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每个人都听过‘传贤不传子’的古训,不过能如此执行的还是少而又少。”台湾董事学会发起人蔡鸿青博士在谈到台湾家族企业的传承时,指出这在台湾还是个令人头痛的老问题。 当内地还在谈论一代如何传二代时,台湾在谈论的是二代如何传三代,而且台湾三代的平均年龄在三四十岁,已经开始介入家族企业的事务,而内地的二代尚在20出头的年纪。 虽然台湾家族企业的年限比内地长,但在蔡鸿青组织起台湾董事学会之前,台湾几乎没有组织专门研究家族企业的机构。出身于台湾家族企业的蔡鸿青深谙家族企业的问题,从美国留学回来之后,他并没有选择在家族企业工作,而是进入外资投行。这份工作让他不可避免地接触到了大量的台湾家族企业,这些企业无法回避的家族和企业的矛盾问题一再呈现出来。 蔡鸿青很好奇为什么台湾的家族企业研究还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按道理经过几代的传承,总会有学者和机构能够总结出一些经验,但事实并非如此。 蔡鸿青认为,家族企业不同于家庭企业。三代以上才会有家族的概念,两代还只能算是家庭。台湾刚进入第三代的传承,因此才开始研究这个课题。家庭企业的传承关系很简单,只有父母对儿女,但如果是家族企业,则牵扯到叔伯等一大堆远亲。这些人既是家族成员也是家族企业的股东,利益关系纠结复杂。 “当家庭企业由父辈传给儿女辈时还只是一对一的问题,发展到了家族企业,就会出现交叉的问题。小辈做了总经理,对作为股东的叔叔、伯伯的意见如何处理都会是难题。” 他发现,当一代传二代时,由于关系简单,信托或基金就可以解决交班的问题,但是台湾第三代或第四代面临着不同的困境。曾祖父的公司能不能进?为什么重男轻女?“当这些问题说不清时就会产生怨气,而这时又没有一个良好的家族企业治理机制相助。”

企业的传承还受文化传统的影响。尤其台湾受儒家思想影响深厚,长幼有序,父辈若不提传承的事,小辈是不敢提的。“台湾家族企业成员的关系到了需要梳理的阶段了,家族成员该不该进入企业,以怎样的准则进入,由家族成员接班还是由经理人接班,这些问题都在困惑着台湾的家族企业。”蔡鸿青决定行动起来。 蔡鸿青于2012年底发起成立台湾董事学会时,台湾有多位知名教授和成功的企业家加入,这些人平时就处在蔡鸿青的核心朋友圈里,在家族企业治理的问题很有共识,决心抱团启智。 家族企业问题的处理难点在于,不但是“人治”,而且一旦涉及情感问题就纠结不清,没有非黑即白的答案。为了避免大而化之的讨论,董事学会每次举办沙龙活动时只针对这些庞杂问题中的一个小角度去讨论,比如“老臣管理”。或者沙龙只是有针对性地邀请很少几个人参加,由知名教授作为指导老师进行点拨。在小圈子里,大家更愿意敞开心扉来谈论家族问题,寻找解决办法。但如果在上百人的论坛里,很难实现真正有效的对谈。 董事学会最终想组织起一个专注研究家族企业问题的开放平台,不分国界,派系和学校。“很多东西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学者有时也是隔靴瘙痒,大家都需要持续不断地经验分享。”这是蔡鸿青一段时间以来的感受,“我不认为到国外参访会有特别大的帮助,家族企业需要的是最适合自己特有的治理机制。” 而台湾家族企业治理机制应该如何设计,蔡鸿青的想法是:“这跟菜单一样,每个人选的菜不同。有人要传下一代,有人不传,这其中会有很多方法和个案可以讨论。这些问题不像审计或是财务能够讲得清楚,而是需要通过广泛的考察,并且结合自家的问题才能厘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