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解读“顺德商道”
·李 含 章·
不曾想到，4月29日的一篇《回望顺德思想解放30年》发言稿，通过内部渠道和外部渠道（网络），都引起了一些反响，特别是某学术门户网站的一些网友纷纷评头论足，对所谓“顺德商道”（民营经济从“零和”状态开始；市场经济从外部条件引入；本土经济从补偿贸易加工模式起步；和谐经济从适度干预入手这样一个完美的途径）蛮有兴趣，希望能够展开谈一谈。本文针对性再说一说，以飨各位网友和关注者。
（一） 民营经济从“零和”状态开始
时代背景：鸭子数量决定姓“社”姓“资”
中国共产党在1978年决定开放市场经济的同时，把进入现代化做为一个并不遥远的目标，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讲，意味着中国必须从近30年（1949～1978）的全面计划经济的“路径依赖”的“锁定状态”中逐渐挣脱出来，重新寻找一条既不能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又要进入商品经济大潮、进入全球经济一体化（毫无疑问是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体化）的一条充满未知数的完全模糊的道路重新寻找一条既不能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又要进入商品经济大潮、进入全球经济一体化（毫无疑问是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体化）的一条充满未知数的完全模糊的道路。实际上讲，是一条在马列主义中暂时没有标明的路，所以要“摸石头过河”。（笔者2007）。
从一开始，改革开放的最大阻力就是“无路可走”！因为从1956年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开始，中国人就告别了私有制，商品和市场经济都己成为最陌生的名词。再经过“文革”不厌其烦的“斗私批修”，商品经济早已是老鼠过街，尤其在农村，“资本主义尾巴”被割得相当彻底干净。一句话，通过四分之一世纪的彻底革命所缔造的公有制、集体所有制的一统天下，已经根除了商品经济“复辟”的内生条件！在中国工业改革开放的必须翻开第一页的时刻，必然会由一个人或一群人，在一个必然存在的地方，出现一个偶然的事件，形成一个突破口，让新鲜历史的路径由此而展开。什么样地方、什么样的人来翻开这历史的第一页呢？
一方面，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必须突破，经济制度必须发生变迁；另一方面，制度变迁的内生条件几乎不存在，也就是说工业领域改革不可能采用安徽凤阳小岗村“包产到户”的模式去启动。因为在上世纪70年代的背景下，农业生产资料要素完全是内循环，农村改革仅仅是改变生产关系而已，几乎不发生交易费用；而工业改革首先缺少市场和资本两个最关键的要素，不可能避开交易费用的门槛。做为制度变迁的初始化选择，唯一的希望只剩下“接引外资”，即外生条件。作者相信，将来的世界经济史，一定会将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格局的1978年，那无比艰难，无从下手的第一步载入史册。
谁距离“外资”最近呢？广东、珠三角。毗邻香港，到处都是侨乡。但政治风险很大，一定要保证不能够落下“里通外国”的罪名。
珠三角虽然有500年的外埠通商历史，但广州是政治中心，不可能带头“造次”（变迁），；中山、江门、台山、东莞、惠州、顺德、南海、番禺虽然都是“侨乡”，但只有顺德、南海具有“百年巢丝工业”传统（虽然因为1972年“以粮为纲”填平了数十万亩的桑基田，已经斩断了巢丝工业的上游产业链），而且巢丝产业的集聚地就在顺德县的容奇镇（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的50年间，曾经是“日进十万银”的“广东银行”，也曾经是聚集过当时中国产业工人一半人数的风升水起的宝地）。
诚如新制度经济学家所言：“历史是最重要的”，“人们过去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历史给了顺德人一次稍纵即逝的机遇。
1978年的顺德是什么样？当时如果一个农民家里面养3只鸭子，那么他是社会主义；一家里面养5只鸭子，那他就是资本主义，就要“割尾巴”。这就是1978年“三来一补”启动的时候的社会状态。当时还是人民公社，就是在那种“一大二公”的社会条件下，顺德人打响了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第一炮，摸到了第一块“石头”——三来一补（笔者 2006）。
