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二○○七年中国的经济变化将继续牵动国际的注意力。而中央直属国有企业动向，亦将引人注目。 笔者认为，值得圈点的是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最新提出的思路，那就是要央企董事会的试点工作，并称之为「企业要搞好的关键所在」。目前，中央企业已有十六家完成了董事会的试点工作。而扩大外部董事在董事会中的力量，是最主要的特征。 外部董事弥补监督人员之不足 用普世商业价值的角度来看，要完善中国央企的公司治理结构，从而促进中国央企下一步的发展，目前已经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援引，更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国资委当家人的管治智慧。具体来说，李荣融已然破题，他正在做的，就是培育一个好的央企董事环境和市场，进而促使国际一流董事人员向央企流动，使央企脱胎换骨，走向新生。 阿基米得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动整个地球。」外部董事恰恰就是央企改革的这个支点。依照笔者在海外担任公司董事十余年的经验判断，李荣融大胆引入作为董事会改革试点的重要工具，视其为「将身家性命都押上了」的「关乎国资委生死存亡的大事」，确是切中肯綮。 如今在北京的重要会议场合提及国企，必然离不开新加坡的淡马锡经验。淡马锡有着出色的董事会制度，对执行层进行监控。董事会每年向政府财政部交成绩单，业绩不好就会被换届。但政府并不会直接管到公司的经营层面，而是通过管理董事来达到「管人管事管资产」的效果。 在淡马锡，外部董事占了董事会成员的绝大多数。外部董事通过其专业的知识、丰富的经验实现对企业管理层的任命和监督，保证企业的行为在法律允许的框架内进行。这种以专业知识和商业环境为保障的监管要比政府部门的直接干预更加有效，可以使政府部门安心作出商业决策。 虽然坊间尤其是经济学界，对于央企的私有化依旧念念不忘，但无论是政治考虑还是现实需要，将来央企的兴趣并不在产权转化方面，与其空谈，不如落实分析如何能够激活央企中的外部董事作用。 其一，国资委须坚持外部董事的专业性，规定其来源为有经验的退休和现任中央企业领导，海内外华人社会中有经验的大型跨国企业管理者，从事企业研究的有名望的研究者等。这样方可在制度上弥补内部董事的利益冲突问题，弥补现有监督人员的能力欠缺。而由国资委直接委派，则弥补了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由公司任命的不足。 当然，董事会作用的强化，就会有人担心削弱经理人的地位和作用，由此可能产生企业运营的效率损失。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外部董事如果不了解企业的运营情况，就很难做出正确的决策。而要了解这些信息，则必然又会介入企业内部事务。因此，只有最了解企业真实运营情况的经理人，才能做出保障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决策。 应给予外部董事更多认同
实际上，新加坡淡马锡或者香港政府的公司治理机构的安排及其成效就是证明。但在现实中，以往的外部董事或是官气太重，或是学究气太浓而不谙营商。而且这种内部人控制言论，多来自于现有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即现有企业的管理班子，因此该类质疑成为中央企业董事会制度建设的一大绊脚石。而专业水平高的外部董事进驻企业，将使得这种托词变得无力。 其二，传统企业中，外部董事难以发挥作用，一个最大的问题在于缺乏立场，往往因为利益的作用投降于管理层。但是，在央企这次改革中，他们的身分发生了变化，对他们而言，成为外部董事的价值不在于经济利益，而是有更多的其它激励在其中，更具有使命感。要使外部董事真正发挥作用，根据海外的经验，关键是需要由外部董事（特别是独立董事）在审计、薪酬和提名委员会中占主导并担任主席。对于合适的人才，进行充分的授权，提供发挥的环境，乃是上上之策。这也是为什么国资委敢于大胆用外部董事的原因。 所以，一方面，对于外部董事的激励机制不可少，但不能过分强调这点，而应该给予外部董事除了金钱收益之外的更多认同，才能真正使外部董事是所托得人。要知道，国际上一流的董事人才，不会只看董事津贴的多寡，他们更加看重个人价值和职业名望的实现和提升。 中国的央企，资产数万亿，牵涉数以亿计人口的福祉。未来能否强壮，能否与中国和国际社会同步前行，意义重大。若能顺利动外部董事制度，引入海内外一流人物参与其盛，使央企可持续发展，诚为造福百姓惠泽社会的善举。 此文原载于《联合早报》二○○七年一月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