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948年是解放战争关键的一年，国民党在军事上节节败退，与此同时，国统区经济也是危机重重，两者相互影响，恶性循环，最终导致国民党政权全面崩溃。这一年，国民党政府意识到经济恶化、大厦将倾，于是紧急颁布多项经济变革法令，企图力挽狂澜，绝处逢生，但最终还是无能为力。崩溃前期，社会形势风云变幻，波诡云谲，其中各大势力集团的博弈更是接连上演。现在，身处和平时期的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认识宏观经济对国家走向的关键影响。1946年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时，是具有相当经济实力的。除去接收大量的敌伪财产外，中央银行还拥有数亿美元的外汇和500万两的黄金储备，并且得到了美国数十亿美元的救济物资。然而，这笔家当很快在内战中被国民党军队消耗掉了。随着战线的延伸和参战人数的增加，国民党的军费犹如无底深渊，大量吞噬国民财富。翁文灏内阁上台后，国库收入仅占政府支出的5％，军事开支比重无以复加，其中东北战场就消耗掉总支出的40％。如此财政收支失衡、财政赤字，自然引起恶性通胀，物价飞涨。国民政府通过大量发行货币支撑军费支出，截至1948年8月，累计发行法币(当时国民政府的法定货币名称)660万亿元，相当于抗战前发行额的47万倍。这样的积极财政一时可以凭借政府信用渡过难关，但长此以往，市场无情，伤害难以避免。上海《大公报》1948年8月16 日统计：8月份的生活指数，食物上涨390万倍，住房上涨77万倍，衣着上涨652万倍，比一个月前上涨90％。如果这样的数字不够具体，看看当天报纸大标题 “大饼油条，每件十万”！我们还可以注意到，食物和衣着这些易耗品的上涨幅度是最大的，可想而知普通百姓生活真正是水深火热。而在农业方面，当时很有影响力的《观察》杂志有这样一篇文章可以说明：“无数农田化为战场。大量的劳动力，一批一批地被应征入伍，天天在做杀害人力消耗物力的蠢事。而征实征购，捐税摊派以及地主高利贷者对农民的苛刻剥削，把整个农村生产力弄得败坏到极点。”河北省参议会会长说：“物价如此之高，一亩地要出一石捐税，最低的也要五六斗，赋税超过了收成，叫人民怎么活下去。”古人说，“苛政猛于虎也”，大致也不过如此了。如果说农村的情形来源与外部因素的打压(战势、流氓、军役、天灾等)有关，那么城市经济活动的混乱不堪，则和当局阶段性施政的失误有莫大的干系。aihuau.com当时的国民党军队总员540万人，战事频繁，每天消耗大量物资。而东北的工业基地、华北、中原的粮棉产区都在共产党控制之下，当时的解放区面积是235万平方公里，人口1.6亿。国民党政府治理腐败而无成效，经济市场几大财阀寡头横征暴敛，国统区的经济在这种压力下，已经江河日下，很难支撑国民党的军事活动。其实法币作为中华民国的法定货币一直信誉不佳。早在1940年，时任新疆财政厅厅长的毛泽民(毛泽东的二弟，曾任中央苏区国家银行行长，后被新疆军阀盛世才杀害)就曾经在新疆地区禁止扰乱经济秩序的法币流通，代之以新币(新疆货币的简称)，并且划时代地与美
元挂钩，为新疆社会稳定做出巨大贡献。当时《新疆日报》载文《商界同胞拥护新纸币的宣言》盛赞新币的发行“是政府在经济建设上的一种伟大收获，是我们新疆经济史上空前统一币制的新纪元”。历史的指针走到1948年，法币更是声名狼藉，已无国家信誉可言，各种投机活动使得经济秩序混乱不堪。在重重压力下，时任国民政府财长的王云五提议以国家储备的黄金证券作保证，发行新货币“金融券”代替法币、东北流通券进入市场流通。这是一个以“良币驱逐劣币”为指引的经济政策，期待新的货币可以消除法币在流通当中的硬伤—— 膨胀巨大、信誉恶劣、已经不能有效代表市场流通中的合理价值。当时国民党政府具体实施的办法是利用各地的行政力量来收兑或收存人民手中持有的黄金、外币，实行政府管制型经济。中央政府拿到更多黄金储备，可以具备更多发行货币的能力，也使得法定货币具备较强的流通性。管制外币，可以有效保障国内经济的独立性，防止国内资本的外逃，从而避免金融危机的扩大化。于是在这样思想的指导下，国民党政府在几个重要城市设置管制区，派经济督导员负责执行。