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兴庭郑州市出租车司机个人出资18万至20万元购买的出租车,所有权与经营权却归出租车公司所有。一对开出租车的夫妇因交涉“两权”被打,致一死一重伤。这一事件激化了“两权”矛盾,从7月30日至8月1日,全城10000余辆出租车的“的哥的姐”们,集体停止运营,市内交通陷入有车不能坐的瘫痪状态。 近年来,出租车行业的群体性事件不断。从宁夏银川的出租车罢运事件,到安徽合肥、山东济宁的出租车群体“停运”,再到现在郑州市出租车行业的集体“人间蒸发”,这一连串的事件发人深省。在这些城市,司机们采取的虽然基本上都是“非暴力不合作”,但它给城市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潜在的社会风险却令人心有余悸。按道理,出租车不乏行业协会,一方面,建设部有出租车协会,另一方面,交通部也有出租车及汽车租赁协会,再加上出租车公司里面的工会,维权通道不少,但出租车司机何以采取这种极端的方式呢? 不论是出租车公司,政府部门,还是出租车司机,在这种群体事件中几乎是“几败俱伤”。算来算去,损失最大的还是广大的出租车司机们,两三天时间就得付出上千元的成本,然而,个体维权的无助和法律条文的苍白与昂贵,让出租车司机们深刻感觉到了“组织”的重要性,两害相权取其“轻”,正是基于这种简单的推理,全国的集体罢运事件接二连三。 行业协会,据说是独立于政府、企业以外的第三部门,但我国的现实是,行业协会常常沦为利益部门的附庸。法律规定,要建立行协会,必须通过行政主管部门的审批,要找个单位“靠一靠”。这种管理体制造就了大量的官办“行业协会”, 建设部的出租车协会,交通部的汽车租赁协会,无一不是如此,甚至成为公务员下岗分流的一个渠道。至于工会,热衷的似乎只是一些“送温暖”,与政府的关系、在企业的地位更是不尴不尬。出租车维权的“草根之路”表明,在司机们最关心的问题上,这些有着强烈官方背景的行业协会和工会不起作用。 出租车司机权利表达渠道的堵塞是今天这种“多输”格局的根源。正如有媒体分析的,一方面是出租车司机对官方成立的行业协会或工会的不信任,另一方面是官方不允许成立以草根为主导的工会或行业协会,“不信任和允许,司机们在行业工会和协会上就此和政府一拍两散。”事实上,要有一个和谐的出租车市场,就必须有一个出租车司机们集体信任的行业协会或工会,而这,需要的是政府更加开放和务实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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