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国资委主任李融荣在新春致辞中表示，国资委二○○七年工作的着力点将更多转向产权管理和资本管理，继续扩大中央企业建立规范董事会的试点。 笔者认为，这项试点的关键在于选拔恰当的人进入董事会。而所谓「恰当的人」，除了有较好的专业经验和职业操守以外，也需要有「站着说话」的坚持和勇气。「站着说话」，就是不想妥协，不想趋炎，说真话。 国企董事不能趋炎附势
「站着说话」，应该是董事在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中的地位。中国国资委目前正在十九家企业实行董事会试点，其中有十四家外部董事的人数超过半数。有人会问，这种看似「兼差」的外部董事能否切实体会管理层的需求，并对企业发展做出正确的决策和战略引导？ 这种疑问本身就意味着，外部董事难免有「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嫌疑。然而，董事的价值恰恰就在于挺拔站立，不屈从管理层，不屈从利益集团的诱惑，坚持讲真话，持续发现企业的问题，从而独立判断和决断。 董事能否「站着说话」？这是中国的公司在治理中遇到的核心问题，涉及到董事的权利、义务以及责任。就国企目前的情况而言，无论从内部环境还是外部环境看，董事的法律地位依然非常模糊，有很多值得探讨和完善之处。 第一大漏洞在于董事和管理层的权利、义务及责任设计趋同，从立法上对董事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不足，严重低估。例如，二○○六年一月开始实施的《公司法》，第四章将董事会和经理放在同一节，第六章的标题即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格和义务」。无论权利、义务还是责任的确定，董事与管理层的差异甚微。 而二○○七年一月开始实施的国务院《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也延续了这一做法，将考核的范畴界定为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总经理（总裁）、副总经理（副总裁）、总会计师。这样一来，董事和管理层的设计并列且重迭，相当无趣。 《创造价值的董事会》这本书中有一段话，揭示了董事会应有的地位﹕「董事会工作的本质不是管理向上延伸而是所有权向下延伸。」在普世商业价值体系中，董事们实际上更多地在扮演「所有者的代表」与「看护者」的角色。英、美、法等国公司董事会的产生，是建立在信托理论基础上，受委托管理信托财产，拥有很大的自主权，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信托财产的第二所有人。相应的，他所承担的义务和责任也是巨大的。 如果说一般的管理者应当尽到普通理性人的义务，那么董事就应当尽到更高位阶的义务，要像看护自己的口袋一样，把企业的利益作为首要考虑。 但是，在中国目前的立法实践中，对普通管理者和董事是没有区别对待的。既没有赋予董事更多的权利，也没有规定董事特殊的义务和责任。其结果当然是董事的地位严重不足，往往受制于管理层。 责权界定不清楚 第二大问题在于，董事会是集体决策机构，应当强调一般董事与董事长和担任总裁的董事有平等的法律责任。董事会是一个集体决策部门。从法律上，无论是董事长还是兼任总裁的董事，无论是独立董事还是非独立董事，无论是内部董事还是外部董事，在法律责任的承担上是完全平等的。董事长只是董事会的法定召集人，在决策中并不应当享有特权。 董事会制度的设计，本来就是希望通过拥有不同背景和不同专业经验的人相互配合，达到准确、周密决策的目的。无论从立法还是从公司的章程中，都不应当过分强调董事长的权利。在实际运作中，有些公司实行董事长一票否决制，会从根本上破坏董事会制度。很多公司的总裁同时又是董事长或董事，权力容易膨胀。 在公司治理的话题中，董事会是一个恒久的难题，因为它必须将不同背景的高层人员组合在一起，在有限的时间完成重大任务。如何保证这个团队有效工作，保证每个董事都能「站着说话」，恐怕还要从董事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下功夫，而这其中的责任是颇为关键的。 在中国的商业环境中，何时能够重视和解决这个问题，涉及到国企董事是否能真正发挥作用，增进公司和股东利益。 此文原载于《联合早报》二○○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