1978年，给当时的顺德县委书记黎子流先生留下的是刻骨铭心的记忆：“回想当年，是在重重枷锁之下，在很多不准的条条框框下突围而出，感觉就好像打仗一样，分分钟有危险。改革需要勇气。”（参见2008年01月21日珠江商报）
笔者在《顺德县志》查到1950年——1978年的职工和农民的人均收入曲线，28年间基本上是一条平线。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所有的私人巢丝工厂都变成公私合营，顺德也和全国一样告别了民营经济，进入了“一大二公”，政府以鸭子数量来决定每家每户姓“社”姓“资”的时代。地方财政少，群众收入低——博弈论典型的零和状态。
（二） 市场经济从外部条件引入
从一开始，改革开放的最大阻力就是“无路可走”！因为从1956年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开始，中国人就告别了私有制，商品和市场经济都己成为最陌生的名词。再经过“文革”不厌其烦的“斗私批修”，商品经济早已是老鼠过街，尤其在农村，“资本主义尾巴”被割得相当彻底干净。一句话，通过四分之一世纪的彻底革命所缔造的公有制、集体所有制的一统天下，已经根除了商品经济“复辟”的内生条件！在中国工业改革开放的必须翻开第一页的时刻，必然会由一个人或一群人，在一个必然存在的地方，出现一个偶然的事件，形成一个突破口，让新鲜历史的路径由此而展开。什么样地方、什么样的人来翻开这历史的第一页呢？
一方面，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必须突破，经济制度必须发生变迁；另一方面，制度变迁的内生条件几乎不存在，也就是说工业领域改革不可能采用安徽凤阳小岗村“包产到户”的模式去启动。因为在上世纪70年代的背景下，农业生产资料要素完全是内循环，农村改革仅仅是改变生产关系而已，几乎不发生交易费用；而工业改革首先缺少市场和资本两个最关键的要素，不可能避开交易费用的门槛。做为制度变迁的初始化选择，唯一的希望只剩下“接引外资”，即外生条件。作者相信，将来的世界经济史，一定会将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格局的1978年，那无比艰难，无从下手的第一步载入史册。
谁距离“外资”最近呢？广东、珠三角。毗邻香港，到处都是侨乡。但政治风险很大，一定要保证不能够落下“里通外国”的罪名。
珠三角虽然有500年的外埠通商历史，但广州是政治中心，不可能带头“造次”（变迁），；中山、江门、台山、东莞、惠州、顺德、南海、番禺虽然都是“侨乡”，但只有顺德、南海具有“百年巢丝工业”传统（虽然因为1972年“以粮为纲”填平了数十万亩的桑基田，已经斩断了巢丝工业的上游产业链），而且巢丝产业的集聚地就在顺德县的容奇镇（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的50年间，曾经是“日进十万银”的“广东银行”，也曾经是聚集过当时中国产业工人一半人数的风升水起的宝地）。
诚如新制度经济学家所言：“历史是最重要的”，“人们过去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历史给了顺德人一次稍纵即逝的机遇。
于是，在1978年夏天，中国共产党热火朝天进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全国大讨论时候，顺德人凭借“春江水暖鸭先知” 的百年经济智慧和 1874年借用侨资兴办第一座机器巢丝工厂的历史经验积累，静悄悄办起全中国第一家“三来一补”外资企业——顺德县容桂人民公社辖区内的“大进服装厂”。是年秋天，东莞人也如法炮制成立了“太平手袋厂”。
于是，在中国共产党决定改革开放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五个月，在四大经济特区开创之前三年，在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之前五年，顺德人率先打响了中国外源型经济的第一枪！容奇人果敢地迈出经济制度变迁的第一步！
最有发言权的黎子流先生回忆：“在1978年，容奇镇与香港“牛仔大王”签订了一项来料加工补偿贸易合同，建立起大进制衣厂，这是全国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之后，顺德充分利用几十万华侨的力量，大力吸引外资发展经济”。（参见2008年01月21日珠江商报）
（三） 本土经济从补偿贸易加工模式起步
历史已经证明，1978年夏天，顺德人凭借经济智慧和自觉意识，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夜，做出了经济制度变迁的初始化的正确选择！
