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访上海市酒类专卖管理局局长卢荣华杨志琴素有“东方明珠”之称的大上海，一直是各种中外名酒群雄纷争的重要战略市场。这里不仅是“中国酒”走向世界的重要窗口，而且是酒类市场管理最为规范的城市，在全国堪称典范。近日，借“首届中国白酒东方论坛”在上海召开之际，《东方酒业》记者专程走访了上海市酒类专卖管理局局长卢荣华先生，就上海市酒类管理成功经验及酒类专卖的一些相关问题进行了畅谈。五个加强 管好市场《东方酒业》：卢局长，您好。上海作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其酒类管理在全国堪称典范。在很多地方酒类市场管理缺乏规范的情况下，上海的成功经验无疑具有启示和示范作用。能否谈谈这方面的具体措施和做法？
卢荣华：酒类管理是食品安全管理工作的一部分，也是我们上海城市管理工作的一项内容。上海的酒类管理之所以比较规范，主要得益于城市法制化建设创造的良好环境。为了加强酒类监管，近年来，我们坚持了“5个加强”，收到了显著效果。aihuau.com第一个是加强依法行政。上海原本就制定有自己的“酒类产销管理条例”，后来商务部又颁布了“酒类流通管理办法”，这两个法律性质的文件对我们开展依法行政、依法监管市场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些年，我们严格按照《条例》和《办法》的要求，进行酒类市场的规范监管工作。收效非常明显。第二个是加强市场监管。我们监管市场的指导思想大体可以归纳为“三句话”：本市生产源头严格掌控，外省酒类商品严格检测，流通渠道严格监管。在此基础上，我们又确定了“三个重点”：重点监管流通主渠道——商超大卖场、连锁餐饮店等；重点监管“散装酒”（监管难度最大、最易出现问题）；重点监管“敏感”区域——集贸、农贸市场、城乡结合部。今年，我们又进一步提出了重点整治“三小”市场的举措，即：小市场、小餐饮、小夜市。其实，酒类监管不外三大要素：一个商品、一个市场、一个监管对象（经营者）。通过这样的监管，上海的酒基本得到了有效管理，市场和商品质量基本做到了有序、可控。第三个是加强教育培训。从2003年开始，每一个换证周期我们都要对所有的经销商进行一次培训，提高酒类经营人员队伍的素质。我们认为，要想规范酒类市场，没有经营者整体素质的提高，是不行的。所以，加强从业人员的教育培训，一直是我们规范酒类市场的一项重要措施。我们摸索出了一套“滚动式”人员培训模式，培训对象主要是批发、零售企业从业人员，已连续举办了59期，现在正在筹备第60期。所以，规范酒类市场思想上要重视，以防为主，打防结合。第四个是加强信息系统建设。要想把酒类监管工作提高到一个更新更高的水准，离不开信息系统的支持。我们已建立起了全市酒类生产、批发、零售业基础信息网，目前正进一步加以开发完善，这在酒类监管执行工作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第五个是加强酒类市场监测。从2003年开始，市财政每年都拨放专款，由我们酒类专卖管理局委托上海市酒类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开展上海市酒类市场商品质量的监测。每月抽检一类商品，抽来的酒样，通过酒类监测站检测分析，如发现重大质量问题，及时通过媒体向消费者发布消费警示，确保消费者酒类消费安全。依法治酒 善莫大焉《东方酒业》：从全国范围来看，为什么不能实行统一的酒类专卖管理？目前存在的障碍是什么？由此带来的突出问题又是什么？卢荣华：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是通过酒类的专卖形式来开展酒类管理的。所以我认为，这种管理模式也将成为我国酒类管理的最终手段。这是由酒类商品本身的独特属性决定的。在我国，烟草实行专卖了，盐业也是国家专卖的。但是酒类从80年代初放开以来，不再实行专卖。二十多年过去了，目前这种现状要想恢复专卖确实存在难度。首先，酒类跟烟草、盐业的生产方式、过程不一样。酒类在我国仍然保留了不少作坊式的生产，很小的一个企业、甚至一个家庭都可以做酒。在这样的生产力和生产水平条件下，要想实行专卖很难，这是原因之一；其次，国家把酒放开以后，这么多年酒类的生产已经形成某种固定格局，这种格局跟地方的利益、税收有很大关系。