当时的金融中心也是中央银行所在地—— 上海自然是新政的重点，于是蒋介石任命俞鸿钧担任上海的督导员，并且特派他寄予厚望的儿子蒋经国协助督导，实际上大权是掌握在蒋经国手里。这次经济改革是国民党孤注一掷的决策。搞得好可以缓解经济危机，使国民党统治再延续一个时期。如果失败，再无力挽回。从蒋经国到达上海(当时中央银行设在上海)，踌躇满志到黯然离沪草草收场，总共历时70天。这70天，国民党的经济已如西山落日，无可挽回地走向覆灭。蒋经国雷厉风行采取的第一项设施就是在管制区限制物价，要求所有商品物价以8月19日为标准，不得改变，这称为“八一九防线”。限制物价通常出现在特殊的公用消费品上(市场垄断性比较大、需求弹性较小等)，可以保障市场供求的合理性。但在当时，针对所有商品的限价，目的是打击投机和囤积行为，保持市场稳定，降低通货膨胀，增加民众对金融券的信心，为新货币流通做好外部准备。限价措施因为实施在有限的几个管制区，造成商品出现很大的地区性差价空间。于是，一方面很多商人把商品偷运到外地非管制区销售，从中牟利(当时混乱的政局已然不能使国家机器有效运转，杜绝此类现象发生)；另一方面，上海是重要的制造业中心，而本地制造商品不能随行就市(外地生产的原料价格不能控制)，出现销售价格高于生产成本的现象，进而生产停顿。这样管制区的商品就严重紧缺，大量商铺无利可图，无货可卖，只能关门休业。市场最终更加混乱，投机囤积行为反而愈演愈烈。 国民党政府同时在上海采取严厉措施用金融券换取人民手中的外汇和黄金储蓄，任何人私留都将受到拘役乃至枪毙。高压政策下，上海大概收兑到两亿美元的财产。但是民间的黄金和外汇毕竟有限，于是蒋经国转而决定向银行和大的金融寡头开刀，本来计划周全，但事与愿违，一场意外的风波转变了其改革的设想。这时孔祥熙家族控制的扬子公司因为私自囤积商品被蒋经国属下查封，由此和蒋经国发生重大冲突，两虎相争，惊动蒋介石放下北平的军事会议飞到上海调停。在这次争斗中，以蒋经国退步告终。扬子公司公然挑衅经济改革，并且得到最高统帅的默许，实际上令蒋经国威望扫地，无力回天。表面上看，这次事件是太子党和孔家利益集团斗争的失败，而实质上说明国民党政权已经在利益集团的分割下失去了重生的活力。因为蒋经国的失势，他已经不能在银行和金融寡头之间获得支持，因为扬子公司的事例已经给了这些金融势力以昭示，他们也就有恃无恐。多重压力下，此次国民政府的种种政策危机四伏，难以为继。另一方面，解放军在这个时候已经攻克济南，辽沈战役正在进行，国民党政府在军事上疲于应付，经济上根本无力支撑限价政策。根据凯恩斯学派的理论，悲观的预期使人们丧失信心，导致经济衰退，经济崩溃的根源是人们极其悲观的预期。而时局的动荡也正增加了人们未来预期的悲观。战场的消耗依然一天天在加剧，炮声隆隆，国民党政府只好饮鸩止渴，再度大量发行金融券来弥补巨大的财政支出亏空。人民的恐慌有增无减，政府滥发金融券，市场对金融券的信心迅速崩溃。而在这个时候，被经济改革折腾一番的普通民众已没有任何“硬通货”，他们的手中只有金融券了。很快，在畸形社会环境下发行的金融券不堪重负，其膨胀程度甚至超过法币。人民受到了一次空前的洗劫和欺骗。时局的混乱、战争的败退、政治上的局限最终导致了这次金融改革的失败，所有的政策即使最初抱有良好的愿景，但最终既损害了民众的利益，也不为既得利益集团所容。随之，翁文灏内阁倒台，蒋经国离开上海，总共历时70天整。 当时著名报人储安平先生发表了这样的一段话：“70天的梦是过去了，在这70天里，卖大饼的因为买不到面粉而自杀了，小公务员因为买不到米而自尽了，一个主妇因为米油皆无而投河了。我相信这些人都会死不瞑目，阴魂不散的。许多善良的小市民，都听从政府的话，将黄金、白银、美钞兑给了政府，可是曾几何时，现在的金融券已经比‘八一九’时期打了个对折对折了！惨啊，冤啊！一个只要稍微有点良心的政治家，对此能够熟视无睹、无内疚于心中吗？”经济的崩溃是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但是给予民众和市场的伤害，以及其中所涉及的种种矛盾和争斗，殷鉴不远，更令我们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