的老虎”，动不动就为害人间，人民还不能在民主的体制中监督这只老虎，这两个关键的教育改革就难以有实现的一天。
然而，我们也用不着悲观，毕竟，世界潮流，浩浩荡荡，民主已经成为一种普世价值， 权力这只老虎的被关只是迟早的事情。到时，教育的肃杀冬天必将过去，教育改革的春天还会远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