很多地区，酒厂是当地的纳税大户，是财政支柱，因此要实行专卖，操作起来具体问题很多；第三，目前我国的酒类管理，生产、流通以及税收都在不同的部门，各部门有着不同职能、职责，这种固有的体制和工作机制，也很难把它们归拢到一块。什么叫“专卖”？“专卖”就是只有国家才可以从事的一种经营行为。如果真要搞专卖，只能由一个部门来管理，而在我国目前的体制下，质监总局管生产，商务部管流通，税务总局管纳税，有些地方的财政利益又牵扯到当地财政局，甚至一些标准还要由行业协会制定，要想一下子把这么多工作统筹到一个部门里去，你说难不难？此外，还有很多很多的其它制约因素。这些都阻碍了我国酒类专卖机制的建立。而正因为不能实行专卖，所以酒的管理才愈发艰难。《东方酒业》：您认为，目前“食品工业生产卫生许可证”、“酒类产品质量等级认证”、“QS标识”、“备案制度”、“溯源制度”的出台，能否彻底净化酒类市场，使酒的管理真正走上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的道路？卢荣华：近两年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酒类管理措施，有些还是法律和法规，譬如《生产许可证》就是法律，《酒类流通管理办法》是部颁规章。这些措施对于强化酒类管理都具有重要意义。现在关键的问题，是怎么执行到位。目前我们上海正在全力贯彻、落实这些法律法规的要求，包括许可证制度、溯源制度等我们都在做，上海的各大酒类企业都已经在使用随付单。目前，酒的生产已经由法律来管了。但酒的流通，仅靠《管理办法》来管，其力度还稍嫌不足。我们建议，应该尽快启动我国酒类流通的立法程序，将《管理办法》上升为条例、上升为国家的法律。如果能够把酒类管理的生产条例与流通条例整合起来，形成国家统一的酒类生产与流通管理的法律法规，酒的监管力度将会更大、管理也会更加完善。收银员的“启示”《东方酒业》：与国外的成功经验相比，我们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什么地方？卢荣华：要说最大的差距，还是我们的国民素质和法制化环境还达不到人家那种水平，这是酒类管理一个基础性的差距。任何一种管理都必须面对国情。发达国家对酒的管理，离不开他们的国情。那些发达国家的国民素质、国民教育，包括法律规章的完善与执行，都和我们不一样。我在给酒类经营人员培训班上课的时候经常举一个我亲身经历过的事例：2003年到美国考察，有天晚上我在夏威夷的一家超市里，看到一个日本小伙子要买酒，收银员却说什么也不卖给他。后来那个小伙子跑到外面的车里，把护照拿来给收银员看，才买到了那瓶酒。原来，收银员怀疑那位日本青年未满法定年龄，所以必须查看有效证件、证实他确已达到法定年龄才卖给他。后来我问那位收银员：他是外国人，你怎么也管他？她说：肯定要管，凡是踏上美国土地的，不管哪国人，都要遵守美国的法律。这件事给了我很大触动。一个普普通通的收银员，她不是警察，却对自己国家法律的理解、把握和执行如此到位，甚至对外国游客也不含糊，这说明了什么？说明国民素质高。试想，在我们的商业职工里面，究竟有多少人法律意识能像他们那样强？所以，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在酒类管理上的最大不足，就在于整个国民素质和执法环境的差距上。大家都说上海酒类管理得好，其实更重要的是上海市的基础环境比较好，跟国际接轨的水平比较高；同时上海市民的整体文化素养、道德水准、法制观念的水平也比较高；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我们在从业人员教育培训上下的工夫比较大。所以，一系列因素决定了上海的工作可能做得比较好一些。《东方酒业》：您认为我们的酒类监管工作还需在哪些方面进一步加以完善？卢荣华：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国家能够尽快把酒的法律法规健全、完善起来，让酒类监管工作有法可依。当然，要最终实现酒类市场的净化、规范，还需做长期、大量的工作，可谓任重而道远。但只要有法可依，我们的执法机构切实依法办事、严格执法，这个目标一定能够实现。对此，我们充满了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