于是，“三来一补”成为以后成立的国家工商总局追认的企业新模式并立法规范之。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讲，这是“三来一补”的外源型经济模式在中国进入了“路径依赖”的锁定状态。仅仅用短短五年时间，没有经过任何政治运动的强化，一项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离经叛道的崭新的“三来一补”经济模式，就能够被纳入社会主义的制度化轨道，这在共和国40年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后来的经济特区，再后来的十四个沿海地区，再再后来的遍布全国各地的经济开发区以及今天的中西部开发，通通都是从“三来一补”的招商阶段起步。
这就是“顺德路径选择”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或曰新制度经济学的价值和意义，“制度变迁往往是由于某些小的、偶然事件触发的”。
但这只是“顺德奇迹”的第一乐章，后面才是华采乐章。研究顺德县经济历史数据你会奇怪地发现，外贸加工的产值连续八年（1978～1985）增长之后开始走下坡路，与此同时，工业生产总值却进入年递增15%以上的高增长期。也就是说，顺德人用“三来一补”赚来的第一桶金，投入自己的实业，笔者称之为“从外源型经济向内源型经济的悄然蜕变”（2004年），由此掀开顺德本土经济的辉煌篇章。如此美妙的经济类型的华丽转身，是顺德本土经济研究中的最有魅力的部分，也是历史经济学中的绝佳案例。
从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10.6亿到2006年1058亿国内生产总值（笔者注:两者有差别,相比较倍数会缩水,但是确实找不到1978年的GDP），顺德人完成了GDP百倍增长的区域性经济崛起的奇迹！
（四） 和谐经济从适度干预入手
和谐社会的基础是什么？是“诚信”、“道德”那些意识形态领域的事情吗？我想不是，而应以和谐经济为基础。也就是说和谐社会一定要建立在和谐、合理、发达的经济基础之上。
那么，什么是区域性“和谐经济”？我个人认为可以由三个方面来构成：
和谐生产关系------推动生产力
和谐产业结构------推动产业升级
和谐产业文化------提升核心竞争力
顺德2005年10月正式推出的“三三三”产业发展战略，其实质就是构建一个区域性和谐社会的和谐经济模式，对于顺德本土经济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价值和长远的意义。
“和谐经济”这个概念，是英国剑桥大学的詹姆斯8226;莫里斯教授2005年9月参加北京科博论坛演讲时提出的（注：此公因为信息不对称诱因理论而荣获199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项）。当然这位中国政府聘请的海外顾问，并没有指出和谐经济的内涵，仅仅说中国应当在公平教育和人才战略方面给予更多的关注与投入。
这种巧合，无疑从一个侧面印证了顺德人在构建和谐社会、构建和谐经济方面又走在了实践和理论的前面（笔者 2006年）。
笔者以为，顺德本土经济从“三来一补”那一天“摸着石头过河”开始，就在被一种未曾认知的经济规律在推着走（亚当8226;斯密所说的“无形之手”），也就是说某种经济理论始终在推动着顺德产业经济走过了四个发展阶段，只是不为人们所察觉而已。直到2005年的某一天，“三三三”产业战略的提出，才是顺德产业经济发展史上第一次站在经济理论层面上，站在驾驭规律的层面上，指导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换言之，提出“三三三”产业战略，意味着顺德本土经济“摸着石头过河”时代的结束；标志着区域性政府的“有形之手”开始理性引导区域性经济；标志着顺德产业今后五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发展，先有了理论大纲作指导。
在敢为天下先的顺德，在30年前摸出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第一块“石头”——三来一补的地方，政府率先擎起中国第一面本土经济理论大旗——“真正结合了经济学的智慧结晶” 的“三三三”产业发展战略，超前引领一个县域经济走出“摸着石头过河”阶段，我想，这百分之百符合邓公的心愿。
同时，人们也注意到顺德政府对产业经济适度干预的服务理念：一旦“三三三”战略进入实施轨道，政府将适时退出。如此清晰的引领思路，令人耳目一新。（笔者 2007）
实践是检验“三三三”的唯一标准。今天，当我们回望顺德产业经济30年辉煌成就的时候，经济增速最快，GDP增幅最大的是从2004年的601亿，到2005年的845亿，到2006年的1058亿，再到2007年的1279亿，连续四年每年递增200亿的大跨越。
经济发展史是用数字和理论共同谱写而成的。
2008-5-9于 顺德 质研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